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这些年加大了出监教育力度和建立安置帮教机构，但很多人出狱后，从未想过依靠政府或者个人组织的帮教类机构，他们想摆脱坐牢的阴影，而不愿以一个可怜的出狱人的身份继续活着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叫布鲁克的老囚犯，年轻时因犯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关进了肖申克监狱。布鲁克读过大学，是监狱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因此被派去管理图书室。他老实本分，属于元老级的“模范囚犯”。68岁那年，他终于被批准假释，重获自由。
政府为布鲁克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在一家超市当包装员。然而，坐了50年牢，早已适应了高墙内生活的布鲁克，面对崭新世界无所适从，度日如年。他很快就精神崩溃，甚至想过再杀一个人，重返监狱。最终，他上吊自杀。
在中国，也有不少“布鲁克式”的人存在，走出监狱后，无法面对社会，选择自杀或者颓废一生，或者再犯罪入狱。曾经有一个叫赵连永的人，在还有不到一个月出狱的时候，用6块布条接起的绳子，结束了自己44岁的生命。对于这个一直在监狱积极改造的人，赵连永的家属和狱警都摸不着头脑，最后猜测：他担心出狱后无力面对债务和社会的眼光，承受不了压力，走上不归路。
监狱外面的社会，对曾经在高墙内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回归之路有着怎样的障碍和阻隔？
户口簿上留有的“前科”
一次失足，永远成为恶人，成为“撒旦”，甚至不被家人原谅和接纳，这是绝大多数走出高墙的人面临的社会舆论环境。
在中国，坐过牢的人有被“贴标签”的传统。山东省昌乐县一基层监狱民警肖扬告诉记者，在2003年以前，被判刑的人户口会被迁入监狱或劳教所，被释放后，公安机关在办理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少管等人员落户时，户口簿上“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一栏内，会记录下“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少管（迁入）”字样。
2003年8月，公安部推出30条便民利民措施，其中规定取消被判处徒刑、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注销户口。“在这个利民政策下，户口簿上不再显示犯罪人员的前科记录，犯罪记录只会显示在内档上。”肖扬解释说。
事实上，这种户口簿上留有的“前科”的仍旧存在历史残留。比如，在泉州晋江打工的四川男子罗蒙，便一直为自己的户口簿上的“灰色”记录苦恼着。2002年，罗蒙犯事被劳教，解除劳教后，重新办理的户口簿上醒目地写着：“2004年6月7日，因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少管由福建省三明市抢夺（2.6）迁来本市（县）。”这条不良记录一直让他感觉很丢脸。
庆幸的是，如今，大多数刑满释放的人都不必担心自己的过去被普通人发现，除非自己说出来。《方圆》记者在采访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4年的张强时发现，他毫不避讳向任何人讲述他的过去，他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坚信“浪子回头”的可贵。他本以为他的坦诚会换来周围人的信任，但他仍旧要面对每次面试都因他坐牢这件事泡汤的残酷事实。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过重的心理负担，同为刑满释放人员的刘杰选择隐姓埋名。远离了监狱的刘杰说，现在她过得很好。
不愿以一个可怜的出狱人身份接受帮助
29岁的李华是北京人，因故意伤害罪被判6年，2013年出狱至今已经快两年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
他告诉《方圆》记者，对他们这些出狱的人来说，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才能找到存在感，他不幸运，至今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不过，他也并非靠天吃饭。
“出狱的时候，家里帮我办了低保，每月四百块钱，勉强饿不着。”李华悄悄地告诉记者。他是单亲家庭，母亲没有工作，根据当地的有关政策，他符合拿低保的条件，但“听说只给吃一年低保，找了找关系，到现在还能吃上低保”。
记者了解到，自2005年以来，民政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生活困难，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按有关规定，也将纳入低保范围，接受社会救助。
“出来后有相关的安置帮教机构帮助找工作吗？”听了记者的问题，李华笑着回答，除了低保，出狱后，没有任何部门或者机构，提出要给自己找工作，他也不知道刑满释放人员应该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常州监狱的监区长陈勇军告诉记者，通常，刑满释放人员从拿到释放证离开监狱开始，他们就跟社会上普通的老百姓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可以自由地找工作，有些发达地区，会有类似安置帮教的机构，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一些帮助，但有的地方没有条件，出狱的人只能自谋生路。“各地政策不一样，大多数基层地区都没有帮教机构。”
