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的杜定友（1896一1967）先生，是一位研究面广泛，著述丰富的图书馆学家。
在他的工作、研究、著述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长期以来，他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作出了一定的业绩和贡献。
（一）
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是近代图书馆有别于封建藏书楼的一项内容。杜先生早年极力主张地方图书馆要搜集地方文献，解放前他曾大声疾呼省图书馆要重视地方文献，1941年的《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说，“各地的图书馆，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尤为专有之责，以广东文献而论，负保存责任的当然是广东省立图书馆了”，“诚然，提倡读书运动，供应参考资料，这是每一个图书馆的责任，但是一个省立图书馆，则除此以外，更有重要的责任，就是保存广东文献”(1)。杜先生此文是我国关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早期论述之一。
杜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主张省图书馆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1941年，广东省立图书馆在粤北韶关复馆，他兼任馆长，着手进行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以后并在广东省图书馆建立“广东文献”专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兼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曾为广东文献馆出谋献策，其后，又兼任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中山图书馆在他的领导下，也开展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
解放后，党和人民委任他担任广东人民图书馆馆长，此后，他领导积极搜集地方文献。1955年，广东省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合并，成立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二馆的地方文献也合二为一。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专藏，是我国省图书馆中早期组织并长期坚持下来的专藏，其能形成特色并发挥较大的作用，是与杜先生的倡导组织努力分不开的。杜先生是倡导组织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的先驱者。
杜先生还亲自参加地方文献的整理实践，卓有成绩者为编辑书目索引。解放前，他编了《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解放后，他编了《鸦片战争以来史料目录》。
《鸦片战争以来史料目录》是为配合广东省图书馆举办的“鸦片战争以来史料展览”而编的，编于抗美援朝时期，旨在配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运用地方文献来为反侵略斗争服务。
《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是为收回国土恢复主权服务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刘少雄同志在《缅怀图书馆界的老前辈杜定友先生》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我国政府收回西、南沙群岛，恢复主权，但接收后，法人提出异议。当时杜先生兼任广东省政府西、南沙群岛编篡委员会委员，负责资料组工作，他积极搜罗南海诸岛史地资料，在获得的资料中，以意大利前驻粤领事罗斯（G，Ros）所藏资料尤为丰富；复得台湾省立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影赠资料一批，共计五百余件，编成《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一册，根据中外文大量资料，证明南海诸岛主权在我，不容异议，为维护国家主权，杜先生作出了贡献”（4）。
（二）
杜先生讲稿中所包含的一些图书馆学思想是值得提出来谈谈的。
第一，在地方文献搜集上求全，坚持资料客观性。杜先主在解放前写的《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说：“对于广东文化的资料，巨细不遗，宁滥毋缺”，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量查禁进步文化书刊的情况下，主张“巨细不遗”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解放后，这一求全的观点有所发展，即有价值的资料要求全，他在讲稿中写道，“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凡有历史价值的，即‘断简另篇’‘片纸只字’，也在收集之列”。
第二，重视现实的地方文献。这在讲稿中多次谈到，结语说：“文献的内容并不限历史意义，必须‘继往开来，，对旧的材料要批判的接受，对于新的材料要及时收罗，以免‘稍纵即逝’”，在《地方文献的收集》一节，批评说：“采访员往往只注意过去，忘却眼前的材料，只注意书本，忘却其它”；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一节的“史料”一项内云：“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如：史地、文教、经济、政治、语言、文学、风俗、生产、建设等等，特别是当时当地的新鲜事物，政治上经济上的最近成就，和党和政府的指示和决议”，等等。地方文献的书本材料以历史的居多，是很容易陷入只注意历史材料的，杜先生要人们重视现实的地方文献，是独具慧眼的。
第三，地方文献的工作方法既要针对地方文献的特殊性，又要考虑统一。杜先生在总结地方文献的收集、分类、编目等时，都针对地方文献的特殊性，主张要有特色的工作方法，如提出的挑选、选辑等九种采集地方文献的方法，有不少方式（如选辑——从报刊杂志中选辑）是从地方文献的特性出发的。又如编目，提出：“地方文献的一切资料都要编制分类目录（兼排架目录用），字顺目录（包括书名、人名、主题），和‘出版’编年目录”，也是有特色的，等等。
对当时已考虑统一的工作方法，则主张统一，地方文献的分类即是一例。
杜先生是图书分类专家，以前自己又编过《地方文献分类法》，很自然的，在讲稿中会采用自己的一家之言，但是杜先生在讲稿的分类部分写下了如下二段话：“地方文献应有特殊的分类法：（在统一的分类法基础上，作适当调整）”“用统一分类表（暂用：《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的类码”。毅然抛却自己以前编的《地方文献分类法》，采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主持编辑的《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
中国的学术界，由于受小生产的影响，缺乏标准化的思想，对一些应该统一的内容，著书时总好别出心裁，另搞一套。举个相近的例子，关于汉字的检索方法，早在十年内乱前就着手统一，并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四种试行方案，可是至今新出的工具书的检索方法，多数还是各搞一套，不仅新的检案方法不断出现，就是人们习用的检索方法，也总要搞点些微差别，如笔画笔形检索法，在笔形取用的多寡与排列次序上就五花八门。
杜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在地方文献分类中，主张采用统一分类法，是难能可贵的。 著名科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第二版序言中说：“我作的许多结论中，今后将发现有若干点大概会是、乃至几乎可以肯定会是错了的。一个题目第一次有人承当下来，加以处理，这样的前途也是难以避免的”（5）。杜先生编写《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也是“一个题目第一次有人承当下来”，尽管其总结是初步的，篇幅也不大，理论深度也不够，但其筚路蓝缕之动是不可没的。
