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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探讨21世纪德育变革问题，既要从现实出发，又要放眼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既要继承我国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遗产，又要考虑如何同世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进性、科学性东西接轨，既要考虑社会经济基础变化对德育的巨大影响，又要遵循德育自身发展规律，才能适应２１世纪时代的要求，创造新世纪学校德育的辉煌。
一、由重政治教育转向重道德教育的趋势
学校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统一 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受“左”倾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好“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德育意识已经被打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 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期。由于客观上社会的变化正处于进行之中，主观上人们的主体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差距，所以目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和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在道德选择导向上出现了三种选择倾向，一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文明：二是选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主要是优良传统美德；三是既要弘扬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前两者显然具有较大片面性，只“向外看”和“向后看”必然脱离现实。只有第三种选择倾向，才有可能对道德建设做出符合于自己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造。
二、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将由政治动力转向经济动力的趋势
在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以往的德育中，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成为少数思想境界较高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重利轻义”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都是“重利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道德思想及其一系列儒家道德文化，并以“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例说明坚持儒家思想的重要，这种思想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儒家文化精神也重新获得了一个再评价、再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本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精神的强大冲击，使得一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然而，某种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在文化选择和再造中最缺少和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时代要求。“重义轻利”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德为本”的实现手段，它适合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礼法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封建社会，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生价值观。在面临经济结构形式根本转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社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淡化乃至崩溃是必然的。
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起飞，其主要动力并不能归功于儒家道德文化。把儒家道德观念作为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来解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为本”和“道德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这恰恰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意夸大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能强化“人治”国家的实质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