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厚重概念”，以及其对以往伦理学中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元伦理学对“善”“应该”等“单薄概念”在伦理学理论中统治地位的反驳，体现了后现代伦理学潮流尤其是德性伦理对个体化、生活化和在历史和文化中理解人类道德的形成和道德品质的要求，但同时也凸现了后现代思潮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理论探讨。
关键词：“厚重”概念；“单薄”概念；事实；价值；德性伦理；元伦理学
对道德概念及其逻辑和语言学关系的重视是当代伦理学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菲丽帕・福特和伯纳德・威廉斯等学者看来，这种重视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早期涉猎语言学的元伦理学家往往认为，“道德概念”主要指的是“善”、“应当”、“正当”等“一般”概念，而对那些在描述性意义上更为固定的“特殊”道德概念，即所谓“厚重”概念的认识，则显得十分不足。因此，推崇“德性伦理”（或“美德伦理”）的道德哲学家，试图通过“厚重”概念来阐发在元伦理学层面他们与主流规范伦理学在语言学基础上的不同之处，并由此论证德性伦理的独特意义所在。由于他们作出的区分，当代伦理学家如今大体认为，在价值词中，存在着“单薄”与“厚重”的区分。“单薄”的价值词主要指如“好”“正当”之类的一般概念。而“厚重”概念则为数众多：慎重、勤劳、朴素、精明、残忍、勇敢、懦弱等等包含有明显的描述性含义的价值词都属于其范围。
“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最早在此意义上被使用，可见于社会学家Clifford Geertz的《文化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但Geertz主要还是受到了赖尔（Gilbert Ryle）的启发。赖尔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1]，在最单薄的描述下（thinnest description），仅仅是右眼眼皮收缩这样的动作；在厚重一些的描述下（thicker description），则可被理解为抽搐、会意地使眼色，或者是对他人抽搐的一种戏仿。不过在此之前，安斯寇姆（G. E. M. Anscombe）就认为[2]，在伦理学中，“道德上不正当”等描述性意义模糊的词语应该被“说谎”“不贞”“不义”等具有更多描述性意义的词语所取代。而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论证其“新自然主义”伦理思想、反驳黑尔等人的表达主义伦理学中，更是认为[3]，仅仅使用“善”和“应当”等价值词来为道德理论论证是不完善的。她以“粗鲁”（rude）等同时具备描述性与评价性含义的概念为自己的新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论证。不过，“厚重”概念在伦理学中被明确提出，并被视为反对表达主义和主流规范伦理学的重要武器之一，则是在威廉斯的《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Ethics and the Limit of Philosophy）中。
一
由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等原因的影响，现当代的英美伦理学当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道德概念的语言和逻辑学的分析，这也导致了以此为主要任务的元伦理学在上世纪前半叶成为伦理学界的主流。在元伦理学家那里，道德概念或价值词一般主要指的是“善”与“应该”等以“评价性含义”为主的语词。“善”和“应该”这样的概念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被认识到可以说为时已久，现当代的伦理学界，尤其是元伦理学界，往往认为道德哲学主要就是关于“应该”和“善”等价值判断的学说。这些词语的特点在于，被认为不具有或者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描述性含义即“事实”性成分，但主要的意义或作用却在于指导道德行为与选择。在经历了由认知主义到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等表达主义（非认知主义）等元伦理学发展的各阶段以后，这些所谓的“价值词”一般被认为其描述性含义从属于它们的评价性含义，即评价性含义是第一位的，而描述性含义是第二位的。用规定主义者R.M.黑尔的例子来说，就是：一个人可以认为某个酒店房间是“好的”的标准之一是从这个房间能够看到海景，也就是说“好房间”的一个描述性含义或标准对他来说就是“能看到海景的房间”，但对另一个对海景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看到海景的房间，但它不是一个好房间”，在这里，“好房间”的评价性含义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描述性含义或“标准”。[4]21这种将价值词的意义完全或主要归结于它的评价性含义的元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或表达主义倾向，随着黑尔的规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正了情感主义者对道德概念表达情感功能的任意性之后，似乎融合了道德概念或价值词制定描述性标准与指导道德行为和选择的双重功能，使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认知主义、道德概念的规定性与普遍性在以人的能动性选择为中介的前提下达成了统一。
