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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学生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如何吸引优秀生源前来学校就读，以及学生选择就读什么样的高校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以美国与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大学生择校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比较两个国家的大学生在择校原因及形式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同，并推测出持续竞争可能出现的后果，以期唤起高校工作同仁的注意。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美国；大学生择校
一、高等教育中学生竞争的新形式
过去的十几年，美国经历了高等教育思想领域上的巨大革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深深地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社会”中，高等教育学校不应该仅仅是授予中学后教育资格认证（毕业文凭）的机构，更应该承担起教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重任。表现较为突出的是近来出现在美国以“大学承担一切”（college for all）为主导的思想潮流，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广大民众对“教育期望”的改变。业内人士预测一场急切的变革将要发生，高等教育“大众化”将逐步过渡到“普及化”阶段（Kerr，2002）。并且此种预测已经在某些方面得到很好的印证，比如在高校的入学率上，有超过63%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选择了接受中学后教育，他们基本上平均分布在社区学院、四年制的学院，以及各种大学中（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2002：220）。中国也有着相似的情况，2010年各省的高校录取率基本处在65%～80%间（地区间有差异）。现在两个国家本科生的注册人数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且上升之势仍相当强劲。
这种面向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改革势必影响和改变学生一贯的择校观。每所学院和大学门口都挤满了等待入学的学生，能够进入一所稍有声誉的高等学校已是大幸。尽管这种“竞名校”观念已经不新，但是当前这种趋势却愈演愈激烈，我们从下面的一些事例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上述例子都强有力地证实了两个国家中学生“竞争优势位置”的日剧激烈化。并且随着需要获得中学后教育年轻人的增多，这种“为理想位置”而奋斗的势头就会越激烈。综上所述，本文将试图表达两重意思，一是将分析比较这种竞争局面是怎样出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关注本科生，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学中多数学生）。为了获得最有价值、声誉的毕业证书，学生及其父母会实施一系列的“成功策略”，中国和美国的学生都要经历入学带来的巨大压力，且他们竞争渠道颇为相似，都是想方设法踏入“精英大学”的殿堂，在考生眼里名校的“名牌效应”胜过热门专业的“热门效应”。二是将追溯导致这种择校竞争出现的原因。尽管两国在历史、经济以及文化上有很多的不同，而且中学后教育结构也有不同，然而学生的选择方式竟如此相似。
二、竞争的源由
中国和美国高等教育结构上颇为不同，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选择的竞争方式。首先，两个国家对中学后教育的需求都很高。欧洲大陆等地区的许多国家里都设有教育部，这样就可以根据国家的整体发展来计划制定高等教育的招生，而在美国却没有这种联邦级的教育部门或国立大学来严格规范大学的发展方向、定位等，有的只是各州针对自身情况而制定的面向本地区的教育政策。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没有一个权力集中部门能通过行政手段对各地区或各个州的教育实践进行干涉指导。为了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美国的政治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承诺扩大教育机会来取悦每个公民，这样中学后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虽然与美国截然不同，国家设有教育部，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垄断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在高等教育方面，它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正在由政府垄断下的计划分配逐步转变为由市场来配置，许多过去需要政府审批、需要政府给予指标的权力已被削减或取消。并且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能踏入高校大门。
