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比较优势从根本上来说，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或发展实绩取决于增长要素禀赋能否符合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条件的要求。战略选择，主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路径与自身增长要素禀赋条件、发展环境匹配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动态强化和发挥，比较劣势得以弱化和转换，约束条件得以缓解，在国际经济竞争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后起发展中国家与先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经济增长(背景)条件的不同及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不同。作为后起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实现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唯一的途径是选择与自己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并努力改善自己的增长条件。
(注：从这一点看，由于各国经济增长条件存在着客观差异，因此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供套用，特别是对一个大国来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所拥有的增长条件和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增长战略在理念和路径选择等多方面上的缺陷日益显现，已经难以满足我国持续增长的要求。
因此，迫切需要根据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条件对战略重点和路径进行及时调整。本文试在对我国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约束条件进行概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战略路径进行系统调整的建议。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面临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约束条件 1.比较优势
(1)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融资和技术引进条件。在需求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支持。
在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的状态对于发展中巨型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无疑至关重要。如果是作为先行的发展者或是处于封闭的经济系统状态，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积累就有赖于内生的力量，因此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可能完成和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先行发达国家之所以经历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其缘由正在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采取了倾斜的发展战略，包括很高的积累率和低的消费、牺牲农业利益来获取工业发展、军事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借以在短期内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短缺问题，并通过工业的倾斜发展打破经济的低水平陷阱，带动经济发展。
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资本和技术要素一般会流向那些具有更大获利机会条件的领域和地区(包括国家)，这为后起发展中国家消解资本或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影响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和相对充裕的国际资本，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融资环境。
从技术因素方面看，后起国家与先行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一直被许多学者视为是后起国家的“后发优势”。在理论上，后起国家通过引进、模仿和消化，可以大大节省技术开发的成本，并使得技术开发的周期缩短。
中国家电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在短期内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
(2)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作为后起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
这一方面给就业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制造成本上明显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1999年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
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仍然明显，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3)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市场。我们认为，一国的市场容量及其潜力转化能力正在成为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近13亿人口，相当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多，是一个尚处于中低水平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虽然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二十多年，但除部分城镇居民和极少数农村居民已经步入小康社会以外，其他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层次尚处于很低的水平，物质财富还极不丰富，消费欲望十分强烈。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到60%为温饱，40%到50%为小康；30%到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为20%左右，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为37.1%，农村居民为45.6%，消费水平差距十分明显。
如果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问题和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致力于国内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改善和市场需求的拓展，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将带给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前景。
(4)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比较优势，如果单纯从“后发优势”、市场潜在规模以及劳动力成本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很大意义。
“‘后发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巨大的潜在市场+持续增长能力”这种组合，才能构成强竞争力的增长优势。也正是这样一种明显的优势，使得二十多年来外国资本不断涌入，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成为世界经济日益关注的焦点。
所以，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百年不遇的良好发展机遇，关键取决于政府和人民对这种良机的把握能力和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其中，发展战略路径的选择和制度的配套至关重要，将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实绩的关键因素。
2.比较劣势 在从比较优势角度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表示乐观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比较劣势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滞后。 后起发展中国家制度上的比较劣势被认为是一个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虽然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吸引了众多国外资本的流入，并取得了二十多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业绩。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也日益体现。
笔者始终认为，制度决定行为，好的制度激励好的行为和约束坏的行为，不合理的制度会“怂恿”坏的行为并使得好的行为结果受损进而损害秩序和效率。中国现有的市场制度安排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增长来说，其缺陷和“劣势”都十分明显。
首先是产权制度安排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依然存在。A.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滞后，尽管政府试图通过一些方式来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但产权的缺陷依然存在，国有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国有资产的流失明显增加并呈现加速趋势。
不彻底的产权改革和不恰当的改革方式，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公问题，并增加了就业的压力。B.土地产权制度上存在的缺陷。
