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中，因历史语境的不同，不同时期对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祥林嫂牺牲式的祭品，到30年代文学中大堰河包容一切的奉献者，再到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喜儿具有拯救价值的被拯救者，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得到的解放、所取得的自由与平等仍然是政治话语与男权文化共同支配下的产物。
关键词：现代文学农妇形象客体
一、启蒙语境下作为受难者的农妇形象
在以启蒙为主题的20世纪20年代，女性解放是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部分，新文学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必然会转向对两千年来被宗法制文化压制在底层的女性形象的关注。20年代文学以启蒙为主题塑造了许多受尽苦难的农妇形象，以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的愚昧及封建文化传统对农村妇女的戕害。这些作品以鲁迅所代表的乡土小说为主导，如徐杰对乡村剽悍民风及封建陋习的关注、许钦文对宗法制农村中妇女被毁灭的悲剧的展示、彭家煌对封建宗法制婚姻对女性的迫害的表现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两千年来父系社会形态下女性所受到的迫害。新文学对这些备受压迫的农妇形象的关注旨在揭示封建宗法制农村的落后与愚昧，从而达到批判文化传统、启迪蒙昧的目的。
惨遭封建传统婚姻观念戕害的女性形象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刻画的重点。“世尝以婚姻不自由责父母之专制，吾未尝不极口而为之呼冤，夫谁使媒妁之于婚姻具有贵族之专制？所谓蒙蔽耳目，上下其手者，非异人任也”。彭家煌的《喜期》、柔石的《旧时代之死》、徐杰的《大白纸》、王统照的《遗音》等小说通过刻画这些被封建伦理观念毁灭的女性悲剧，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观念对人性的压制与扭曲，同样也传达出新文化对传统伦理观念与秩序的动摇及女性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柔石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等作品同样是对封建婚姻对女性身心迫害的控诉。
揭露中国农村“童养习俗”的畸形婚配现象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大量涌现，曹石清《兰顺之死》中的兰顺、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统照《纪梦》中的霍君素都是处境凄惨的童养媳，20年代文学对这种非人道的落后婚配人伦关系的关注与揭露是启蒙者以封建陋习对童养媳人性的摧残与扭曲的控诉、批判。20年代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农妇形象莫过于鲁迅笔下的单四嫂子、爱姑与祥林嫂。透过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这三位农村妇女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封建伦理道德——“节烈观”的态度：无论旧式妇女如何应对，都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20年代文学中通过塑造这些备受折磨的寡妇形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封建节烈观为代表的腐朽、反动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妇女想要真正获得做“人”的尊严，必须先有做“人”的意识觉醒，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须取得社会的解放这一真谛。
在新文化初年那个反封建传统的巨潮中，先驱者们笔下塑造了一系列贫苦无依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形象，这些形象第一次揭示了农村妇女在旧社会被奴役的处境，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反封建父权和妇女解放的第一阵呼声。2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些受难者的农妇形象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审美的人物形象，而是意在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欲求，先驱者笔下的苦难者形象艰难生存处境的展示，是为了以她们的苦难经历印证封建社会的非人性，再现社会的罪恶，以她们的麻木来衬托这罪恶的不可历数，以她们的悲惨遭遇强调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迫切性。从这一意义上讲，“她们的肉体、灵魂和生命不过是祭品，作品的拟想作者连同拟想读者，都在她们无谓无闻无嗅的牺牲中完成了对历史邪恶的否决和审判”，她们以无辜的女性之躯承担了、负荷了历史的罪孽，“‘伊们’的性别首先意味着一种载体”。
二、革命语境下博大、宽厚的地母形象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从1928年到1937年这一阶段，亦称为30年代文学。在这一时期，革命文学思潮及其文学创作反映了30年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广大文艺青年受政治上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鼓舞，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革命的影响，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为奋斗目标，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30年代文学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在此基础上，30年代文学对农村妇女的书写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态势：一方面，控诉封建地主阶级对底层农民包括妇女的压迫，以及他们的反抗与抗争；另一方面，突出劳苦妇女的坚韧、慷慨、博大、宽厚等优良美德，她们成为伟大的大地之母，她们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意识形态的精神追求。
