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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育公平本身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权利公平与经济机会的平等作为前提，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制约，单独的教育公平既难以实现、也难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重任。当前中国教育机套的严重不均等实际上是公民权利、经济机会严重不均等的直接反映，只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威权体制向民主市场体制的转型，实现公民权利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平等化，我们才能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维护机会均等，化解社会危机，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论文关键词]权利平等 经济机会均等 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
一、教育已成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
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日趋尖锐化趋势，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如果说原来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社会两大传统弱势群体——农民阶层和下岗工人身上的话，那么当前的社会矛盾则呈现出扩散化趋势，几乎涉及各个阶层与群体。从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来看，既有大量失地农民的以死抗争维权，也有象唐福珍这样的私营企业主誓死捍卫私人财产权；既有官员莫名其妙地堕亡、自杀、被错打，也有普通民众如杨佳、郑民生等的过激反社会行动；既有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巴东事件这样的市民骚乱，也有富士康、本田工厂工人为涨薪而罢工，更有为数众多的网络围观事件。可以说。随着国内一小撮权贵阶层的崛起，中国大部分阶层成员逐渐陷入弱势境地，权利被严重侵犯、践踏，发展机会被严重剥夺，即使是昔日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也大批失业，沦为蚁族，争抢挑粪工、卖肉佬的工作；而备受羡慕的公司白领则纷纷沦为房奴、月光族、孩奴，进而争抢国企、公务员职位；大小公仆们则特权依旧，骄横跋扈。下层阶级的固化，中产阶层的下流化，上层阶级的世袭化趋势已经激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导致大量精英的以脚投票和资本的大量外流，使中国的现代化前景蒙上越来越浓重的阴影。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虽然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差距的客观存在，加上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经济发展初期的极化效应都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使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严重。然而，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就从0.28增长到0.57，跃居亚洲第一，世界前列，基本与巴西、墨西哥相当，这样快的贫富差距扩大速度估计在世界大国中也绝无仅有。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一方面体现为赤贫人口的庞大数量(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1500元／年，中国的赤贫人口估计有1个多亿)及其基本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超级富豪资本集中度的急剧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财富集中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人均收入还很低、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的背景下，贫富差距过大、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意味着富豪阶层对社会中下层财富的过度掠夺，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或绝对下降，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抗争，激化社会矛盾。
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过大，还不至于引发中国当前这样普遍的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危机激化的根本原因是贫富差距背后严重的权利与机会不均等。其实，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美国是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国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还是沃尔玛、戴尔、布隆迪格，都是凭借天才、勤奋加机遇走向成功的。而不是靠特权与垄断致富，因此他们并没有招致普遍的憎恨。香港的贫富差距甚至比大陆还高，但香港也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机会相对均等，因此，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也没有招致民众的普遍不满。但在中国。由于权利的不平等，资源与市场的严重垄断，政府的严重失灵。腐败猖獗，导致发展机会严重不均等。这种机会的不均等不仅体现在长期存在并继续存在的二元户籍体制、国有企业与利益集团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上，教育机会与社会保障的不平等上，而且体现在权力的垄断与世袭、权力与资本的广泛勾结上，以及广泛存在的城乡二元、城市二元、行业二元、企业二元、职位二元上，使平民子弟进一步丧失上升空间，阶层之间的流动日益困难。如果说，几年前网络上有一篇《我奋斗18年后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小文章深刻地揭露了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等的话，那么，对于今天的穷二代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一辈子注定都没有机会和富二代、官二代一起喝咖啡了，只能成为房奴、蚁族或漂一族。权力的垄断与世袭，资源与市场的进一步垄断，导致发展机会极不均等，阶层固化日趋严重。当前社会上穷二代愈来愈激进的言论体现了他们对权力与资源垄断的强烈不满，以及平民子弟对未来的失望与绝望。如果不能有效地缩小不同阶层之间横亘的机会鸿沟，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将进一步激化。
因此，要化解中国的社会危机，就必须从根源上解决发展机会严重不均等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然而，利益集团并不甘心放弃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也不愿意社会改革危及自身的利益，但又不能不对日益强烈的社会不满做出反应，这样，教育就被他们选中，作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而成为重点抨击对象。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教育神化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万能药，把社会所有的不平等最终归结到教育的不平等上，这样，通过对教育功能的神化，利益集团有效地转移了社会矛盾，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
二、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然而，教育并不是万能的，教育公平不是社会公平的充分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不是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在权利公平与经济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并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作为支撑。没有权利与经济机会的均等，就不可能实现教育的平等。企图通过教育的平等来实现权利与经济机会的平等实际上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本末倒置的。
