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崛起”就成为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热点议题之一。这个议题不仅对当代国际秩序有重大的影响，如：“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并且对中国国内政治提出新的挑战。在中国国内方面，经济层面上的飞跃使得许多固有的观念都面临着转型，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渐式微。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转变，创造出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文化模式。当代中国新儒学的再复兴似乎为这个观点提供有力的左证。因而，本篇文章意图将此观点加以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传统；诠释；儒学；当代中国
1 研究目的
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当代中国儒学再复兴的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由于在当今的研究当中，特别是从西方的研究角度来看，学者们对新儒学的解释似乎更倾向于将其量化。例如，将代表当代儒学的孔子学院以数字与分布图的量化形式呈现出来，并企图以此来解读孔子学院包含着多少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输出。而甚少将其以诠释的研究途径体现出来。因此，本篇文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试图将新儒学以方法论的角度，即以诠释主义的角度解释，提供一个更深层的解读。以诠释主义的研究途径，本篇文章企图展现再兴的儒学是如何在当代中国重新诠释，中国政府如何借鉴镶嵌于传统中的思想，以达到将儒学转化成一种新的合法性来源的目的。
2 文献探讨
由于本篇文章企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解读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无法做出深层次的解读，即便孔子学院是当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因此，本节会先对以量化方法为主的实证主义，及其相对的诠释主义研究途径进行简要的文献的回顾、探讨与比较。
2.1 关于实证主义研究途径
2.2 诠释学与当代儒学
尽管诠释主义途径在解释个人信念与行为相关性的时候，没能像实证主义一般总结出“因果关系”甚至建立预测的模型，但是我们仍可以藉由指出这些信念与行动状态之间的关联，来解释社会行为。这点对于解释中国当代儒学的再兴尤为重要。事实上，诠释性研究途径自身亦在不断地变化，将焦点由个人及心理转而探讨符号体系及其在社会中如何运作的问题，出现了民族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诠释性研究途径的自身转变为其结合其他学说，衍生新的诠释性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本文则认为，这种可能亦可以应用到中国当代儒学的解释中。
为了进一步解释诠释主义研究途径更加适用于儒学，本节会以当代中国新入学的复兴作为分析案例，尝试解读当代儒学是如何借鉴于镶嵌于传统的中的经典思想，增添或修正其意义，进而用于当代政治生活中。对于如何借鉴古典儒学来构建所谓的“家国”体系在本文中会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事实上，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学内涵的变化是一直存在的。这一点在余英时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从总体来看，宋明清儒学的内涵变化是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过程。具体来说，宋代理学的内涵是在于它的心性之学，这被认为是对儒学复兴具有创新性的一环；并且，宋代儒学的重心在于其“尊德性”，认为理论与知识的功能只是为成就其“德性”而服务（余英时，1970）。明代的儒学更倾向于转型的阶段：尊德性到道问学，或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儒学尊德性的巅峰，同时也是道问学初步兴起的阶段。到了清代，儒学的演变则更为明显。除了考证学的兴起，清代儒学更在“体”和“用”两方面展现新的发展。从儒学的道德本体转变为政治社会体制，从文本儒学转变为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儒学（余英时，1975）。简而言之，宋明儒学偏于思，清代儒学偏于学。这个过程说明了传统的儒学也并非一成不变，其意义与内涵的创新和改变值得细细的解读。传统儒学的主导地位在五四运动中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正面临着一次最严重的考验。”但回到现实，儒学的复兴再次说明了它随着时代转变的适应力。
3.1 新儒学与中国体制
考虑到传统的儒学长期地主导者古代中国的帝王统治思想，本文认为新儒学的复兴也与政治统治脱离不了关系。事实上亦是如此，对新儒学的重新诠释最经典的表现就在“儒学与中国体制”的结合上。这里将探讨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借鉴传统儒学的思想，用于维持其合法性以及统治地位。
在对传统儒学解读的作品中，蒋庆于2003年出版的一本书《政治儒学》极具有代表性。在书中蒋庆立基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比较讨论了当代新儒学、全盘西化论以及自由主义政治论。她认为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概念的吸引力逐渐地衰落，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有新的概念进行补充，而儒学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应该回到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来寻找，而非单靠西方概念的支持（蒋庆，2003）。