30年代的吴组缃、萧乾、张天翼等人继承20年代乡土小说的写作模式，塑造了一批备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农村妇女形象，她们延续着20年代底层妇女的苦难命运。萧乾《雨夕》中的被抛弃的童养媳、萧乾《矮檐》中辛苦抚孤的寡妇、吴组缃《菉竹山房》中嫁给灵牌的二姑姑、张天翼《团圆》中为了养家被迫卖淫的长寿嫂等这些女性的悲惨生活深沉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身心的迫害。这些小说中的农妇形象延续了20年代文学塑造的受难者女性形象，但不同于20年代文学关于封建历史对女性的粗暴展示，30年代文学在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及旧社会对底层女性身心迫害的同时，也在思考造成这些历史上数不胜数相似悲剧命运的原因，多了些“鲁迅式”对历史文化内涵及国民性反思的沉重与复杂。其中最具“鲁迅风”的作家是“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她以悲悯的女性情怀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在其小说《生死场》中描写了一系列如同动物般在男权文学的压榨下麻木地生存的农妇形象，并在其作品中突出了女性生育的痛苦及受难的无意义，“孩子的死亡，更消解了女性生育受难的价值，于是这种折磨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痛苦，一种献祭般的虚妄——这可能是作为女人的萧红，发出最深痛的哀叹”。
另一位能够代表30年代农妇形象的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母亲春宝娘，小说着重刻画了春宝娘在被典前与儿子春宝的分离，及解典后既牵挂春宝又舍不得离开秋宝的两难处境。不同于20年代文学所塑造的受难者农妇形象的悲惨，30年代文学在描述底层劳动妇女的苦难生活的同时，着重刻画她们身上的伟大、坚韧、宽厚等劳动人民的美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艾青创作于1933年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艾青献给自己乳母的一首赞诗，这首诗着力描述了大堰河悲惨的人生经历和她那勤劳、善良、慈爱的崇高形象。但相比于祥林嫂似的悲惨遭遇，作品中着重突出的是大堰河母爱式的宽厚与伟大，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魏金枝《奶妈》等作品中，20年代文学中单四嫂子得到关注的微末苦难成了30年代文学中的伟大苦难，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以祥林嫂们所受到旧社会、旧礼教的残害的揭露，引起读者的发问与反思，以她们的苦难印证封建历史的非人性，转变成了无产阶级作家笔下对底层劳动妇女在苦难中所展现出的优秀品格的赞颂。
“喑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意识形态及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苦大众”。她们成了博大、宽厚、能承受一切的大地之母，寄托着无产阶级社会勇敢奋进的希望。
三、抗战语境下被拯救者的农妇形象
由于“战争”的时代背景，从1937年到1949年的40年代文学呈现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同时并存的格局，并生发出各具特点的文学景观。在国统区，文学在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热情；在历史反思中，许多作品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探讨、分析倾向有所加强。在解放区，代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决定着解放区的文学面貌，“《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就从根本上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基于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整体特征的不同，两者对农村妇女的叙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国统区文学承续了20年代文学的批判性叙事，以底层劳动妇女所受的苦难之深来探讨与反思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解放区文学主要以文学的形式赞颂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赞扬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呼吁劳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和民族救亡的大潮中去，因此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积极投身革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翻身做主人、疾恶如仇、坚贞不屈及获得新政权拯救的农妇形象。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紧急时刻，国统区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文学也对此有所体现。艾芜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子、《石青嫂子》中的石青嫂子以及蹇先艾《春和客栈》中的王腊妹等女性的艰难处境都反映了底层人民在抗战时代背景下的艰难生活。此外，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塑造了许多悲惨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对这些底层女性形象的关注，突出了农村妇女的麻木与无知，以她们的麻木来衬托这种悲剧的不可历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解放区文学，为了实现文艺为群众、为革命的目的，解放区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勇敢坚强、坚韧不拔、积极参与革命的农妇形象。