名义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归属十分模糊。土地的处置权主要掌握在各级政府和“村官”手中，“如何处置”土地很少真正体现公意和民意，既缺少民主的程序，又缺乏民主监督的途径和方式。
对于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虽然在政策上表明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和进行使用权转让，但所有权并不属于生产者，由此既导致农民对土地投入意愿的不足和开发利用上的粗放，而且容易造成土地以“集体”的名义而被廉价“征用”，使农民丧失土地使用权。 其次，市场规则的不公平、不合理。
规则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是竞争的基本条件，是根据生产要素或功能贡献进行分配的基本前提。行业利润的获得，劳资之间生产经营成果的分配，技术发明创造成果的权属，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存款人利益的保护，契约关系的维护，人口的流动，等等，都需要有透明、公平和合理的规则体系。
否则，就会引起秩序混乱，就会损害效率。但中国至今依然存在严重的行业垄断现象，资本市场定位错乱现象，政企不分现象，户籍管制，城乡歧视，等等。
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得不到维系，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资本市场恶意“圈钱”和投资者正当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现象得以长期延续，城乡、工农之间差距日益扩大，钱权交易和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长此以往，必将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产生严重的损害。
再次，法治基础薄弱。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制定并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的现象仍旧比较普遍，法律面前不能实现人人平等。
“软政权”现象在中国同样十分明显。(注：“软政权这个词应理解为包括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纪律，它们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
腐败也属软政权这个概念”。（见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上令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必然导致寻租盛行，腐败不止和社会不公。> 现代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
是一种通过契约关系的建立和法律体系的保证来运作的经济。其中，“法治”是核心，信用秩序的建立、金融经济的发展和成熟都需要“法治”的保障。
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及其持续性，决定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而无论是具有资源基础性配置职能的市场机制还是对市场失灵具有弥补职能的政府调节，都有赖于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否则，资源的配置效率、财富分配、环境保护和就业实现等等矛盾就难以得到合理处理。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已定，但市场经济所需的法治要素还不具备，信用缺失、损人侵权、偷税漏税、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权大于法、巧取豪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黑箱操作等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已经给企业改制、平等竞争、公平交易、权益保障、公共投资、生产要素流动、收入分配等等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将对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重大制约。
(2)国际性竞争加剧。 开放程度日益增加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内的影响就会加大，风险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就会同时增强。
国家之间随着表面上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和方法正在重新增强，“绿色壁垒”、“标准壁垒”以及以“反倾销”等等为由的新贸易障碍正在增加和扩散。国际因素对一国的助增和助减效应会逐渐体现，在经济增长时期会产生助增效应，而在经济出现颓势或趋于恶化时就具有助减效应，从而引起经济波动的加剧。
(注：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与比较优势相比，中国的比较劣势从长期来看更让人担忧。
因为比较劣势涉及到对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环境因素，如果得不到有效改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会扭曲，信息就会出现失真，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不会提高，技术进步就会遇到障碍。就可能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早衰，就可能引起矛盾激化，危及社会政治的稳定，引起经济动荡，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能力。
很难想像一个以市场经济作为发展取向的国家长期缺失健全的市场基础制度而仍然能够取得持续增长。(注：令人沮丧的是，制度上的缺陷又恰恰是改革阻力最大、程序调整最复杂的工作。
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非凡魄力和超常智慧，往往无功而返。)所以，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致力于系统配套策略的研究制订，包括市场制度基础的铸造、发展路径的选择和配套的政策措施，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策。
3.约束条件 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动态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给发展前景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从我国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和作用路径来分析，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前景同时取决于生产的持续能力、市场的后续需求和社会稳定这三方面条件，(注：其实，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是如此，只是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更应该强调而已。
)缺一不可。这也是未来制度建设、战略路径选择和调整、政策配套的着眼点所在。
(1)生产的持续能力或有效供给，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状态和技术创新能力。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但资源利用极其粗放，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十分突出，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十分高昂。
我国单位产值的石油消耗分别是日本、法国、德国的3至4倍，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8至10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字，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左右。
(注：数据来源：《经济增长代价应该最小化》，《市场报》2011年5月25日。)这对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了沉重的压力。
(2)市场的后续需求，主要取决于国内分配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地区发展之间的协调，以及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国际市场的稳定性。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主要由收入分配关系的失调引起。
进入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Giniindex)持续增加，1991年为0.282，1998年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0.45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注：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
)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调，不仅使总体仍然处于低消费水平的我国出现了生产过剩的不正常现象，也使得具有巨大需求欲望的中低消费群体特别是占我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缺乏现实的支付能力。(注：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相关数据计算，2001年占全国总人口63%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仅占社会总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农村居民家庭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运输、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及服务上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仅为城镇居民家庭的41%、18%、18%、28%、24%、28%、51%和20%，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7.7。
)如果后续需求不充足，我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增长的牵引力。
