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进民退;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国际竞争力;经济安全
[作者简介]朱晓宁,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2007级本科生,北京100871
一、“国进民退”现象之行业考察
毫无疑问,“国进民退”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1、房地产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前国企民企互有进退,然而进入2008年以后许多原先并不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大型央企也纷纷涉足,导致民营企业在一次次的地王之战中节节败退。
2、钢铁行业里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日照钢铁也被山东钢铁如愿吞并,这再次告诉人们如今的民营钢铁已经举步维艰,被国企吞并或控股成为家常便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年前国内钢铁增量的2/3来源于民营钢铁,当时民营资本欣欣向荣的情景已时过境迁。
3、航空业是最早向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但现在也面临着民营航空几乎全军覆灭的局面,据称国内12家民营航空公司里只有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
4、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是最引人争议的,2000年后随着煤炭市场持续升温,素有煤海之乡美誉的山西省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矿小企业的政策,吸引了温州、福建等地的民营资本大量涌入山西煤炭行业,但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破坏突出、安全事故频发也成为了同时期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2009年山西突然出台了一份整顿关闭小煤矿的通知,明确将全省登记的2840多座矿山收归国有。
5、在金融领域,银行信贷投放也对国企和民企“歧视性待遇”,导致大型国企持有大量银行资金却无处运用而民营企业却因为资金短缺而处境困难。
6、食品行业也一样,中粮收购蒙牛成为中国食品业最大宗国企兼并民营企业的案例。
二、“国进民退”之动因考量
套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朱云来的话来说,“‘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是客观发展的现象”。民企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倒退。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存在即是合理的,“国退民进”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现实需要。这个现实根源在于两方面,一是国家对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二是对外维护经济安全的迫切现实需求。
(一)对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寡头”这个词虽然在某些程度上代表着一种逆市场化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但很明显我国能源技术行业业已形成了“寡头竞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提高产业集中程度以及调整产业组织结构至关重要。而事实上,大型央企在推进资源扩张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以这种规模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毫无疑问地扮演了“寡头”角色。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组织在不断地演进,“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正在成为产业组织的一般状态(表1)。
以上表格对市场、寡头和垄断组织进行了比较。单纯的市场是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的,但我们知道利用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成本的,而且市场有时也会失灵。垄断是利用组织内部计划进行资源配置进而替代了价格机制,克服了市场配置时产生的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内部组织成本。均衡来看,寡头竞争的形式是一个产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避免了没有规划的盲目过度竞争。所以,“以寡头企业为产业主导,众多中小企业为支撑”的竞争动态演进型产业组织是行业的一般状态。在中国,大型国企凭借其雄厚的实力,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落在它们肩上的历史使命——“寡头竞争”中的主角。
在这一轮几个重要行业大洗牌中,大型国企通过横向并购进驻行业,形成一种温和型垄断是有现实原因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整体来看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规模过小,规模经济利用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差。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只有43家入选。
第二,中小企业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社会资源大量地分散在众多小企业内,但由于它们规模小、 技术上处于劣势,只能进行粗放式的低效生产。与世界水平相比,产业集中度偏低,一些需要规模经营的行业涌入了许多效益低的中小企业。以汽车行业为例,根据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06年我国上汽、一汽和东风三大汽车集团生产集中度不足47%,远低于同期美国的90%和日本的80%的集中度。
第三,产业趋同现象严重。根据2000年一项数据显示,中部与东部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而中西部的相似率竟高达97.7%。同时,多个省市都把电子、汽车、机械、化工和冶金等列为重点扶持的对象。产业结构的趋同成为了困扰我国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并造成了许多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所以,通过横向并购,组建大型商业航母,可以迅速地得到规模经济效应并且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增强我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另外,还可以提高产业集中程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合理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对我国产业地图重新规划。然而,这所有的一切也只能由有能力也有实力的国有资本进行操控。所以,“国进民退”似乎成为了现阶段的一种历史必然。
(二)对外维护经济主权
1、预防外资操控整个行业
以食品行业为例,这次中粮为蒙牛戴上了一顶红帽子,从某些角度来说也算是对外资在这一领域的疯狂扩张的一种对抗。中粮生产规模庞大,在乳制品领域的经营范围也涵盖了牛奶生产的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为蒙牛提供优质廉价的奶源,减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抵御了外进的侵袭,切实维护好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安全。
外资对我国食品行业的觊觎,与这一领域较早的市场化以及较少的限制有关。宽松的投资和市场环境,再加上较低的进入门槛,境外资本疯狂地扩张着它们在中国食品行业的地盘。比如乳制品,所涉及的原料和产成品都属于易腐物资,从材料采购到生产再到出货的周转速度关系到企业的生存。这种速度经济性是以奶源和水源的供应为前提保证的,所以外资开始有计划地筹谋原料产地。他们试图调整工业布局,以便就近获得市场通路,所以他们必须通过收购本土企业来实现其纵向一体化。
