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申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过程
王申酉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上海闸北工商联勤杂工人，母亲是火柴厂的女工。1962年秋，17岁的王申酉高分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这是他家祖祖辈辈和所有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他在入学不久的日记里，就表示：“我非常崇拜‘个人奋斗’的科学家，我最崇拜在刻苦的环境，在污泥中自拔，永远谦虚、勤奋中培养出天才的科学家，而我将在这方面永恒的奋斗”，而在他的理解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注1在1965年8月31日日记里，他又这样写道：“永远记着我21岁的第一天许下的誓言：永远为穷人的翻身而努力！因为我是穷人。”注2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而且他还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有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精神，这都是科学创造最重要的精神素质；这都表明，王申酉确实是一个创新型的科学研究人才的好苗子。但他却生不逢时：就在他考入大学的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1964年又作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教学改革”的部署。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氛围下，王申酉“凡事有自己见解”的特性，就引起了高度警惕。住在同一寝室的班长趁王申酉不在时偷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了他的那些不满意现状的片言只语，上纲上线为“反革命言论”。从此，王申酉成为党组织认定的“反动学生”，一直作为监控、打击对象。1965年因为不肯交出全部日记，而拒绝他入团。1966年王申酉和全校同学一起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临出发时，他和几个资产阶级子弟一起被赶出队伍，押回上海。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王申酉被隔离审讯、抄家，惨遭毒打，最后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关了一年零三个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王申酉因为同情一位被批判的同学，又在“思想小结”里反复表达了自己想学习一点知识的愿望，又被工宣队横加“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的罪名，由上海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因此大学毕业而不予分配工作。11月，就被送江苏大丰县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达一年七个月之久。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王申酉依然处于待分配状态，并受到严密监视。1976年9月10日，王申酉正在给女友写信，表白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受命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冲进来，并再次将其逮捕入狱。在审讯时，王申酉根据办案人员的要求，重写这封没有写完的“情书”，作为“供词”，长达6万多字，这实际上是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而当局也就根据这份情书（供词），由当时的上海师大党组上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委常委会最后批准：判决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历史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王申酉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枪杀，时间是：1977年4月27日。注3
可以说，王申酉是一个纯粹的“思想犯”，他之有罪，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不同于执政者和舆论的独立思想；他的全部罪证，就是他的并没有公开的私人日记和书信。而且他还是一个自觉的“思想犯”。他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国家。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一篇日记里写道：“看来‘兴文字狱’还算是好的。现在拼命在‘兴话语狱’，凡说错话的都可以揭发批判，平时话多的也就更倒霉”。注4早就有人劝他“不要写日记，否则要丧失一生的”，王申酉说：“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因为“一个人不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偏要逆自己的观点去写东西发表，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注5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这样说：“我自信自己是为了追求超越于个人范围内的人世间中像知识、真理、正义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我现在的命运实在是我原来想象中的最佳命运了。我对自己的命运从来不抱悲伤的心情”。注6他深信，“我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注7
仔细读王申酉的《供词》，可以发现，王申酉的思想有一发展过程。开始，他的怀疑、批判都是对现实的即时反应，虽不乏锋利与深刻，但都是零星、片段的，而且他自己也还处于矛盾与惶惑之中。
在1964年9月19日的一篇日记里，他一方面对中国式的集权体制作了一针见血的揭示：“举国上下只能存在一个思想，一个政体，一个力量”，“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人的脑袋”，“要求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一个思想、一个目的地抛弃自己一切而忘我工作”，“六亿人民完全必须受到空前的思想及行动上的压抑，要不顾一切地拼命立起来。六亿五千万人民身上凡是可以抽出的有价值的东西都须被并几乎已经被集中起来了。人除了获得最低的生活条件以外，一切剩余价值都被点滴地集中积累着，以便将这些点滴的东西汇合成大量的资金，从而通过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径去使用，获得更多更大的物质基础材料。用来建设，用来保卫自己”。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王申酉承认，“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掌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同时又设法为之辩护，强调“这是巩固政权的、不至于崩溃的极其必要的步骤”，中国人民必须为了“建设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国家”而“忍受精神与物质上的窒息”。注8这样的“为国牺牲论”显然和王申酉的个体独立、自由的思想不相容，他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 王申酉
在1970年11月到1972年2月，他在大丰干校期间，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两遍《资本论》，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剩余价值学说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他读了大约有几千万字，写了一百多万字笔记，还抄了27万字的《世界通史》和厚厚一本《马克思传》。王申酉后来说：“在现代化大工厂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工作的工人，最接近、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注9作为工人的后代，他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他是带着文革中积累的无数问题去读的，他迫切地希望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中国与世界。他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找到了“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方法和立场”。他后来在《供词》里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主义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总当作工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只有在阅读了马列经典原著以后，才“慢慢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在《供词》里集中呈现的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对文革的许多批判，就不再停留在感性现象形态，而具有更强的理论性，更加全面系统，也更深刻：这都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观察、思考、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成果。王申酉也有充分理由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可以）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实在是我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我从三卷《资本论》中获得了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享受。我惊叹人类会创造出这样美好的精神食粮――可惜绝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一点。从此，我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社会现象换了一种看法。马克思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我第一次相信它会把人带到真正崇高的境界”。注10 正是这样的信念、信仰，使命感，以及底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王申酉说，自己“从来对一切横逆持藐视甚至讥笑的态度，对一切攻击污蔑若一种微风，毫不所动，最多像蛛网一样抹去，从来也没有让其阻挡我，反而是推动我探索知识的真理，努力造就自己的步伐”。注11他公开宣称：“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治，我是一头坚强如钢的雄狮”。注12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我的精神世界多少超越同时代的青年人”。注13