同样的观点在另一位政治学者中可见。康晓光在他的作品对如何使用传统儒学来维持威权体制合法性给予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儒学为威权体制国家提供区别于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民主学说的“第三条道路”道路的选择（康晓光，2004）。他认为，儒学中的“仁政”思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需要解读其背后的逻辑。这种仁政的思想事实上是镶嵌于儒家的礼法等级制度中，即：位高权重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实施仁政的方式来换取下层人民的支持。基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诠释，当代中国政府将这种思想转变成所谓的“以民为本”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且进一步将这个原则发展成“民本政治”。民本政治的出现同时也给予一个重要的启示：当代中国将民本政治立为根本，发展出属于自己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这取代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在中国的必要性。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借鉴儒家“德性”思想上看到。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口号，希望建立一个党员的道德基准，而随后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便是对这个道德标准的回应。由于中国政府事实上属于“文化政府”，因而需要回归于传统政治思想，而作用于现代。这就对研究途径的延展性提出巨大的要求。实证主义研究途径立足于现状，创立因果关系，但其延展性颇具局限，不能如诠释主义途径一般，先回归传统思想，观察其深层的变化过程，并对传统思想在当代的意义进行解释。
3.2 新儒学与家庭式国家模式
但是新儒学的作用却不仅是在塑造新的认同，并且是在创造一种“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体系。这种体系是“家庭式”的社会体系。这可以从中国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行政区的论述中体现出来。首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其政治宣传手段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在这个宣传中，我们可以明显的见到传统儒家的五大核心关系之一：兄弟关系，并且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在对待香港和澳门方面，虽然“一国两制”的原则使得两地主权移交到中国，但是两地的认同感，特别是民族的认同感相距甚远。尤其是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体系下，仍然对中央的政策保持着诸多的不满。正如中共中央所论述的：欢迎香港、澳门两地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到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态度就犹如家长给予孩子一样的关心与支持。同样地，中港关系被定义成儒学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家庭式的社会体系中，中央政府扮演着“君或父”的角色，而地方或特区政府扮演着是“臣与子”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可以决定“中国家庭”中的主要与重要的事务，如重新定义“一国两制”。这个观点可以在最近发生在香港的事件中加以证明。北京政府发布的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恰恰证明对一国两制的重新定义。这反映了中央政府家长式的观点，正如前文所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 4 结论
如研究目的所述，本文主要尝试通过诠释主义研究途径来解释和解读新儒学在当代中国复兴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通过对文献的探讨和回顾，本文认为将诠释主义途径与儒学结合是可行的。不管是欧克夏的回归传统的诠释学，还是傅柯所发展出来的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都将诠释学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结合。这种方式当然亦适用于正在复兴的新儒学。同时，本文也建议，若学者想要研究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使用诠释主义研究途径会比实证主义途径更佳适合。
为了证明诠释主义研究途径的更适合，本文以当代新儒学如何借鉴传统儒学的政治思想，通过对其诠释与解释，赋予新的意义，并应用于当代政治生活当中。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证明当代儒学的复兴是源于对古典儒家思想的再诠释或再定义。儒学政治思想的转变不仅仅让我们认识到诠释主义中的“意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更让我们这个意义背后的作用，即当代儒学是如何使用这些新诠释的意义来作用于当代的政治生活的。正如古典哲学家施特劳斯所说：古典政治哲学是为了引导人们去寻找最适合的生活方式，找到能够促进生活的最好的秩序 （Strauss， 1957）。同样地，当代儒学的复兴，事实上也是对古典哲学思想的一次再探，希望从古典哲学思想中，找出一条建构“最好秩序”的方式。回顾传统与古典的政治思想，找出镶嵌于历史的精华不失为一种尝试。因此，本文希望将诠释主义途径与中国当代儒学相结合，使得学界对当代新儒学在中国的这个重要议题能够有更佳的研究和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