从历史角度看，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为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项必要条件与人类从农业社会、丁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紧密相关。在农业社会，创造财富的最主要要素是土地，科技水平的低下使教育在财富创造中贡献甚微，因此对财富的分配几乎没有多大影响，教育是否公平对社会平等影响不大。这一阶段，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是对土地的公平分配。在工业社会，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创造要素，也是影响个人之间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对分配的影响力依然有限，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就是资本获得的平等化。但在后工业化时代，知识已经取代土地、资本成为最主要的财富创造要素，知识获得的机会平等就成为社会平等的最重要条件，而知识的获得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教育，这样，教育就成为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这一阶段，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是教育机会的均等。只有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才日益凸显，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处于首要地位，教育的公平在这时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只有现代社会，我们才有充足的经济基础实现公共免费义务教育，并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 "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第三阶段。西方社会首先实现的是权利基本平等，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西方等级制逐渐被废除，现代民主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平等、自由、博爱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思想，普选制、议会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地方自治、人权保护政策不断得到完善，个人自由不断扩大，政府寻租行为受到有效约束。由于权利的逐步平等化，权力的垄断与世袭被打破，普通大众获得平等的发展权。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的垄断与财富的世袭造成了新的机会不平等，它导致不公平的竞争、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且最终威胁到西方民主体制的基础。但西方开放式、参与式的民主体制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它通过颁布反垄断法、反歧视法、公平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措施，有效地打破了工业寡头、金融寡头对市场的垄断，也消除了其他有形、无形的二元体制，防止了寡头政治，保障了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此外，为了降低财富世袭对其他公民初始发展机会不均等的影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西方国家还开征了遗产税、赠与税与财产税，并征收累积的个人所得税，从而进一步保障了个人发展机会的均等。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来愈大，教育水平的差距逐步成为影响个人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无论是从教育的外部性考虑还是从教育在促进机会均等、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角度考虑，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都十分必要。这样，二战后。西方国家就把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作为重要目标，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才具有承担大量公共教育投资的经济实力。此外，就教育公平自身的发展来说，从基础教育公平到中等教育公平再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可见，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也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先有权利公平，然后才有经济机会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权利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权利的公平就难以有经济公平和教育公平，企图绕过权利的公平分享而追求教育的公平是不现实的，也必然会失败。
三、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是权利不平等的反映
面对当前国内日趋恶化的社会危机，特权阶层似乎并不准备放弃他们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实现权利与经济机会的分享，而是企图绕过制度变革，在权利极度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并通过教育机会的公平来实现社会公平。但这显然是本末倒置、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必然难以实现。而现实也是如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体制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当前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严重机会不均等，恰恰是国内权利分配、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反映。
当前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对国内城乡二元体制及等级社会的反映。在中国，即使是一国国民，由于出生地域的不同，其享受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绝然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以户籍体制体现的权利歧视上。而且体现在城市内部不同的单位二元之上，也体现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权利之上。正是由于权利的不平等，我们才看到作为行政级别最高层的北京市，能够动用全国财富建设自己的基础教育设施，建立高水平的大学；省会城市则能够集中全省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基础教育设施，补贴重点学校；越到权利等级下层的城市，其能够集中的资源就越少，教育投资能力也就越弱。因此，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的市民，其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就越多，教育质量也就越高，这与其城市行政级别相对应。中国最大的不平等是城乡之间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农民二等公民的地位使城乡之间教育质量、机会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具体反映为农村教育资金的长期短缺、教育设施的严重不足、农村教师超低的工资待遇，最后导致农村教育质量的低下及农村学校较高的辍学率。并且，基础教育阶段的质量差距进一步累积到初中、高中阶段，使农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低于城市地区。虽然高等院校的大规模扩招使农民子弟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高昂的学费、就业市场的分割与垄断。农民子弟在非重点院校的集聚，使城乡子弟的发展机会更不均等。即使在城市内部，由于阶层的分化也导致权利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一些权势阶层、权势部门能够利用公共资源建立基础设施完善、师资力量强大的贵族学校、重点校、重点班，人为地制造教育不公，并垄断这些教育资源，实现权利与资源的代际转移，而普通大众的孩子则只能到质量较差的普通班，甚至棚户学校上学，实现贫困的代际传承。并且，在中国，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有进一步向学前教育阶段和大学后阶段延伸的趋势。 因此，希望绕过权利平等而先实现教育平等是不可能的，中国当前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等恰恰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均等的反应，只有先解决公民权利平等问题，教育公平才有实现的可能并起到应有的作用。 "
四、维护社会公平需要全面的社会改革