促使“文凭”供需热的第二个因素是由于美国教育与经济间的松散关联，以及中国人事聘任制度改革的推进。学校只管教书育人，政府部门不包分配，只是制定政策，提供环境，牵线搭桥。在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中，对毕业生的出路、工作问题都有着成文规定，要么进入政府机关，要么就进入某专业领域。而在中国和美国，毕业生往往直接流入“劳动市场”。在没有这种所谓“分配”的情形下，“学历文凭”就不再与“工作”划等号了。除了医疗卫生、科学等领域，政府很少会安排分配“高校毕业生”到各行业。令人惊奇的是，“非分配”制度不但没有使公众丧失对教育的信心，反而使更多的学生及家长坚信受更多的教育才意味着更好的工作。而在“分配型”及“少数人大学”的高等教育中，这种信念是没有生存土壤的，因为“派遣”制度严格规定了这些对职业充满向往的热血青年的出路。当然，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没有了“分配制”带来的不得，教育就得承担起更多的来自各处的压力。
对中学后教育需求一直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学后教育”文凭持有者在劳工市场所占有的持久优势。一项研究显示，在1973年到1997年，美国的高中生或低于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员工资下降了，大学生基本保持不变，而那些拥有更高学历的人员的工资则一直见涨。尽管学历证书可能会带来好工作、高的社会地位，但不见得它的价值可以永恒。现在的就业市场已经出现疲软，而大学却不断扩大招生，为社会输送出一大批高学历文凭的持有者，从而造成了现在的“文凭膨胀”现象。文凭在不断贬值，就业需求人群是越来越多，因此对那些准备升入大学的高中生而言，获得一张有份量的文凭变得异常重要。于是就出现了与十几年前大家争上高中相似的情景，只是现在都一窝蜂地涌向了“学士学位”。总之，文凭、学历的贬值，只可能带来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高，出现教育扩招的螺旋式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较高的高校入学率以及“非分配”制，直接导致了大众对高学历的狂热追求，导致了文凭贬值、膨胀。随着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对学历的需求理所当然会增多，获得文凭的途径也会变得多样化。现在的大学及学院已经负载了太多的学生，每一年的入学数量都在刷新，高等院校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管理这一大批学生，尽可能多的为他们提供职业可能和就业机会。现在涌入社会的毕业生数已大大超过以前，普通学院毕业生进入“低薪”阶层已是常事，因此稍有“名气”的大学就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
选择高等教育的竞争形式可分为两个维度：所选择的院校和选择的专业（Davies& Guppy，1997）。名牌大学及学院能给毕业生提供最好的就业机会，高的薪水等优势。一部权威的文献中曾提到：学校招生越挑剔，能提供给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在专业的选择方面，不同专业也意味着将来不同的待遇，那些与市场需求对口的专业就会带来可观的回报。
现在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动机已经变得复杂化了，简单的经济回报早已不是主要追求，他们都希望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更多。随着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到高等院校学习，争夺优势位置之战也就越发激烈，中国与美国在这种竞争渠道选择是相同的，他们更多关注“就读的院校声誉”。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比较分析这两个国家的学生竞争方式。 "
三、竞争的形式：名校攻略型
许多观察员都知道，美国的教育系统是独具特色的。由于历史上没有标志性的、能够引领教育趋势的国立大学，加上获得合法地位的私立大学的不断兴起，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私立大学、新的公立大学及学院，以及一些特殊教育机构并存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巨大而多样的教育体系下，撇开规模，要鉴别学校间的不同，就只能靠大学的排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多是由一些在地位上极为不平等的公私立的大学构成，如著名的“常青藤大学联盟”、4年制精英型文雅学院（如有“小常青藤”之称的Amherst&Williams colleges），以及公立大学中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等等，他们都是等级制的上层。 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已经影响到了学生的选择渠道。进入顶尖大学学习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大量的学生及家长们都愿意选择“声望高”的学校，且这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项“职业投资”。而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多半应感谢现在出版事业的繁荣，大量的所谓“学院、大学”指南、院校排名书刊在市场流通着。在1906年发行了第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排名”后，销售诸如此类指南性的书刊数量急剧上升。直接导致学生、家长盲从这些排名指导书刊，盲目追求所谓排名靠前的“名校”。一种针对“名校情结”的市场也孕育而生。
除此以外，这种等级制导致高中学生群中“名校攻略”的泛滥成灾，名校对SAT考试的高分数要求也带来了大量“攻略附属产品”的诞生，如近来冒出的以高分为目标的所谓“双重入学方案”、“国际学术方案”以及“入学”咨询部门，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加入“早期应试”的队伍当中。比如，过早制定自己的“大学攻略方案”，参加一些由考试中心举办的“死记硬背型”课程强化班；还出现了以专门给学生提供“攻破宝典”为主的“助你入大学”机构；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竞上名校”的潮流给中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学生父母（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各路政治家们）意识到建立颇有学术性及竞争性的高中课程才是取胜法宝。于是他们要求政府支持兴办更多重点高中、特许学校以及获得更多的教育券作为一种升入名牌大学的捷径。