崔璇的《周大娘》中的贫苦农妇周大娘、丁玲的小说《泪眼模糊中的信念》中的陈大娘都是不畏艰险、勇敢、充满民族大义的农妇形象。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刘桂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周月英，同样都是积极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她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文化，自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普通妇女从落后无知到积极接受新知识，主动学习与改造自身，参加到民族解放事业中去，成为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这样的农村妇女在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大量涌现。此外，因解放区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在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在新政权的帮助下获得解放的农妇形象。
马烽作品《金宝娘》中的金宝娘、秦兆阳《幸福》中郭苦根、孔阙《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都是得益于解放区新政策过上幸福生活的农村妇女形象。解放区文学中的这些在政府帮助下获得解放的女性形象，反映了解放区劳动妇女的生存状态，也是政治话语赋予她们的政治价值。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农村妇女形象也“从性别和阶级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总之，在40年代文学中，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对农村妇女形象的刻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国统区文学承续了20年代文学的批判性叙事，着重刻画了许多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及抗战的背景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农妇形象，并以她们的苦难生活为载体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与国民性格的批判与反思。解放区文学刻画了许多勇敢坚强、坚韧不拔、积极参与革命的农妇形象，虽然她们也历经苦难，但她们身上祥林嫂的忍受麻木的影子越来越少，她们身上理想中的劳动人民的优良美德在小说中更为突出；此外，在解放区文学中农妇形象的谱系中，出现了许多得到共产党拯救的农妇形象，小说的叙事模式多为被拯救前的悲惨遭遇到获得解放后的幸福生活的对比性叙事。
四、小结
在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中，因历史语境的不同，不同时期对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以新文化运动为历史语境的20年代文学，那些对民族文化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刻画出许多受难者的农村妇女形象，先驱者们对她们艰难生存处境的揭露，是为了以她们的苦难经历印证封建社会的非人性，再现社会的罪恶，并以她们的麻木来衬托这罪恶的不可历数，以她们的悲惨遭遇强调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迫切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得到关注的祥林嫂们也不过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无辜牺牲的祭品，她们的性别依然是一种载体。到了30年代，文学作品着重塑造了宽厚、善良、伟大的农妇形象，封建文化对底层劳动妇女的戕害依然存在，但她们在苦难中挣扎的坚韧、博大、宽厚等优良品质更为凸显，她们在苦难中的挣扎变成了一种奉献，她们被赋予了远超出自身性别之外的精神价值，她们成了慷慨、宽厚、博大、可以包容一切的大地之母。
在40年代文学中，解放区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领导下，作品中的农妇形象的塑造也呈现出政治话语的特点，得到共产党拯救的农妇形象是解放区文学塑造的中心，她们勇敢坚强、坚韧不拔、积极参与革命，虽然也历经苦难，但她们身上祥林嫂的麻木的影子越来越少，但她们身上理想中的劳动人民的优良美德在小说中更为突出，从而她们具有了更大、更完美的拯救价值。从祥林嫂到大堰河到白毛女，现代文学中的农妇形象从无辜牺牲的祭品变为包容一切的奉献者，继而成为具有拯救价值的被拯救者，她们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解放，取得自由与平等，“但只是这些女性形象的所有内涵都不是自足的，都有待于作品之外的另一个主题，如祭品的送祭者，地母的奉献者对象或所取者，被拯救者的拯救者，等等，他们便是主导性别。也就是在这里，解放了一小半的女性遭到了无意的背弃，她们在走到主体之前先成了新的话语世界的新客体”。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现代文学中获得解放、取得自由平等的农妇形象依然是政权与男权文化中被支配的客体，从这个意义来讲，她们的解放之路还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