已开征30多年的资源税，一直存在着平均税负低、计税调节机制不灵活、征收范围狭窄等问题。自2011年起，我国开始逐步推行资源税改革，即由从量变为从价计征，并逐步推进相关资源品的清费立税改革。资源税改革的实质是加税，从而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并进而加快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学诞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对于资源税的改革，已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对价格波动比较大的矿产资源，改成从价定额征收，并且在资源品价格走低的时候，推出改革。
增负还是减负
张学诞介绍，其研究团队正在针对中国第二大铁矿石来源地四川攀枝花地区的钒铁矿进行资源税改革的模拟测算。
该研究的方法是将目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税率取一个多年平均值，以此作为当下从价计征的税率。初步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平均税负在改革前后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在资源品价格低位时，税率的平移会使企业实际缴税额减少，一旦价格上涨，税额将随之增加。
“如果不能降低税负，还不如不改。”中国矿业企业协会副会长雷平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他认为，资源税改革需要在降低铁矿石企业总体税负水平的前提下进行，腾出空间，才能改革，否则将很难推进。
财政部对于“腾挪空间”持赞同态度。在不久前推行的煤炭资源税改革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各地方与煤炭相关的行政性收费，而铁矿石将基本依据煤炭资源税改革的路径推进。
作为对比，中国工业企业平均税负为6%，而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际大型矿山的税负为4%?5%。中国是以贫铁矿为主的国家，平均开采成本在100美元/吨，而澳大利亚、巴西等富铁矿国家，企业平均开采成本低于60美元/吨，税负却仅为中国企业的五分之一左右，这种税收差别加剧了我国铁矿石企业的劣势地位。
国内许多矿山企业希望财政部可以考虑将税负“空间”腾挪得更大些，不仅清理掉一些地方性行政收费，也相应低降低一部分资源税税率。
其实，依据财政部的政策，铁矿石企业一直在资源税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最初仅按规定税率的40%征收，但随着国家对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视，财政部先后在2006年和2012年两次提高了征收比例，目前的征收标准是规定税率的80%。
中钢协财务资产部副主任陈玉千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既然资源税的税率可以适时提高，就意味着有降低的可能性。他建议，从腾挪空间角度看，财政部可先考虑将资源税的征收比例下调到40%，再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中钢协的此项建议已提交给财政部，2月初财政部就此问题也进行了研讨，目前研讨的结论还尚未得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则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财政部先调低税率再进行资源税改革的可能性非常小。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一些品位低的小矿山，它们对环境的破坏仍相当严重，国家不可能单纯因铁矿石行业处于低谷就整体降低税负，这与资源税改革的目标相悖。 2014 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历史最高位78.5%，同比增加9.7%。
寻找行业出路
从铁矿石资源的全球分布来看，富矿分布在南半球，贫矿分布在北半球。国际4大矿山集团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和FMG都分布在南半球，这4个矿业集团占全球铁矿石供应总量的75%左右。
由于我国铁矿品质差，在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我国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急剧攀升。这也催生了国内对进口问题出现两派意见：一种是鼓励多用进口矿，尽量少采国产矿，以减少国内矿山开发和钢铁生产带来的节能环保和生产成本压力;另一种认为，我国应该保持一个相应的国产矿比例，如果全部依赖进口矿，未来或将出现国外矿山哄抬价格，进而影响国内钢铁行业发展。
争论也影响铁矿石资源税改革的进程，焦点聚集在到底是通过降税保护国内产业，还是沿着既定路线逐步提高资源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铁矿石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希望从政策端解决争论，引导行业良性发展。其基本的思路是我国的铁矿石仍要两条腿走路，依靠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该规划或将列为工信部2015年的部级规划于年内出台。
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处长徐文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该规划的初稿已经拟定，其中包括给我国铁矿石自给率设定一个下线，不能让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无限制地上升。”
有业内人士据此推断，该规划所设的铁矿石自给率“下线”可能要小于20%，监管部门对自给率的容忍度或许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