王申酉还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属于历史的人”，并作了这样的阐释：“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我们较少关心注意我们在现存坏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显然，我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我生存其中的具有短暂历史性的、属于地球偏僻的一角的地方相适应”。虽然也“深切地感到我所经受的一切个人牺牲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被有思想的人们所理解的”，注14但真正要得到认识与承认，还需要留待历史的检验。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对我的人生价值的评价，让历史去判断吧”。注15他还说：“我的历史是会有真正见证人的！！！关于我是怎样一个人，唯一可靠的就是那三个‘历史结论’（按，指他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吹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攻击反右运动、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会永远保留在我的历史档案上。我并不认为有罪，有思想的人认为这是我的价值所在”。注16
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信仰坚定，具有创造历史的自觉意识，精神力量强大的“新人”。这正是由革命所造就的：在王申酉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革命、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对女友特意谈到俄国革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希望她能够“理解和欣赏拉赫美托夫这样一种人。许多革命家曾从他身上的优秀品质中得到借鉴”。拉赫美托夫为磨练革命意志，每天睡带有钢钉的床，这就给愿意献身革命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王申酉也是他的后续者中的一个，他在给女友的信中就说到，“我感到我一生要吃苦，得磨练意志。我整年用冷水洗澡，三九寒天也咬着牙用冰水沐浴洗澡。劳动时尽量光脚，以磨练意志”。注17王申酉在1959年14岁时的日记里，就郑重抄录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作为人生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注18，看来王申酉是坚守了这样的诺言的。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此后的时代很难复制，而且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对后人的启示作用也不可否认：这是一份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资源，是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如当时我们那个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位朋友所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一代的意识形态襁褓，是每一个喜欢理性思辨的人都无法舍弃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了新一代思想者共有的精神起跑线”。注19而王申酉则更为自觉，执着，信仰也更坚定。这样，王申酉的命运就具有了“在文革中成长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的典型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王申酉于1977年4月27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让很多人感到震惊。震惊之处有二。
其一，王申酉是工人子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身体力行者，在宣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理应成为依靠对象和接班人，为什么却被无端枪杀？
这就涉及到两个根本问题：我们所实行的，是怎样的“工人阶级领导”？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在工人阶级领导问题上，列宁主义是有明确的理论说明的：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只会引向工团主义；工人运动要由自发走向自觉，就必须有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灌输与组织领导。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要党来代表的，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是要通过党的领导来体现的，而党的领导也是通过党的最高领袖来体现的。而且，这样的领导是不可质疑的。王申酉对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就构成“反党罪”，而反党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党”的王申酉被处以极刑，就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应得的惩罚：他的工人子弟的身份只会加重他的罪恶，党的阶级路线从来是“重在政治表现”的。这就是说，在“党领导一切，用党的思想统一一切”的铁的逻辑下，王申酉这样的不受党的思想限制独立思考的青年，就会被视为“党的敌人”，只能有这样的“下场”。
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也自有潜规则。这就是林彪在文革中宣示的两句话：“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也就是说，在中国，真正作为指导思想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即正在执政的党的领袖的思想，在建国以后至文革期间，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党的领袖的思想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与发展权，都仅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99%地学习最高领导的著作或论述，100%地执行最高领导的指示，实践最高领导的思想。做到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没有做到，或者还要质疑，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以这样的实际发生作用的潜规则来看，王申酉那么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读了两遍《资本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在批斗会上人们质问王申酉：“毛主席著作和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你为什么不看，要去看《资本论》？”还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王申酉学习马列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规律和理论”，注20依据的就是这样的潜规则。王申酉犯的是三重罪：一是越过党的最高领导的小册子，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于党的最高领导的自己的理解；三是还要批判党的最高领导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就真的罪不可赦了。这也是一个警示：在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是不给有独立见解、具有批判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容身之地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王申酉等人死刑的通告（局部）
王申酉被枪杀，另一个令人震惊之处，是他死在1977年4月，即四人帮打倒以后，王申酉和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希望”注21的时候。正像在王申酉被枪杀以后，有机会读到他的《供词》的一些理论界人士所说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现在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注22也就是说，历史转折刚刚开始，它的先驱者却成为第一个受难者。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起因是1977年初，中央传来指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对极少数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根子就在“阶级斗争”思维与路线；王申酉案，是由上海师大党委上报，普陀区法院党组、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判决死刑，上海市法院党组批准，上海市委常委讨论核定――整个过程都是党的组织决定，法院执行；最初判决的是“死缓”，但高级法院党组书记怕上级批评自己“右倾”而改为“死刑，立即执行”注23――所谓党的决定其实就是第一把手决定，考虑的又是上级的意志，在党的意志面前，个人的生命（或生或死）是微不足道的。可见，决定王申酉命运的，是整个体制，只要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有“恶毒攻击罪”，坚持党大于法，坚持党的意志高于人的生命价值，王申酉这样的冤案就不可避免。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在1981年写完了《血写的嘱托――王申酉和他的〈供词〉》的长篇报道以后提出：“假如他今天还活着……”注24现在是2015年，又过去了34年，我们要追问的，也还是这个问题。
