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
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
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
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
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
“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
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
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
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
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
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
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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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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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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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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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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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
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
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
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
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
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
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
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
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
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
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
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
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
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
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
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
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
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
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
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
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
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
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
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
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
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
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
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E.E.Schattschneider.The Semi-Sovereign People.NewYork: Holt.Rinehart，and Winston，Inc.1960 2.Jay M. Shafritz， "Politics，" The Harper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3 3.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Governmen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4.史小龙，董理.利益集团政治影响的经济分析：一个理论综述.世界经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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