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虚拟资本 中国 论文 联盟
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为我们解读金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视角。尽管《资本论》这一巨著完成于19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也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与垄断组织联手所制造的‘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为了走出“滞胀”危机,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是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后又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成为风靡全球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需人为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趋于一般平衡和充分就业。据此,他们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定价,放松金融管制和外贸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积极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外投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建议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为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同时也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进一步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
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陆克文认为,这场遍及全球的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失败——提出了质疑”。
三、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痼疾的制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 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危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以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够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有效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由此社会再生产的链条就会中断,其最典型的极端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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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由于信用的作用,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生息资本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产生了虚拟资本。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依据一定的收入比例虚构出来的资本,它可以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马克思这样解释,“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虚拟资本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可以带来价值,即“以钱生钱”。
值得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殊性产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实资本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虚拟资本的过度泛滥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 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
五、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的发展令国际社会瞩目。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以往虽然有了明显的下滑,但仍然达到8.7%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良好的,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例外”,并冠以“罕见的乐观迹象”。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我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快速增长,需要认真谋划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世界经济减速,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际上则是对原有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规模的扩大及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我国传统发展方式显露出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如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失衡、国内与国外结构失衡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福利增加等,一句话,就意味着经济、人口、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不断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
2.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内需的拉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需求可以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后危机时代。从全球需求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来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难以持续,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将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恢复快速增长,甚至会相对收缩;另一方面,就生产能力的变化而言,许多国家都要继续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全球生产能力供给将会有所增加。这说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供求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
全球经济的新调整,必将对我国后金融危机时期推进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积极开发巨大的内需市场,注重发挥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有效应对危机。新增投资的重点要逐步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保持中央新增投资的同时,还应及时出台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同时,扩大投资要切忌盲目性,要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为前提,防止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要加快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加注重扩大服务性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此次危机表明,各国金融机构的相互影响正变得更加复杂;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也进一步加剧。这也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尚处在创建现代金融业的初始阶段,构建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早构建起完善的现代金融体制和机制,从而大大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但也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防止金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同时,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必须保证透明,衍生品的评估机制需要充分揭示其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创新机构加强道德风险监管。同时,金融机构必须在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之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严格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模。
4.关注民生,财富增加和收入分配要保障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高度关注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整分配结构,通过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货币流动性,提升公众的消费预期,实实在在地拉动消费需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还要加大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为社会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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