应该说，从1977年王申酉这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被枪杀，到现在近四十年，王申酉当年批判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大问题，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直被置于中心位置，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空想社会主义”被彻底摒弃，王申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如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利润、价值规律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发挥；王申酉深感忧虑的闭关自守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中国融入了世界市场，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精神上与世隔绝的时代也已经结束，思想文化向世界开放与吸取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说，王申酉的主要诉求已经得到基本实现，王申酉期待的历史结论已经作出：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的批判者；他当年的“罪名”确如他所料，都成了他的历史功绩：王申酉无愧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驱者。王申酉如果地下有知，他应该感到欣慰。
但也有王申酉预想不到的另一方面的发展：经济发展变成“经济决定一切”、“发展就是一切”，在这样的新形式的“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生产分配的公平性被严重忽略，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就导致第二个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
当初王申酉们“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地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注25的设想，同样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只谈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而根本无视“它的祸害”，更不用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结果就发展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并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形成权贵资本阶层，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造成掌握了不受限制与监督的权力的党的肌体的积重难返的全面腐败；另一面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权利全面受损，形成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新的贫困阶层，王申酉最为痛心的“苦的永远是劳动人民”注26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了。其实，当年他就已经提出过警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借助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不使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由于分工而造成的差别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注27而现在不幸而言中，“尖锐的阶级对立”的重新出现，正是说明王申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重视的“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出了问题。
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的腐朽方面的全面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物质欲望就是一切，中国迅速从“精神至上”发展为“物质至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歪曲。同时出现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实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不择手段地获取个人物质利益，任意越过道德底线，中国出现了全面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这样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泛滥，是与对资本主义所积淀的人类普世价值的拒绝同时发生的，又与封建主义的“权力就是一切”的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结合在一切，结果就形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的恶性嫁接。
这就必然导致当年王申酉就深恶痛绝的“最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依然存在，而且有恶性的发展。王申酉曾经谈到，像他这样的“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者”最感困惑的是，“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的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注28而今天的青年，尽管生活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却依然受到“更严厉的精神桎梏”。如前文提到的对资本主义文化中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的拒绝，王申酉多次表示无法忍受的对人民，特别是不同意见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最严密的监视”，人民“失去最小的思想、言论、行动自由”的状况，越演越烈注29等等。
以上四个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革严重滞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利益受损，形成新的两极分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泛滥；更为严厉的精神桎梏：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的新的扭曲和背离，也是和王申酉的理想相背离的。他如果活到现在，也一定会和他当年批判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四大问题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里讨论的四大新问题和其他问题，做出他的批判。 王申酉“如果活到今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中国的命运”问题。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王申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还是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尊重与理解的，更是大有人在。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处境是空前艰难的。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应对的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思潮。本来，接受各种不同思想理论的批判与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今天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是学理的，而是出于一种敌意，是情绪化的发泄，但却受到相当部分因为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感而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普通群众的支持。因此，今天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很难被理解，会遭遇孤独的命运。
其次，是执政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将其置于不可批评的地位，这其实是从一个根本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全发展的，是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取的。他们依然如王申酉批评的那样，坚持领导人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这样，今天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逃脱不了王申酉那样的成为“思想犯”的命运。
其三，当今中国出现了一批“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依然如王申酉批评的那样，根本不读或很少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以研读、阐释党的最高领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不过是“宣传”与“做戏”而已。更重要的是，也是和王申酉这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不是一种信念与信仰，而是可以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不管口头上喊得如何响亮，他们和理想主义是不相干、不相容的，最多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恐怕还是低俗的利己主义的庸俗之辈。但他们却掌握着宣传大权，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名义，围剿王申酉这样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横加罪名，置之于死地，一如当年王申酉的批判者。
最后，还有一个自身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品质，就是坚持彻底的批判性。而在我看来，批判是否彻底，是真批判还是假批判，就要看在批判外部世界的同时，是否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身，确认马克思主义也并非“绝对”与“唯一”，而且是需要在不断质疑与批判中发展的。因此，我最感兴趣的是，王申酉如果活到今天，他在随着中国走出封闭状态，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世界文化以后，对他当年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论断注30，是否会有所修正？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王申酉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大大变化了的新的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将在自我批判与发展的开放格局中获得新的活力，这或许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