这种“价值词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些主要的价值词如“善”和“应该”，它的“描述性含义”或“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即不同的“好（善）”的事物有不同的“好（善）”的标准，并且如前面的事例所述，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不同的人也经常会有着不同的“好（善）”的标准。对“应该”的标准也与此相似，只不过“应该”更多的是用于形容行为和义务，在应用范围上更具有局限性。以这种价值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理学理论，对道德和道德概念本身的理解也在于此――由于这些价值词的评价性意义是第一位并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能够通过价值词的评价性含义进行交流，同时又能了解价值词所附属的描述性标准，从而理解双方的道德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化解分歧、达成道德一致。
二
随着伦理学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元伦理学在当代伦理学中主导地位的被削弱，再加上规范伦理学中的两大主流――道义论与功利主义受到了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的攻击，这种用几个缺乏实质性意义的道德概念为基础建立一种伦理学理论的尝试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其中，“新自然主义”对非认知主义伦理学理论和德性伦理学对主流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这些以理性主义的非认知主义为基础的“基础主义”伦理学打击最大的两种思潮。如伯纳德・威廉斯认为，元伦理学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不是语言学家的发现，而是他们的发明。他对之前元伦理学中视作逻辑和语言学基础的那些“单薄（thin）”的道德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厚重（thick）”的道德概念。这种“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s）”理论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对在现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非认知主义元伦理学，和近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最重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威廉斯在他的《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厚重”概念。他举的“厚重”价值词的例子如背叛、承诺、残忍、勇气、感激等，都与所谓的“单薄”的价值词如“善”和“正当”形成了一种反差。
在他较早的文章《道德》（Morality）中，威廉斯就提及了厚重和单薄的概念，只不过没有直接使用“厚重”“单薄”这些术语：他提到了懦弱、有害、卑鄙、可恶、慷慨、粗暴、可怕等诸多词语。他将这些概念与单薄的概念相对照，并更倾向于前者。其中他写道：“既然当务之急与事实与价值相关，在语言学体系中就集中在了道德语言最一般的特性之上，或者说事实上也就是价值语言。因此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在一般的言语行为如‘赞扬’‘评价’和‘规定’，以及一般性的概念如‘善’‘应该’上，而其他那些更为细节性的概念，那些人们在思考和交流时更多使用的概念，除少数学者外，往往都被忽视了。”[5]除了具体命名以外，这段话已经完全体现了对“厚重”和“单薄”概念的区分。
此外，“厚重”概念也可以引申到伦理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在这点上威廉斯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诸如危险、残忍、粗鲁、不雅、尴尬等使用范围模糊的词，以及明智、谨慎、美丽以及较“单薄”的理性和非理性等术语也可以被认作是“厚重”的价值词。
关于“厚重”概念，艾伦・吉巴德曾下过一个定义：“认为一个语词是厚重概念，就是认为它赞扬或谴责的某一行为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property）。”[6]（作为非认知主义者，吉巴德认为不具有评价性意义上的“属性”，所以他所谓的“属性”，是纯粹描述性意义上的）。而“厚重”和“单薄”概念的区分主要有：首先，“厚重”概念具有更多的描述性内容。如说“一个行为是残忍的”就比说“它是错误的”说出了更多的内容。其次，“厚重”概念不仅具有描述性内容，并且与“单薄”概念一样，具有评价性内容。也可以说包含了“厚重”概念的判断“内在的”蕴涵有评价性内容，如某人认为一个行为是“残忍的”就蕴涵了该人认为这一行为是“错误的”。第三，“厚重”概念在威廉斯看来“似乎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如前所述的“残忍”一词，它的描述性内容就无法与它的评价性内容分开。但第二、第三点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只是在对某一“厚重”概念达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内部才会如此。以上三点都可以看作“厚重”概念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此外，“厚重”概念还有第四点特征。威廉斯认为，“厚重”概念的应用，“即具有事实指导性作用（world-guilded）又具有行为指导性作用（action-guilded）”[7]141。也就是说这样的概念“可能正确或错误地被使用”（事实指导性）；并且使用这样的概念“与作出某种行为的理由相关”（行为指导性）。如认为某人因为自己孩子犯了点儿小错就殴打他的行为是“残忍的”人，同时也会将此看作自己去阻止这一行为的理由，尽管由于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其它理由压倒这一理由。所以，他可能会出于谨慎而不去阻止这一行为――如害怕此人施加于他孩子身上的残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
