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联手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类媒体纷纷转载讨论。一时间，劳动教育成为舆论的焦点。
重提劳动教育既是基于现实的亡羊补牢，更是放眼未来的未雨绸缪
《意见》一发布，很多人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这么大的力度强调和推动劳动教育？
《光明日报》曾经报道过一项针对某示范高中高一学生的劳动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未来的栋梁当中：从没洗过衣服的占79%，不会或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
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大学生中丝毫未得到改善。有媒体曾经对兰州在校大学生的自理能力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大学前56%的学生没有做过家务。面对其中的一道题目：你觉得不做家务的原因是什么？A.不想做，讨厌做家务；B.学习压力大，没有时间；C.一直都是家里人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D.不会做E父母不让做。72%的大学生选择了C，6%的学生选择了B，58%的学生选择了A，22%的学生选择了E。
这一调查揭示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家庭教育不重视劳动教育，家人包办严重；另一方面，学生没有培养起热爱劳动的情感和习惯。
2014年，全国“两会”网络访谈时，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介绍了一项邮局的新业务，是把高校学生积攒的脏衣服快递回家洗干净后再邮寄回来。这个商机令人啼笑皆非，又让教育汗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透过这些现象，足见我国的青少年劳动教育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与此同时，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却对孩子做家务的问题专门立法。德国法律规定：孩子6岁前可以玩耍，不必做家务；6-10岁，偶尔要帮助父母洗碗、扫地、买东西；10-14岁，要剪草坪、洗碗、扫地及给全家人擦鞋；14-16岁，要洗汽车、整理花园；16-18岁，如果父母上班，要每周给家里大扫除1次。对于不愿做家务的孩子，父母有权向法院申诉，以求法院督促孩子履行义务。
而西方国家的“家庭车库教育”“学校工场教育”就是家庭、学校为学生创造的可利用的劳动教育平台。
疏远了劳动教育，我们失去了什么？
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中小学加强劳动教育。他强调“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中小学生要从小“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和创造磨炼意志、提高自己”“争当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小标兵”。这不只是来自党中央的精神，更是一位长者对青少年的真诚忠告。
劳动教育不只关乎情感态度价值观，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学科组专家冯振飞认为，这还与我们苦苦追问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紧密相关：“劳动教育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知识，参加劳动实践，有助于青少年了解现代生产和技术的基础原理，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兴趣和能力，促进学生主动运用科学文化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对技术的理解、探究与反思，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形成时代发展所必需的技术素养、技术创新意识和技术实践能力。”
“劳动技术学科的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特点，决定了其在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与地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教研员贺明菊说。
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卓晴君认为，现在还有必要从民族命运的角度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劳动教育不仅关系到教育内部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更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4月28日讲话中说的那样：“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
可见，劳动教育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时候。今天，三部门重提劳动教育，既是对中央精神的部署，也是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回应；既是基于现实的亡羊补牢，更是放眼未来的未雨绸缪。
学校弱化、家庭软化、社会淡化，劳动教育全面受困
劳动教育再出发，首先要做的是“回头看”，摸清当前劳动教育的问题所在，以问题驱动劳动教育的下一步规划发展。
当前，劳动教育的问题可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来分析。
冯振飞在任第八届国家督学期间，曾调研过3个省的26所农村初中。他发现，只有7所学校开设了劳动与技术教育课程。学校劳动教育被明显弱化。
江苏省苏州市职业大学教授傅小芳认为，学校劳动教育的失位以21世纪初的新课程改革为分野。进入新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在中小学催生了一门新的必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该课程包括四大学习领域，劳动与技术教育就是其中之一。综合实践活动的开设，本意是为了推动素质教育。但在贯彻当中，各地、各校在做法上，尤其是在对待原本发展良好的劳动与技术课程上出现了明显分化。
“一些省市如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依然以地方课程的形式在中小学开设劳动技术课程，而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不再开设独立的劳动技术课程，劳动教育的课程地位遭到质疑。”
“劳动与技术教育对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设施设备的配置等都有较高要求，导致一些学校在选择综合实践活动内容时避重就轻，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开展程度和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程晗认为，劳动教育在学校沦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还与评价的缺位密切相关。推行素质教育多年，考试学科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而劳动教育没有被纳入学生升学和学校评价体系，就很难得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的足够重视，必然被边缘化。
这与冯振飞在调研中得到的回应不谋而合：调研中，校长普遍反映，因为劳动教育“学而不考”，造成学校重学科轻劳动与技术课。家长、学校、社会都把升学作为教育和学习的主要任务。 同时，各地区、各学校间开展劳动教育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少数先进地区的劳动技术课程结合现代特点引入了许多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成为学生最受欢迎的课程，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断涌现出劳动技术创新作品，有不少还获得了专利；但在大部分地区，主要由于思想认识问题，劳动技术教育的路径、方法还比较陈旧、单一，有待创新。