(3)社会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就业、收入分配关系和环境等问题的有效处理能力。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同时面临这些问题的严重困扰。
这种状况既与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有关，也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和政府调控失当有关。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会直接损害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对良性经济循环的维持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而急功近利式对短期经济增长指标的过于关注，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方面巨大的治理成本。制度建设上的滞后，正在成为科技进步、资本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力资源改善的关键制约因素。
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隐患。从系统角度理解，生产过剩、后续需求乏力、周期性投资过热、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困难、城乡矛盾、生态与环境恶化、社会不公等等，都与经济循环的性状进而与市场制度的完善性和政府调控的效果有关，是社会经济结构性失调的表现。
而在发展战略方面，发展理念上的误区无疑又是具体发展战略路径选择失误的主要思想根源。对此，笔者认为，许多以往的发展认识和理念，进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都应该重新进行审视和讨论。
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战略路径进行系统调整的建议 一国的发展战略应该使其资源禀赋条件与环境变化相匹配，并根据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不断改善发展条件。在国内外环境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路径急需进行系统调整。
1.从追求总量增长调整到追求在结构和谐基础上的增长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能力，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系统内部的结构性状。系统构成越合理，摩擦就越小，系统功能及其运行的持续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性的摩擦就越大，系统的功能及其运行的持续能力就越小。
中国自建国以后至今，一直致力于经济总量的增加，但经济总量的获得途径主要依靠偏斜发展或是以农业、农村、就业、生态资源和环境破坏、生产要素效率等等的牺牲为代价。尽管在追求总量增长的过程中，也曾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但大多数这样的调整都仅仅局限于缓和或放松对经济总量增长的约束程度上，局限于局部的调整而非系统调整。
由此，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而且仍在持续累积。在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日益显现。
供求矛盾、城乡矛盾、工农矛盾、贫富矛盾、地区矛盾、就业矛盾、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等等，不仅造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而且正在成为后续需求疲软、就业困难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诱因，并正在形成可能危及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因此，如果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以经济总量作为追求取向的偏斜战略，改变过去经常采用的“修修补补”的做法，改变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的调整，把重点调整到以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的合理构造和和谐运动上，以减少结构性的摩擦和失调，增强经济系统的功能和持续能力。
把经济改革、就业、收入分配、有效需求、经济增长、“三农”问题、公共投资、环境治理等等都放在经济系统的持续运行要求上加以一揽子考虑，进行系统治理和改造。力争经过10年时间，优化我国的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理顺相互关系，实现在结构和谐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2.从片面追求“工业化”调整到追求经济良性循环的持续保持上如果说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初期采取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还符合多数后起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意愿和工业落后、资本稀缺等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在工业体系基本建立、经济总量得到较大提高和工业生产能力得到较大增强的情况下再继续这种发展思路，就大大值得质疑和反思了。事实上，世界上除少数情况比较特殊的国家以外，很少有能够通过对“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片面追求而在较短时期内获得成功的例子。
相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失业增加、环境破坏、外债沉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等。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仍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
人们总是习惯于崇拜和迷信成功者的“经验”和“结果”，而很少去思考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和背景差异。如前所述，“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理论源自先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经验统计，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之一。
笔者认为“非农化”和“工业化”是一种伴随现象，是经济持续良性循环的结果，而并非“因”。重“果”轻“因”的发展经济理论，以及舍“因”趋“果”急功近利式的战略，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后果。
我国至今在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主流和主导的思想也仍然存在重“果”轻“因”的倾向。本文认为，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主张把“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实现建立在经济系统运行的良性循环(注：经济良性运行的持续循环，是指实现“投资增长——供给增长和就业增长——收入分配合理——有效需求增加——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控都应该重新回到对这一良性经济循环的持续维护上来，为这一循环的维护服务。
产业的发展、城乡的发展等等都应该服从于这一循环的长期持续要求。只有这样，“非农化”和“工业化”才是健康的结果，而不是怪胎。
3.把关注的焦点从产业结构调整到长期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上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知识，在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化经济系统内，产业结构的状况无非是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作出行为选择的结果。政府从中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政府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共服务、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对市场失灵的干预或弥补。
产业结构则主要属于市场的选择。与产业结构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不仅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基础条件，而且恰恰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
对教育的投资、对人生基本权利的保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正当来源私有财产的保护、对技术进步的促进等等，都极大地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如果这样，中国近13亿人口，除了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外，还有潜在的人力资本资源和知识资本资源等，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可观的。
4.从对生产能力的追求调整到国内需求的持续开拓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十分注重生产能力的培育，一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导致生产能力的落后，二是因为短缺经济的长期存在。于是，我们在工业制造方面，在农产品生产技术方面，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和投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不仅工业生产体系十分完整，而且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品种和门类已经十分齐全。
相对于低水平的消费状况来说，生产能力低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所以，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应该从对生产能力的关注转变到对国内需求的开拓上。