但“厚重”概念的这两个要素――事实指导性和行为指导性――在某一个体的心理层面并不一定是共存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将某一概念正确运用于对世界本身的描述中，而不必用其指导行为。对此威廉斯也说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确实可以理解和期待对某一概念的使用而不必与完整使用该概念的人共享它的价值”[7]141-142。
阿德里安・摩尔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对某一“厚重”的完全接纳。他写道，“我需要提供一个对‘接纳’某一概念的粗略解读。……‘厚重’概念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理解，‘接纳’的方式与‘抽离’的方式。以一种抽离的方式理解某一‘厚重’概念，即能够认识到这一概念是否被（正确的）使用，能够理解他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等等。而以接纳的方式理解一个‘厚重’的伦理学概念则不仅如此，还必须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有着充分的应用意识，即当自己使用这一概念时，不仅意味着在语言交流沟通时应用无误，并且与自己对这个世界本身的认识与自己如何行事直接相关。简要地说，就是对与这个概念相关的信念、关注点与价值观等等相一致。”[8]137其中摩尔举的例子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即使是不接纳这一概念的人依然能够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解，“但只有认识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义务性要素的犹太民族能够以一种‘接纳’的方式理解它。或者可以说这样一个人以这一概念为生。”[8]137当然如果一个其他民族的人接纳了犹太教的信仰，那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以一种“接纳”的方式理解了这一概念。
在因为提出了“是”与“应该”的关系而被当代伦理学家重视的近代哲学家、伦理学家休谟那里，以“应该”为谓词的道德语言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与描述性语言之间不可推论的关系，他认为道德语言指向的不是人的理性认识，道德语言与人的情感状态直接相关，而非理性的情感不同于理性的事实性判断，这才是“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最大的区别所在。在这点上，休谟对道德语言的看法并不等同于现当代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者。在他看来，道德判断和道德语言所代表和引发的情感并不是个人情绪的任意表达，而是具有共性的一种“心同此心，情同此理”，是由于人们心理构造、所处环境的相似性而造成的一种“同情感”或“通感”。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对“厚重”概念不同层面的接受可能更明确地显示出了道德判断中情感的共性。
三
威廉斯等德性伦理学家之外，当代学者们一般也认为，“厚重的概念（thick concept）”是与“善”“应该”“正当”等“单薄的概念（thin concept）”对应的语词。作为德性伦理学和“新自然主义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厚重（thick）”或“细致（specific）”的道德概念与“善（好）”“应该”这类“一般（general）”的道德概念的不同就在于它们具有更多的事实性成分，像“贞洁”、“懒散”、“勇敢”等概念，表达主义者如黑尔将其归结为“次级的”道德概念，并认为相对于“一般”的道德概念，它们具有更多的描述性含义，有时描述性含义甚至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如在现代以来的主要工业化社会中，称一个人是“勤勉的（industrious）”对他是一种赞美，而在某些“田园诗”般的社会中，这个词就不但不具有称赞的意味，有时还是一种讽刺。而那些“一般的（单薄的）”道德概念，它的评价性（规定性）含义却不会随着社会生活方式本身的不同而变动，如“好（善）”总是表达着一种赞许、偏好于此的态度，“应该”总是代表一种积极的行为指向等等。但厚重的道德概念依然是道德概念，因为无论它们的评价（规定）性含义如何变动，只要它们还具有这样的含义，就不是完全在陈述事实。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更重要的究竟是哪种道德概念？黑尔更看重“一般”的道德概念，因为它们的评价（规定）性含义更明显、更少变化，而厚重道德概念的评价（规定）性含义则具有更多的流变性，有时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彻底失去了其评价（规定）性含义，成为纯粹的事实性概念，如在以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说一个人是“虔诚的”教徒只不过是在陈述某人对某一宗教具有坚定信仰这样一个事实，而并不是在称赞他什么。