《方圆》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帮教机构由地方司法局建立。比如，广州市荔湾区司法局建立“西关阳光驿站”缓冲过渡机制，针对“三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生活来源）和陷于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两类人员”）进行心理辅导、生活困难救助等，一年来已帮助150多人，有的迷途者还转型成为志愿者。
还有一类帮教机构属于民间型的。比如，由山西青年王杰办起的“中国安置帮教网”。中国安置帮教网于2007年5月创立，是一家以安置帮教释解及服刑人员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平台，在当地开有摄影器材公司的王杰成为这家网站的负责人。据了解，几年来，这家网站已先后在太原一监、二监、晋中监狱、山西省女子劳教所等地连续举办十多场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的招聘会，200多名刑释解教人员通过该网站找到工作。 “不想去找帮教机构，那样就永远没法跟过去说再见了。”李华告诉记者，他出狱后，从未想过依靠政府或者个人组织的帮教类机构，他想摆脱坐牢的阴影，而不愿以一个可怜的出狱人的身份接受帮助。
今年5月22日，曾轰动京城、致25人死亡的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的少年刘翔出狱。当年十几岁的无知少年，经过十几年的牢狱，已迈上青年光阴。出狱那天，北京朗润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去接刘翔，想带这个刚回到社会的青年去看一场话剧，沟通下感情，希望能帮助他走好出来的每一步。
但刘翔拒绝了，拒绝了所有想帮助他的组织和个人。他说，只想安静地过生活。
出监教育缺失
“不接受救助，没法面对过去，这是出监教育缺失的一种表现。”陈勇军认为，坐过牢的人，特别是在监区时间较长的人，除了长时间与社会隔绝产生的陌生感，更大的压力缘于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带来的“贴标签”现实，让他们很难以正常心态面对监外生活，对这部分人必须进行一定的培训教育。
《方圆》记者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的监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出监教育环节的投入。为了让即将刑满释放的人感受逼真的“回归生活”，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例如浙江乔司监狱设立了浙江省首个出监分监狱和回归中心，让即将刑满释放的人接受出监教育。
据了解，乔司监狱的出监教育为时3个月，分两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由各分监狱对刑释前的罪犯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出监教育。主要对职业技能培训获证情况进行排查，对未按要求获证的开展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系统学习就业知识，为罪犯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第二阶段由出监分监区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教育和培训。以罪犯回归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为出发点，对罪犯开展传统文化、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就业与创业、社交礼仪、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教育，组织罪犯参加模拟社会的适应性培训，使罪犯做好回归社会的思想准备、心理准备、能力准备。
目前，浙江这种“监禁式―过渡式―社区式”分级管理模式的出监教育并不是独家的。早在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就规定，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方圆》记者了解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近年来，北京、云南、山东等多地监狱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出监教育中心。
“现在所做的远远不够，在我国，出监教育缺的问题还很多。”陈勇军认为，我国的出监教育才刚刚开始，想要达到一定的效果还需要一个过程。以常州监狱为例，今年以前，因为经济、政策等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监狱的出监教育多是由各监区自己组织，有得监区做的比较好，会从心理、劳动技能方面给予一定指导，但总体上而言，出监教育不均衡。“2015年，监狱加大了对面临出监人员的教育培训，将即将出监的人员统一到一个监区，进行为期三个月左右的培训，内容包括从心理上怎样适应社会，从外地请专业人士给临出监人员传授劳动技能等。”
“出监教育就是走个形式，根本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没有一点用处。”李华告诉记者，他曾经所在的监狱，并没有单独的出监教育中心，所谓的出监教育，是“临被释放前，上几节心理课，进行几次简单的劳动技能培训而已”。
在采访中，多名重返社会的刑释人员觉得，自己所受出监教育的作用微乎其微。记者调查发现，全国除了几个地区专门设立了出监教育中心，大多数地区的监狱将出监教育环节放在各自监区，出监教育没能形成体系，流于形式现象普遍存在。
“世界各国的很多经验也说明，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回归工作是一个体系工程，不仅仅是监狱的工作。”陈勇军认为，让失足者更好的回归社会需要一种合力，除了监狱、政府、民间组织的能动外，刑释人员走出社会还需要家庭、周围人等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