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身份不一定会带来伟大的突破，它更容易使人沉沦；然而边缘身份的人，形成突破的比率要大大高于中心人，这却是无疑问的
1790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二年，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出版了《法国革命论》，在书中对基于抽象原则而非历史实践的法国革命进行了激烈抨击，并预言这场革命终将以一个强人上台而告终。九年后，拿破仑的上台验证了这一说法，柏克的预言被称作历史上最为准确的政治预言之一。
几年后，欧洲大陆另一位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政治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做出了甚至更为精准的预言。他不仅预言法国大革命终将以复辟告终，而且预言出迎接国王复辟的军队会从哪里登陆，路线如何走法。只不过由于迈斯特的思想影响力在19世纪后期逐渐湮灭不明，人们遂不再知道历史上曾有此一预言。
这两位得出预言的推论过程我们暂且不谈，却可以发现两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边缘人出身。柏克作为在18世纪活跃于英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是爱尔兰出身；迈斯特作为法语世界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也非法国出身。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打开，就会发现历史上有诸多极为重要的思想家，都是边缘人出身。比如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出身于希腊世界的边缘色雷斯；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出身于北非；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出身于瑞士法语区；英国的启蒙运动，则几乎被苏格兰人垄断。
通常人们都是将政治-文化所处的核心地带视作中心，将外围地带视作边缘。相应地，我们可以称那些出身于核心地带的人为中心人，余者为边缘人。一般说来，中心人面对边缘人时，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确认自己才是文明或共同体的主体性担纲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通过中心在主体性上的自觉，边缘才可被激活，否则其不过处在浑噩无知之中，从而，边缘状态是一种劣等状态。
此种狂傲是人类主体意识中的一个自然倾向，而该一狂傲的衍生后果是，它会固化住人的思维结构，世界只以特定的方式向他呈现，文化中的一些预设前提被作为自然正当之事无反思地接受下来。这种衍生后果可以使“中心人”安然静享其文化所调制出来的世界秩序，并以此作为对一切文明的想象前提，意识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从而，“中心人”实际生活在一种文化之“魅”中，该种“文化魅性”使得“中心人”流连于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并进而将其上升为某种完全虚拟出来的普遍性，盲目自大而不自知。
“中心人”的这种成见一般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坏事，它只不过是前反思的人类心性之自然结果，是人们借以对世界形成某种认知乃至行动的前提。只是在超出中心区域而行动或思考时，该种成见会构成人们更加有效地认识世界的障碍。
对“边缘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边缘人”如果接受“中心人”的文明叙事结构与政治叙事结构，便意味着其自我身份完全是由“中心人”来定义，其主体性被虚化掉，从而只能自认劣等身份，这是很难接受的。“边缘人”为确认自己的独立主体性，克服边缘性身份这个绝对的命运，便需对强势的中心文化进行反思，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立足点，于是，中心文化所提供出来的“魅性”反而在这里被突破了。此种突破源于边缘人大大区别于中心人的问题意识，一旦成功，便会形成中心人难以产生的观念结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去魅了。由于边缘人的边缘处境，其主体性的确立也必定是立足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之上，超越于狭隘的、被虚拟为普遍性的地区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地消解掉“中心人”之优越感的根基，通过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来确立边缘人的主体性。
也就是说，边缘人根本的生存困境是其观念结构得以形成突破的前提。当然需要指出，边缘身份不一定会带来伟大的突破，它更容易使人沉沦；然而边缘身份的人，形成突破的比率要大大高于中心人，这却是无疑问的。
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面对着法国大革命，当英格兰的激进主义者在欢呼理性的伟大时代的时候，在法国的革命者也处于无比的激动的时候，冷眼旁观的柏克与迈斯特却会有如此精准毒辣的眼光，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