只要能够有效开拓国内消费市场，能够持续地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中国未来经济的较快持续增长就大有希望。因为，这一巨大消费市场不仅为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和全球资本关注的焦点。
只要能够实现这一市场的持续消费需求，在国内外劳动力成本差距和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相应改善的条件下，由于存在利润上的落差，国际性生产要素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之下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市场，从而大大增加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消费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和市场容量的巨大无疑对全球的要素市场形成强大的引力。
因此，及时调整经济增长的战略，把经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国内需求能力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上，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和多种途径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对我国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5.从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调整到国内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上在致力于国内消费能力提高的同时，生产供给方面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种调整，是这里所述几方面战略调整的系统配套的一部分。即，国有经营尽早退出私人产品生产经营领域，实现“国退民进”，全面打破行业垄断，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当机立断，实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消除产权缺陷，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以前，以民主的程序和方式先行确定改革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式，以增加改革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
只有政企分开，才有可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上实现公平对等，才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经受竞争洗礼，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有不少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心我国企业缺少竞争力，因而需要保护。
但问题是，越是保护，竞争能力就越弱；保护时间越长，资源配置就越扭曲和低效，适应能力就越弱，对其他类型企业就越不公平。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参与国际竞争中我国企业拥有的几个优势，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以及技术落差等等。
笔者认为，在市场化的前提之下，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签订自由贸易，中长期而言对中国利大于弊。 6.从工业、城市倾斜发展调整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上五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实施着资源分配、收入分配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
这种战略使得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生产能力，使得我国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但它的负面影响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加深了经济系统结构性的矛盾，加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
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消费水平悬殊，整体有效需求持续不足，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等背景下，尽早纠正以往的歧视性发展战略，把发展战略转变到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上来就成为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也是解决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后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系统结构改造的应有之义。从农业产业的特性来说，农业的弱质性和准公共效应决定了政府采取干预手段加以扶持和补偿的必要性，事实上也是众多国家实施保护的产业。
我国农业比重大，农业人口多，以目前的国家财力实施全面保护似不现实，但通过农产品价格的低限政策、低税政策和适度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等应属可以承受之力。同时，采取非财政性政策的措施，如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合作性组织的成立，限制不合理的农民负担等等，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应该同时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通过财政的和非财政的措施(包括制度)，真正改变长期以来对农业的负保护状况，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弱势地位，多渠道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多渠道增加农业收益和农民收入，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大有希望。
同时，在城乡发展关系的调整上，必须矫正长期以来忽视农村建设、忽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歧视性做法，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消费环境。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或未来城市发展进行系统规划布局，重点放在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上。
战略上的这种调整，一是能够有效避免投资的分散和城镇的盲目发展，形成聚集效应；二是能够有效减轻大城市的承载压力，减少城市公害；三是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辐射，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四是能够有效改变目前人口流动频繁但稳定性很差的状况，真正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政府在公共投资方向上和资源的分配上实施“纠偏”，在近阶段采取适度的重农政策，向“三农”进行合理的“回归”就十分必要了。
7.从政府外部推动型经济调整到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型经济上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仍然主要属于政府外部推动型。即，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成长、行业的发展、地区的发展、产业的升级乃至于项目的上马，等等，都极大地受到政府外部干预的影响。
政府对经济似乎无所不能，但实际效率令人怀疑。的确，政府行为必然影响经济运行，政府干预事实上也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措施之一。
但问题是，在以市场经济作为发展取向的今天，政府虽然仍然可以“有所为”，但更重要的是“有所不为”。为此，必须廓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
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主要发生在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失效上。 就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提供市场内生动力积聚的环境条件，通过严格执法、公平执法等维护市场秩序，通过提供公共投资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条件，通过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市场正常运作消除市场摩擦，通过对风险性较大的技术创新产业的政策扶持来鼓励引导技术创新，通过公共服务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等方面。
除此之外，大多都应由市场机制本身进行调节。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规模的后起发展中大国，致力于市场内生发展动力的积聚，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企业产权的彻底改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内市场消费能力的提高、系统结构的和谐等等，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组合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顺应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增长路径，走“中速—低熵”的发展道路，把未来经济增长的实现建立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基础上，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将无比光明。 【参考文献】 马良华、郑志耿：《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农业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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