（三）
在五十年代未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中，有文章对杜先生的《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讲稿中的观点提出了“意见”。
这“意见”，涉及到对杜先生地方文献工作的根本估价，必须加以讨论。同时，此类“意见”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今天，图书馆界还有市场，不久前，在某些搞不正之风的角落里，还有类似作法的“商榷”的再现，温故而知新，为使这类作法，不再重演，也有略加剖析的必要。
这“意见”主要有下述三方面：
“意见”的第一方面，写有如下一段话：“我们且看他在1949年5月出版的《广东文化论》中曾经写道：‘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以‘建设广东新文化而保存广东文献’，为‘洗雪广东文化的耻辱’……这就是杜先生对于地方文献工作的看法。杜先生既然对地方文献工作持着这种不正确的地方主义观点，那么他当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地方文献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任务”。
这段话的未一句话是结论，这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首先，明明是对讲稿提“意见”，却对杜先生讲稿中关于地方文献工作的看法只字不提。事实上杜先生对此有很多论述：在讲稿总题目下，引了米.伊.加里宁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关于爱国主义教育谈得很多了，但是要知道，这种教育是应当从加深认识自己乡土这一点做起”；在《地方文献的使用》一节，还云：“地方文献是省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在对党，政府机关，学校和专家们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在结语又言：“地方文献是国家文献的一部分，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割裂开来是不对的。必须搞好地方文献，贮备资料，供国家制定政策作出指示的参考”。杜先生这些论述，清楚明白地说明，地方文献是国家文献的一部分，搜集地方文献是为了国家民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意见”对此完全抛开不管，相反却从杜先生解放前的文章中去寻章摘句；其次，在摘杜先生解放前的文章时，把不同情况下讲的内容不管各自的时间地点条件，将其罗织在一起，而且还偷换所引文章的时间，其所摘者本出于1941年发表的《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但却用了该文收入《广东文化论丛》的时间——1949年5月，这一时间上的改换，于是写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观点，变成了解放前夕的观点，失却了它应有的进步意义。
经过这样一番歪曲后，便上纲为“持着这种不正确的地方主义观”，接着再上纲一步，变成“当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地方文献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任务”了。
“意见”的第二方面，是：“在收集地方文献的范围方面，杜先生的讲稿中充分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引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歧路。我们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地方文献的收集必定要有明确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应该主要是解放后各个时期生产建设的资料，与历次运动的各种文献。而解放前的部分，应该是对本地区的生产建设、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是，杜先生都主张‘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没有重点，不分主次，‘不论新旧，一律选存’”。
本文第二部分已说明，杜先生对地方文献常是新旧并提，并且特别重视新的地方文献：“文献的内容并不限于历史意义，必须‘继往开来’，对于旧的材料要批判的接受，对于新的材料要及时收罗，以免‘稍纵即逝’”。
“意见”对这些也完全抛却不管，而是按照自己主观先下的结论：“厚古薄今的倾向”，然后到杜先生的文章中，根据这结论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摘引，并又将不同情况下的论述编织在一起。
“意见”的第三方面是关于地方文献的分类，说：“我们在工作中感到杜先生所编制的地方文献分类表严重地缺乏阶级观点，缺乏思想性与违反科学分类的基本原则。例如，讲稿中所列举的：《广东历史类表》，竟把反动的类目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主要地位，把反动派大小头目的极细小事件都列入了类表，而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倒置在次要地位，仅仅给予细小的类目，有的甚至没有类目。这是什么做法？”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指出，杜先生讲稿中的地方文献分类表，采用的是《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只是作了适当的调整，其调整有二，一是加冠号，即在《中小型》原有号码上再加一号码，如以0代表全省性史料，《中小型》D为历史，加冠号，0D为广东历史；一是列细类，因地方文献中不仅有图书，还有论文资料等，仅用图书分类法的类是不够的，必须加以扩充，如似现在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扩充为《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一样。
《中小型》一般认为其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杜先生只是将其加了冠号和在某些类下详分，并未更动其原则体系，由此而要认定其“缺乏阶级观点，缺乏思想性与违反科学分类的基本原则”，实难站得住脚。
其次，对所谓《广东历史类表》（即杜先生列举的详分类目）的“意见”，也全不顾客观事实，杜先生这详分类目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立类的，难道要把后来发生事件的类目提到前面去，才叫有阶级观点与不违反科学分类原则吗？
至于反映反动事件的类目，恐也不能与反动类目划等号，如“D36蒋介石叛变革命”，能认为是反动类目吗？
由上述列举和剖析可知，所谓的“意见”，或是无限上纲，或是不实之词，论证问题也极不实事求是，学风颇不端正。
时至今日，是我们应该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发扬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使学术研究健康地发展的时候了。
注 ：
（2）张世泰.纪念社定友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广东图书馆学刊,1981(1)
（3）文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如何以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服务.图书馆工作,1956(4)
（4）见《广东图书馆学刊》198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