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通过重建古丝绸之路经济走廊，旨在最终实现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亚欧国家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章从贸易、投资、国际货币等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加速我国对外经贸格局的重构，并在贸易结构调整、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贸格局；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
一、 引言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一带一路”战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追求新增长点、重构对外经贸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亚非欧国家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的一致选择。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不设国别限制，不设排他性条款，在多边合作框架内，深入推进政策互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未来必将重塑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本文将分别从商品贸易、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三方面进行阐述。
二、 从古丝绸之路到现代经济走廊――对外贸易格局的变迁
“经济带”是指依托地面运输干道（铁路、公路、河道）形成的经济活跃带或隆起带，也叫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三是到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指依托港口形成的点对点连接通道，“一路”与“一带”在区域上大体重合，这些“海上节点”大多散落在“一带”的海岸线和关键岛屿上。
1. 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从亚欧版图上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边连接着发达的西欧经济圈，另一边连接着较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而中间是一片“经济塌陷带”。由于遍布高原和沙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很多国家不适合发展种植业，再加上动乱和侵略，目前这里的很多国家如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交通闭塞是自然条件之外导致贫穷的更重要因素，在中国汉、唐时代，这里曾经盛极一时，因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路线“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出甘肃玉门，绕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抵达中亚，最终可以连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地中海。
古丝绸之路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走廊，连接着东西方最重量级的两大经济圈。西汉时，西方有希腊文明，中亚有希腊的殖民地大夏；东汉时，西方有罗马帝国，班超出使西域曾派副将甘英出使到波斯湾，罗马曾派遣使臣到达洛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唐朝时，西方有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与唐朝的西域都护府在中亚接壤。这个时候丝绸之路的繁荣达到顶峰，我国玉门、敦煌、阳关都被誉为“陆上海市”，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几乎每天都有通往东方的运输船只。
从蒙古帝国土崩瓦解后，古丝绸之路开始没落，工业革命推动西欧生产发展和人口膨胀，陆路和近海运输无法满足西欧普通人对东方财货的需求，古丝绸之路和古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远洋运输。从此之后，海洋取代陆地，成为连接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从1480年麦哲伦环球航行到今天，古丝绸之路已经沉寂了500多年。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再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这个古老的经济走廊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打造“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顺应对外贸易新格局。进入海洋时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真正全面参与到国际经济贸易竞争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001年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和经济发展理念，遵循国际贸易规则，参与世界贸易竞争，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2001年～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804.8亿美元增长到5 21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而贸易结构中，中国以来料加工为主，向美国出口工业制成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债务约束频频显现、有效需求不断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同时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中国单纯依靠沿海港口向东开放的贸易格局难以为继。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中国低成本、高能耗、扎堆价值链低端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中国对外贸易需要由低成本出口向“大规模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转变。在中国“向东开放”遇到瓶颈的同时，“向西开放”与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贸易额在近年来呈井喷式增长。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2015年，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9 955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25.1%。然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不断增长、经济互利关系不断增强的同时，交通设施的落后和货运量的饱和严重的制约着双方及多方经贸联系的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提出的，它顺应并且将加速这一进程。
三、 从购买国债到直接投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飞跃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的投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接近44亿，多民族交融，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区域内贸易增速很快。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资源丰富。“一带”核心区中亚有大量未开发的油气、矿产资源，其旅游潜力尚未挖掘；“一路”核心区东南亚有着大量油气、矿产、农林牧渔资源，绝大多数国家是旅游胜地；“一带一路”次区域也有着各自丰富的资源禀赋。其次，基础设施需求广阔。贸易高速增长下，“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缺口成为瓶颈。“一带”核心区中亚基础设施老化，铁路、公路、能矿开采、水利电力工程和改造有着广阔的需求。中亚各国与中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基础设施合作，“中哈”铁路已经对接，“中吉乌”铁路正在筹划，中亚国家大量采购中国的机车。“一路”核心区东南亚，泛亚铁路从云南到新加坡的规划建设正在逐步实施，多国政府近期都有着依靠路、港、空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宏愿。其他区域基础设施需求也较为强烈，吸引了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国工程企业前往投资。 当然，由于贫困、冲突、国际势力争夺等因素，“一带一路”国家企业投资的风险隐患也不容小视。例如，以缅甸、菲律宾为典型的很多国家政局不稳定，在位政府控制力不强，与政府签订合约经常遭到民众反对，工程实施执行力不够，且政府的更迭往往意味着国策的全盘调整；塔吉克斯坦、菲律宾等国腐败严重。沙特、印尼、俄罗斯等很多国家都有限制外国投资或原材料出口的法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老挝等国由于较为贫穷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可偿债资金，2012年吉国外债占GDP比重达到83.4%，其次乌克兰为76%。