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厚重”道德概念的使用频率更多，也更有意义。当说一个人是“好人”时，我们一般除了知道这个人在一般意义上他的行为举止符合某一社会的大部分标准之外，就很难再有什么更多的认识了。而如果说一个人“勤奋、谦虚、幽默、有礼貌”等等时，我们就不仅是在称赞他，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多方面地了解了他。很多时候，仅仅使用“一般性”的道德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依赖于十分笼统的伦理表达的社会与更倾向于依赖更为细致的道德概念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表达主义者们不认为“厚重”概念的评价性意义无法与描述性意义相分离。如黑尔就否认这种新自然主义的观点即“一个语词的评价性与描述性含义是不可分的，因而描述本身就带有不可分割的价值判断”。[4]74他举了一个小孩子对“粗鲁（rude）”一词使用的例子：在一间教室里，教师走到后排处理事情，“前排的一个男孩对他的邻桌说了些什么，对方的反应是静静地啐了他一脸。说话的男孩揍了他一拳，这时教师发现了这一幕。她平静地说，‘别这样，快做功课去。’打人的男孩说道，‘老师，我打他是因为他啐我一脸口水。’教师回答，‘太无礼了，真粗鲁。现在做功课去，这才是你们该做的。’于是他们继续做起功课，这时啐人的男孩向对方咧嘴一笑，‘我保证过了，这么做就是很粗鲁。’”[4]74
可以认为，使用“粗鲁”这一厚重价值词的男孩并没有完全接纳这一概念。但如果他在其他时候都是以完全接纳的方式使用这一概念呢？如一个对下属开“残酷”玩笑的人却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并且至多只能认为他前后矛盾――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对待人的态度上的矛盾。也就是说，完全接纳一个“厚重”概念即将其当作行为指导的人，并不一定在所有场合下都如此行事。
以黑尔为代表的表达主义者并不反对“厚重”的价值词的描述性含义更具有主导性作用，而只是不同意认为这两种含义不可分割甚至可以合二为一的态度。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也许“厚重”的道德词在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时更加重要；但是在跨文化交流时，或许正如黑尔所说，“善”与“应该”这类更为“一般”的价值词的使用会更有助于减少误会，化解分歧。
四
“厚重”价值词的提出，在元伦理学中的影响主要是针对非认知主义的，他们将道德语言看作一种与描述性语言在语用学上作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厚重”价值词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描述性含义的固定性，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厚重”的价值词的描述性含义的意义和作用是优先于它的评价性含义的。如“勇敢”“贞洁”这些价值词，它首先是对于人的某种品质和行事倾向的描述，其次才是对这种倾向进行道德评价。在对某一“厚重”概念进行了“接纳式”理解的一定社会内部，这种评价的道德倾向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这些价值词的理解和所作出的道德评价却可能是不一样的。如在一个重视女性的贞操观念的社会中，说一位女性是“贞洁的”不仅道出了她洁身自好，甚至不随意与外人交流的行为倾向，并且是对这种品性和行为倾向作出了一种肯定性的评价；但是对处于这个社会之外的某个圈外人来说，如果在他原本的文化背景中对女性的贞操观念并不重视甚至并没有能够与“贞洁”一词的语义完全对照的语词，那么很可能当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完全无法理解这个语词的意义，即使通过各方面的交流与文化学的研究对这个概念的描述性含义有了全面的理解，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含评价意义，仅仅是在描述某个女性的性格和行为倾向的层面上使用“贞洁”一词；甚至在一个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性解放（或者在一些较原始的崇拜女性生殖能力的氏族）社会中，或许能够找到与“贞洁”在描述性意义上相对应的概念，评价性意义却可能与其完全相反。而像“善”与“应该”这样的“单薄”的价值词，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语境中其修饰对象的描述性含义或“标准”可能各不相同，它们的评价性含义即在感情上倾向于认同，在行为和选择上倾向于照此行事的功能，却是在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中基本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与“单薄”的价值词正相反，“厚重”的价值词的描述性含义一般是固定不变的，而可能会发生变动的却是它的评价性含义。
如果说，在元伦理学中，“厚重”价值词的出现是新自然主义对非认知主义的反动，通过“厚重”的价值词，我们可以认为道德概念并不必然主要是评价性的，即对行为和选择的指导，那么在元伦理学之外，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是对规范伦理学的两大主流思潮――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共同寻求的普遍性、客观性前提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作为德性伦理的代表人之一，威廉斯认为，道德的意义与其说是设定一个普遍、客观性的行为标准，倒不如说是对个人道德品格本身的塑造，并使一个人在行事时保持住自身的人格完整。而道德品性或道德人格的塑造是与个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无法分割的。“厚重”价值词的存在说明了对不同的行为和品性、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可能会由于立场的不同而得出完全不同的倾向性判断。在德性伦理的倡导者看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行为规范取向而非人格取向的体系建构方式，固然不符合道德人格发展的本来要求；其更大的问题却更在于建构在普遍客观理性的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厚重”价值词的存在表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的某些“德性”概念深深地植根于该社会、文化的氛围和背景之中，而该文化、社会的圈外人即使能够对其描述性含义有一定的认识，在交流中不至于产生误解，但这并不表明一种文化认同。