中国也出现了上述情形，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已经将大学的声誉以及它的排名视为填报志愿的参考依据，甚至有45.8%的考生和50.5%的家长会把它作为“重要参考依据”，而且在考生眼里名校的“名牌效应”胜过热门专业的“热门效应”。这一点在“好大学但专业一般”和“好专业但学校比较一般”的二难选择中表现更为明显。调查显示：有55.3%的考生和53.3%的家长表示，在面临这种二难选择时，他们会牺牲“好专业”而选择“好大学”，另有3.7%的学生和4.4%的家长表示“放弃选择，准备重读”。各种“高考宝典”、“考前必读”型的书籍非常畅销；高考复习班就成为那些由于分数原因未能进入名校学生的最佳出路；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中学”一说，但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只有进入了那些所谓好的、示范性的中学，才意味着拥有竞争名校的可能。这给中等教育带来很大的压力，难免会出现这种“一切只为高考”的局面。由此可见，中国学生的名校情结与美国学生相比可谓是不相上下。
虽然由于“竞考名校”给各方压力的增大引来了社会的争论，但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场名校竞争也为优秀学生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择校提供了可能，这对学生来说，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安慰。
四、竞争的结果：走向更大的分层
竞争带来的压力不断改变着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学生群中的等级层次也更为突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大部分人认为高等院校是少数人能去的地方，竞争主要是集中在哪些人能越过门槛，进入高校的殿堂学习。然而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逐步迈入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宽口径，能容纳更多求知青年的到来，学校也呈现多样性、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学校之间的等级排名理所当然成了公众关切的焦点。传统上的学校选拔功能已由中等教育阶段逐步后移到中学后教育阶段。
这些压力虽然都加剧了国内的文凭竞争，并使高等教育系统变得层次化，但竞争给中国与美国所带来的影响是有目共睹，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借鉴。美国的精英院校招生是在全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院校间的等级分层作为其特色已为大家所熟知，是竞争渠道强化了这种等级分层以及院校间的排名竞争，推动一大批高校的良性发展。
由于中国建国以来对私有院校的严格限制使得公立大学一度成为高等教育的垄断机构，这给学校的招生带来了很多便利，而且学校可以得到政府的完全资助，但导致这些学校在发展上没有特色，没有竞争。随着社会的变革，院校自筹的收入比重逐步增大，现在的大学需要依靠自己的方式来赢取政府或财团支助，他们只有在这个充满对手的市场处于优势位置，才能赢得更多的研究资金及捐赠。在这种以能否利用好现在研究市场为标准情形下，一些大学的校长开始呼吁明晰大学的排名，建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密集型精英大学，把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作为提高自身的方式；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研究经费，中国的大学现在都向美国的顶级大学看齐，管理者们已公开声明要建立更多的像斯坦福大学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过去的几年，一些大学的改革已初显成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筹资方面已远远高于那些相对较小或新兴的大学。
对筹款的频繁关注会使中国大学开始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美国的研究家曾提出，大学研究的筹资情况主要取决于此大学的名誉地位。在每个国家中，竞争研究资金是在全国甚至是国际的范围内，因此与研究资金紧密联系的研究生会比大学生获得更为广阔的筹资空间，那么发展大学教育的筹资市场能否仿效这种做法?如果以研究成功率和筹款水平为衡量标准，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层次化，是否会对来源于不同大学的学士学位产生价值上的差距？
虽然当前在学生或雇主眼里，大学文凭学位没有层次化，但是受大学等级排名的影响，不同大学获得的经济资助已有不同。例如，给大学排名，最近几十年在中国也是如火如荼进行着。主要杂志和报纸不断修订大学排名以提高其发行量，并且现在的大学管理者对他们的大学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也是非常之敏感。总而言之，上述竞争的新形式对全国中学后教育系统带来不少的影响，对于两个国家来说，这种竞上名校的趋势只会加强现有的大学等级制，这种排名观念在大众心目中是固存的，处于顶尖级地位的大学会不断给自身带来利益，且他们会在这种优势中越来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