2. 中国外储从购买国债转向投资“一带一路”项目。2000年～2014年15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从1 656亿美元增加到了38 43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等低收益证券，而对外股权投资和直接投资占比较低。中国依靠低工资、高污染和资源消耗换来的巨额外汇以间接投资的方式回流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再以股权投资和其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高额回报。于是，巨额资本项目顺差对于中国而言仅仅是一个债权记录，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福祉的重大能源、矿产资源、粮食、高新技术等实体领域缺乏话语权，而发达国家用国债换来的资金通过股权和其他直接投资控制了全球资源、关键产业资本和技术专利，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为改变外储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朝着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目标上探索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互补性强，近年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产品技术日益增进，国家间项目合作不断增多，项目成功率也不断提高。此外，中国政府利用外汇储备弥补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资本金，并陆续成立金砖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投行，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支持。目前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能源和矿产开发领域，此外还有发电、电网、水利、房产等民生援助工程，投资形式有新建实体工厂、经营开采权购买、工程承包和“建设承包转移”（BOT）等。
四、 从丝绸到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铸币权的攻守互异
1. 古代丝绸的货币职能。在丝绸出现以前，古丝绸之路被称作“玉石之路”。丝绸出现之后，丝绸取代玉石成为东西方通道上流通量最大的商品，中原的丝绸经汉族商队和草原游牧民族远播至今天的中亚和希腊等地，这是由丝绸的特殊属性决定的。丝绸轻便、不易腐坏且市场价值高，能够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和阿尔卑斯山、渡过地中海携带到西欧的高附加值货物只有丝绸。再加上丝绸的易分割性，丝绸几乎具备货币的所有属性。而事实上，古代丝绸更多的用处不是用来消费，而是支付。《说文解字》提到“货，财也。币，帛也”。中国古代很多交易是用丝绸来支付的，同少数民族的交易，往往被称为“绢马贸易”。古代汉族人用丝绸换取草原少数民族的牲畜，而这些丝绸在西域和中亚也被广泛当作货币贮藏和支付手段，直到向西到了地中海和西欧之后才逐渐转换成服装原材料，用来充当最终消费品。由于中国垄断了丝绸的生产，几乎等同于拥有了这种国际货币的铸币权。无论是在强盛的汉朝和唐朝，还是在军事相对弱势南北宋朝，丝绸作为一种贮藏和支付手段，都是中原国家轻易交换其他民族财货的稳定手段，为古代中国在贸易和经济领域领先世界奠定了基础。
2. 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近代以来，黄金和白银先后在全球经济中起到国际货币的作用，而在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广泛应用于贸易、储备、计价和流通。凭借美国二战后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元随着军队、企业和公民渗入到全球经济的各个环节。以美国的综合国力作为信用担保，美联储有能力发行远超国内流通所需的美元，美国政府、企业和公民能够通过主动负债交换别国货物和资产。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国际铸币权，美国的主权债务可以高到逼近上限的程度，而迪拜和希腊等国却不能。
然而信用货币的扩张是有限的，2013年美国联邦债务已经逼近上限，也就是逼近了财政收入还不起利息的程度，发生了“政府停摆”事件。到了这个程度，美国政府必须一方面减少开支，减少借债，另一方面削减国际资本项目逆差，归还债务。于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从2013年开始转向，退出量化宽松并商讨加息。在加息预期下，全球大量美元开始回流，伴随着美元的回流，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本土，美国经济在实业资本回流下很快复苏。军事上，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外交上，美国虽声称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但却力不从心。
全球第一大债务国货币收缩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机遇。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债权国。从货币的职能来看，人民币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七大储备货币，并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截至2015年末，我国央行已经和境外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超过3.3万亿，124家中资银行和61家外资银行参与了人民币跨境业务，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摆在人民币国际化面前的最大障碍是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交易规模偏小。例如，2013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2 3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额的122倍，其中有87%是美元计价交易。人民币要想在这一点有所突破，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大规模的可交易人民币实体资产。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设施联通便利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有利于增大人民币的支付结算需求。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筹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加速推进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建设，有利于增大人民币的储备需求。鼓励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鼓励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利于增大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交易额。如果丝绸之路经济走廊重现光辉，那么人民币也将像古代中国丝绸一样成为沿线国家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国际货币。
五、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主动适应对外经贸新格局的重要举措。针对过去对外交往和企业贸易投资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经验，适当改善“多头并进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通过全盘规划和软硬实力建设，实施更有计划、更有保障的大规模走出去。鉴于“一带一路”开发的风险性和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中国下一步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调整和作为： 第一，加大多边外交。俄罗斯、日本、印度、土耳其四个地区性大国在中亚、东南亚、中东有着自己的战略主张，这些国家与中国在上述地区的发展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中国应进一步创新合作方式和合作范围。变双边合作为多边合作，更加重视第三国的利益，尤其是地区性大国在各自辐射地区的影响力，在反恐、缓解地区矛盾、环保、消除贫困、基础设施援助等领域与先进国家展开多边合作。
第二，加速境内外贸易线路对接。以新疆、黑龙江、云南为支点，依托中哈、中俄、中缅油气管道从中亚、俄罗斯、海湾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在沿海主要港口打造“陆海丝路”交汇点转运中心。依托新欧亚大陆桥五定班列（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定价）同欧洲开展集装箱贸易，并进一步扩大五定班列的覆盖城市范围。依托云南和沿海省份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在境外加快推动连通中巴、中印、中吉乌、中泰铁路，并完成中亚、东南亚铁路升级改造。
第三，完善贸易合作机制。以我国东部沿海“沪津粤闽”自贸区、综保区为载体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喀什综保区为载体推进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和中国―中东欧贸易合作机制建设。发挥乌鲁木齐的中国―亚欧博览会、宁夏的中阿博览会、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成都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宁波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在经贸信息交流中的促进作用。
第四，灵活运用多边开发工具。为了克服中国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投资风险，中国应主动利用多边开发工具。中国要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保持更密切的沟通和合作；更好的发挥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金融支持作用，作为专门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同时，利用一些双边合作开发机构如中国俄罗斯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发挥其在各自层面的作用。
第五，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借助基础设施出口和企业走出去的契机，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智库型企业在国外重点城市的布局，为企业投资和贸易提供融资、交易、咨询、法律和本地化服务。建立稳固的国家安全体系，保护海外投资权益和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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