当前，家长群体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很多误区，如重学业轻劳动，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并将之传递给孩子，“学习好就行，家里的活儿不用你管”“学不好就去扫大街”成为家庭教育口头禅，家庭劳动教育软化。最终，孩子成为“学习机器”“生活白痴”。
傅小芳认为，大学生不会（愿）剥鸡蛋、不会（愿）铺床、不会（愿）洗衣服、不会（愿）钉纽扣这些怪象背后，独生子女现象也值得重视：
“社会已进入独生子女一代，两代人众星捧月般地照顾一个孩子，不仅家务全包，还包揽了孩子的基本生活劳动。在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下，孩子自小就失去了参加家务劳动的机会，也就无法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感、习惯和能力。”
贺明菊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社会劳动教育淡化：“我国尚未建立起企事业单位联手学校组织教育的规则，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其他社会资源有限，加上很多学校本着学生安全的原则，也不敢组织学生社会劳动实践。”
“一些领导干部带头投机取巧、不劳而获、贪污腐败等不良社会现象，也冲击和淡化了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等优良社会传统。”程晗说，“这对劳动教育产生了严重误导，导致学生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奢侈攀比的不良现象。”
同时，社区劳动教育的氛围也日趋淡薄，“城市居住环境被分割成住宅、超市、绿地等不同的功能区域，可供劳动和玩耍的地方越来越少；网络所构建的虚拟世界成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偷菜’的乐趣取代了种菜的快乐；在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体力劳动者往往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傅小芳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学生甘愿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了。”
学校弱化、家庭软化、社会淡化，劳动教育面临全面围困，需全面突围。
抓关键环节全面突围
劳动教育再出发，既要明确目标方向，又要找好路径、手段。
《意见》将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落在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上，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基，是对“育人为本”这一教育工作根本要求的落实和贯彻。
为了使劳动教育能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意见》又提出了工作目标和工作路径，使要求可执行：用3～5年时间，“推动建立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同时，示范引领，先在全国创建一批国家级的劳动教育实验区和一批省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劳动教育特色学校，用这些有限的“点”带动全国劳动教育“面”上的深入开展。
劳动教育要全面突围，就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落实课程、开展校内外劳动实践、鼓励家务劳动等关键环节，重点突破。
劳动学习是人人必须拥有的经历，基础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劳动课程。《意见》将课程视为学校劳动教育工作最首要的关键环节，明确规定，其中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通用技术课程要“开足开好”。要明确并保证课时，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要“切实开设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课”，普通高中阶段则严格执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课时可“视情况相对集中”。另外，《意见》还提出，劳动教育要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中“加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在少先队活动中“有机融入”。课程路径多元，又适度适当。
劳动教育强调手脑并用、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意见》要求，劳动教育要注重“做中学”和“学中做”。从校内劳动和校外劳动两条途径提出了要求：
校内要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学校日常运行中，“学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化”，“开辟专门的种植区域，由班级、学生认领绿植或责任田，有条件的学校可适当开展养殖”。《意见》还要求“大力开展与劳动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活动”，并“广泛组织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劳模报告会、手工劳技展演”。
《意见》强化了对校外劳动的要求，首先要纳入学校的教育工作计划，“每个学段都要安排一定时间的农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充分利用社会劳动教育资源，“结合研学旅行、团日队日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城乡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要结合实际情况，城镇学校可“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农村学校可“农忙时节组织学生帮助家长进行适当的农业生产劳动”。
劳动意识、态度和能力的养成需要从小孩子开始，要从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人手。《意见》要求，学校要密切家校联系，鼓励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布置适量的劳动家庭作业；要转变家长对孩子参与劳动的观念，使家长成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和协助者”，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围绕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意见》从统筹协调、师资建设、资源开发、督导评价四方面入手，提出了一整套劳动教育的保障机制。
明确劳动教育责任主体，强化责任意识，从县级、校内、校外三方面加强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
既要提高劳动教育教师待遇和地位，强化专业培训，又要广开渠道，“积极探索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
既要因校制宜，又要积极争取社会支持，充分利用闲置社会资源，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劳动教育的评价既要发挥督导的监督作用，又要探索建立校内劳动评价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意见》已从顶层设计上指出方向，但劳动教育要在教育中落地生根，还亟待各地方相关部门、各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创新思路，制订出可操作的具体细则，使劳动教育不落空，不跑偏，不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