但是从国民经济安全角度来看,这种外资操控下的纵向一体化的危害是相当之大的,尤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外资大量涌入,尤其是这些资本集中在几个产业的时候,就会导致行业资源集中、原有市场结构被打破、市场份额被跨国公司蚕食,甚至形成寡头垄断致使民族企业举步维艰。而且挤占中国市场的外国资本目标远不止单个利益目标,它们的进入具有战略规划性。如果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从原料供应至销售网络——都被一家垄断或者少数几家寡头控制,那么整个产业都将改旗易帜。外资寡头们会在销售数量和价格上达成默契,不但无法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甚至连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都很难落实。而且根据数据显示,外资在产业分布和区域安排上也存在非均衡现象:第二产业投资远高于一、三产业,东部吸引的外资也远胜于中西部,这也会打破我国政府的整体协调能力,有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我国各产业,面临的问题也大同小异。虽然表面上对各种性质的资本进出一视同仁,但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市场准入标准,我国的民航、铁路、电力、石油、电信、邮政、烟草、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准入政策都比较严格。而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又奉行着“美资高于日资,日资高于港资,港资高于内资”的箴言,当然这是在没有国资参与前提条件下的政策。举阿尔卡特并购中国上海贝尔的例子,阿利用政策的便利以合作控股的方式注资国内民企,潜移默化地把握住了行业的制高点。一旦市场成熟,马上将分散的业务集中起来,行业巨头初具规模。全球公司对我国重要产业的压制,就是利用高端产业的优势来打压民资的潜在机会。它们拥有资金、技术和品牌等优势,被挤走的民营资本想要再次进入这个行业,将不得不面临非常高的门槛。如果处理得不好,我国的民营资本永远也起不来,进而整个民族工业都会受到牵连。
很明显,唯一能与外资相抗衡的只有依靠政权优势的国有资本了。笔者并不反对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只是希望与此同时能加强对民族经济的保护。而让技术水平高、社会责任感强的国有大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短期内保持它们在这些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可以迅速实现社会经济增长的目标。
2、增加与外商谈判的砝码
人世后,大型国有企业在面向世界市场时肩负起了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使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特别注意抓大放小,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需要通过大型国企的重组或兼并化零为整,以提高我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2003年,中国电信通过收购安徽、福建、江西、广西、重庆和四川6省(区)市的电信资产,从而使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大至10个省(区)市,用户超过1亿。其后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多家国际海缆公司进行谈判,最终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10余条海底光缆。不得不承认,中国电信利用其垄断权力和市场资源增加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
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的钢铁行业,国际铁矿石价格猛涨,而国内企业却毫无议价能力。我国钢铁业集中程度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产品结构矛盾突出、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型钢企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无序竞争,削弱我国钢铁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国外购买铁矿石等资源时的谈判能力。在2009年我国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判的破裂以及力拓案中,中国几乎占世界铁矿石消费的一半,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必和力拓3家一起供应全球75%的铁矿石。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行为体与分属3个不同集团的供应商进行谈判,本该具有更大的决定权,但却败于众多中小钢铁私企暗中纷纷与外国铁矿商签订合约。可见,中国钢铁行业治理混乱,企业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对外,致使我方谈判代表阵脚大乱。这些中小型钢铁私企由于势单力薄而又缺少横向沟通,更重要的是作为私人资本,它们在自身难保的时候是无暇顾及国家利益的。所以钢铁行业的改制已迫在眉睫,我们亟待社会责任感更强的国有企业站出来调整钢铁行业的结构,整合国内生产资源,用一个统一并响亮的声音在世界舞台上发言。
要增加与外商谈判时的筹码,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外资,如果我国的经济命脉被扼在了外人手里,将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同时也不能寄希望于民营资本,因为他们缺乏统领行业的实力。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国进民退”的做法协调产业结构,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三、对“国进民退”的质疑
1、垄断论。“马歇尔悖论”指出,市场竞争导致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而规模经济容易形成卖方集中,增加了企业对市场的支配力从而造成垄断,但垄断又会扼制自由竞争的经济运作。可见“国进民退”如何控制好这个“度”,是一门艺术。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以及大型国企在进入一个产业时,要严格区分合理集中和过分集中的界限,避免过分集中带来的经济力量的滥用。
2、不公平竞争论。我们应该看到,“国退民进”所形成的庞然大物并非市场运行的自发产物,而是通过政府命令的行政改革而来。所以有人质疑“国进民退”将会导致行业竞争不足和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利用市场地位挤占下游企业或社会公众的利益,过度投资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技术阻滞论。另外也有学者担忧,大企业科技创新的冲动没有小企业强烈,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比较慢,“国进民退”将会大大阻滞我国技术革新的步伐。
这些质疑从实践来看不无道理,从而再一次提醒我们:“国进民退”初期这种生硬的垄断形式可以铸就一些大块头企业,但是否能真正实现产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重组还有待时间考验。
总之,“国进民退”已成既定事实,在挥舞这把双刃剑的时候,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趋利避害。相关部门在推进国企并购时,应当作出长远的产业规划;在执行过程中,也要避免利益集团的不正当竞争;在事后监督上,更应下足功夫以防改革偏离轨道。如果以上每个环节都能做到位,“国进民退”非但不会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还会使我国产业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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