无论是从西方社会发展历程还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看，权利平等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前提，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教育机会的平等。但鉴于中国赶超式现代化的现实，各种延时性矛盾集中为并发性矛盾，中国不可能分阶段地实现政治权力、经济机会、教育权利的平等，而必须同时并进。并且，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不能等到政治权力的平等后再逐步推进教育公平，而是应该尽快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率，促进教育公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逆转阶层固化趋势，促进机会均等，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危机。
要维护社会公平，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权利的公平分享。中国的改革采取了双轨制，经济上的双轨制虽然暂时打破了计划的藩篱，但也留下了寻租的机会；政治改革的滞后虽然暂时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集权体制与部门垄断留下了利益集团隐患；寻租与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发展到今天造成了权力的垄断与世袭，发展机会严重的不均等，社会贫富差距急剧的扩大，使现代化举步维艰。因此，要实现发展机会的均等化，我们就必须推动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利的平等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逆时代潮流而动。虽然，由于历史的路径依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打上民族烙印，就像西欧、美国、日本的市场经济各有特色一样，但作为最成功的经济体，他们也具有共同的内核：民主市场体制。30。多年来，民主市场体制虽然经历过多次挑战，但由于其内在的合理性最终取得了制度优势。虽然民主市场体制也不完美，因为作为有限理性的人不可能创造出绝对完美的体制，但民主体制相对于其他体制来说，具有相对优势，更重要的是，民主体制由于其民主特性而具有自我纠正、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民主体制可能不是最好选择，但或许是当前最佳的次优选择。从东亚模式来看，只有顺利实现政治转型的日本和韩国保持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其他依然坚持威权体制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则经济与社会危机重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此，中国也必须尽快地实现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要实现权力的分享，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废除不公平的城乡户籍制度，拆除一切不公平的二元体制藩篱，加强公民基本人权与财产权的保障，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但从长远来看，民主体制的稳步推进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强大才是公民权利的最有力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更高层次的普选制与地方自治，建立健全权力分立与制衡体制，把颠倒的官民关系重新理顺过来，使公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得到有效保障。要使中国的民主转型获得成功，我们还必须准备两个条件，一是普世价值取代家族文化，二是以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打破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这就要求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否则，权力的垄断与世袭只能导致暴力循环。
要维护社会公平，还必须实现经济机会的相对公平。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机会的均等化就要求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市场化，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对个人财富进行合理调节。中国经济机会的最大不均等就在于国有企业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造成不公平竞争，导致创业环境恶化，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太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采取了各种措施，然而，国有企业产权虚置、所有人缺位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国有企业的低效与高代理成本。不解决产权问题，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低效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私有化，经济有自己的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制止利益集团推动的国进民退逆流，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打破其在能源、电力、银行、通讯等领域的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一切竞争性产业，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激励个人创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个人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减少权力寻租，使分配更为公平。此外，我们还必须打破各种市场垄断，对各种企业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资源的更优化配置。然而，仅仅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还不够，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必然导致个人起始竞争条件的差异，难以实现公平竞争，甚至出现劣胜优汰。因此，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尽量降低家庭背景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使发展机会更为均等。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保障和财产调节两个角度采取措施，一方面，应该依据各地的物价水平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生存风险对贫困阶层发展的束缚；另一方面，应该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并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必要调整，从而降低财富的代际影响。
在权利公平与经济机会均等化的基础上，教育公平才有可能。鉴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水平的教育公平，只能争取12年制义务教育，并尽量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促进不同地区教育质量的均等化。这就要求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总投入，并对教育投资结构、区域分布进行大幅调整。由于城乡差别、东西差别是影响中国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中央政府的教育投资应该重点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倾斜，并严格禁止地方政府挪用、占用、截留。对在边远地区、不发达地区工作的教师应划拨专款，实行特殊津贴，使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教师收入略高于发达地区教师，并像日本一样实行城乡之间的教师交换、轮岗制。另外，中央政府还必须改变过度偏重于高等教育的投资模式，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远远超出社会需求，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也使高等教育丧失选拔功能，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因此，政府应该根据中国高考人数的递减趋势、后扩招时代的来临，将一些教育质量比较差的高校降为职业技术学院，使教育结构更符合中国社会需要，并强化高校的选拔功能，减少教育寻租机会，使发展机会更为均等。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奖、助、贷、补的助学机制，使贫困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机会接受高层次教育，并且，这套助学机制应该向中等后所有教育延伸，使不同阶层子女的受教育机会进一步均等化。
只有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权利、经济发展机会的均等化，我们才能为教育机会的均等创造必要的条件，促进个人发展机会均等，缓解社会矛盾，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