相反，道德的普遍、客观性基础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人在作出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所受到的道德教育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对“普遍性”的追求本身也只不过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普世”思想影响的结果。威廉斯由此认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描述事实还是指导实践，而是在于自然科学能够站在一个普遍、客观的立场上作出判断和评价；而在伦理学中，他虽然不像某些表达主义者那样认为道德判断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却认为，在道德判断中没有绝对客观普遍的立场，任何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都是不可能的。
德性伦理或“后现代”的道德观念是生活化、历史化的，同时也是个人化的，认为个人所具备的德性不具有普遍性的基点，而是与一个社会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相对应。这与追求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社会性道德规范的规范伦理背道而驰。“厚重”价值词的提出，正表明了这点。由此可见，“厚重”价值词体现了后现代伦理学理论对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本身“普世”作用的怀疑和对生活化的倡导。如果原意为“风俗习惯”的道德剥去它追求普遍客观的规范性要求的外衣，回复它在原本语境中的意义，致力于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培养起来的风俗习惯和人格塑造，那么就是在一方面正视道德哲学本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能更好地认识道德哲学的概念、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所以这也体现了对现代哲学建构性体系的反动，和对生活世界的回归。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跟整个后现代思潮同样――注重解构而非建构，破坏而非建设。培养独立自洽的道德人格，把对每一件事的道德判断植根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固然重要，但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冲突中，每个文化背景下的成员都有着各自的道德立场，普遍主义要求抛弃主观立场，站在“理想观察者”的角度化解道德冲突的努力固然不现实，不过至少是一种尝试。德性伦理对“厚重”价值词的重视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具备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道德观的尊重，却无法回答“当跨文化的道德冲突发生时，应该如何行事”这类问题。也许，这就是道德哲学的界限所在。但如果道德本身只能遵循某个社会的道德立场而不能化解跨文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冲突，那么，又有什么行为不可以做的？单纯的利益博弈甚至武力冲突都难以达成令各方面都满意的成果。更重要的也许是，如果道德或者伦理只是一种个人品性的培养而不具有普遍性的基点，那么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的形成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在交往中形成公认的标准并达成共识，就更需要在个人美德和社会性道德规范之间搭起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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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drian Moore. Maxims and thick ethical concepts[J]. Ratio （new series）， 2006（19）：137.
Abstract：The “Thick Concepts” has been prompted by Bernard Williams and other moral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their objection of the domination position of the so-called “thin concepts” like “good” and “ought” in meta-ethics since last century， somehow reflected the inspanidualism， realism and historical requirement of post-modern ethics. But it also kind of highlighted many problems of postmodernism in many ways， so further discussion and introspection are required.
Key words：thick concepts； thin concepts； fact； value； virtue ethics； meta-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