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发展现状、特点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不少有影响力的档案学理论思想，这些理论源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思考，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研究档案学的发展现状、特点以及趋势对中国档案学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1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1.1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丰富内容。自1978年我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涌现出了新问题、新经验、新方法、新理论。与此同时，随着国外档案学思想的大量引入，也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内容，开阔了视野，促使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档案学者们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档案价值与鉴定、档案工作原则、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档案事业体系、档案事业发展规律、档案产业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馆的性质、公共档案馆建设、档案室的基础地位、档案信息化建设理论、数字档案与数字档案馆理论与原则、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创新、电子文件档案管理、档案法规建设、档案学学科属性、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学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也对档案学的特点、社会地位、发展历程和未来展望都做出了深入解释。此时期产生了一批原创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较大影响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有：文件论、全程管理理论、主客体全宗理论、文件运动规律、文件运动纵横论、档案学四范式理论、档案双元价值论、档案的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理论、档案物质实体双重结构论[1]、档案形成在前论[2]。反映出这一阶段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非常丰富的研究内容。
1.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对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科本身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础理论研究的领域拓展到了知识管理、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等领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含量、电子政务中电子档案的概念与管理、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的档案工作理念、档案管理工作从档案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变、知识管理与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与企业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等。[3]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新兴技术结合研究的内容增多。近几年来有关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环境驱动下形成了一些档案学基础研究成果。大数据与档案、云计算与档案馆、物联网与档案馆、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等都是研究的内容。新兴技术环境使得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和服务有了更多面、更深入的思考，档案学基础理论已形成浓厚的研究氛围，其研究成果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将有大的突破。[4]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注重与相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档案学基础理论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相互融合问题引起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如，数字档案馆与数字图书馆的联系与差异、档案与图书情报一体化管理、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都成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1.3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加大了与实践的结合力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专门研究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档案学论衡》，[5]也有实践性很强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档案直接形成论》，[6]这是一部来自档案实践、经过归纳和演绎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通读全书，其阐述都是建立在实践和例证的基础上的，书中的论述随处可见档案实践工作的影子。 [7]
1.4 多样且丰富的研究方法。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应借助于一定的研究方法，而档案学基础理论成熟与否，重要标志就是它有无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1980年以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比较贫乏，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方法、调研方法、定性方法等。在这之后，信息论、系统论、定量方法、统计方法等新方法大量移植和引进，使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概论》中，率先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了档案工作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档案工作系统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8]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2 中国档案学的特点
2.1 综合性和社会性。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式都具有综合性。科学发展过程中面临档案学分化和综合应用两种可能，依据时代发展特征，综合化发展趋势更受追捧，更占据主导地位。信息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若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处理，将会得到不同的思路和答案。这也就是从客观上进行邻近学科的相互渗透作用和协调发展作用，从而出现各学科的界限冲突，致使学科综合化发展、社会化发展。
2.2 实践性和理论性。通常情况下，实践经验对于人们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预见可能。只有实现并准确提炼出信息特点，才能使人们在实践基础上获取信息发展的二次加工能力。理性认识工作的前提就是客观实践，也就是说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档案学理论发展工作也要以实践中的各种经验和问题为前提进行普遍意义的概论和总结、升华。若理论工作脱离实际发展，那么其发展必不可能走得长远。档案学发展必须有足够的实践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论工作的顺利进行，只有不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才能促进具体工作发展。档案学发展的学科思维性也由此体现。档案学发展的思辨性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强，最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其突出的社会实践品质。档案学研究工作不只是对于规律的认知，更是对事物探究的本能，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理论指导高度。档案实践工作的重要性强调的不是理论学相对于实践学的被动性，而是在于科学理论指导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性，没有科学的档案学理论就没有具体的档案实践工作进行，没有具体实践工作进行就没有合理高效的实践活动，其最终总结也空洞无趣。
2.3 技术性和实用性。档案学研究工作的多样化就在于内容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档案学发展所具备的科学认知作用和职业技术发展能力是其基础表现。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职业技术发展能力的逐渐锻炼能够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也使得档案学发展日渐成熟。由于档案学研究必须有一定的技能基础，比如档案收集整理、编研加工、保护利用等，专业技能的重要性由此显示出来，因而档案学研究工作必须保证具有多样的服务方式和技术水平，并有足够的档案工作的管理经验。
2.4 开放性和包容性。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进步需要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档案学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几点枯燥无味的总结，而是知识点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入。结论的作用不只是总结，更是对以后发展的一个起点方向指明。这一点，黑格尔解释得就十分清楚：结论若变成了故步自封的东西，没有使人继续进步的能力，这个结论就毫无意义。档案学从建设发展之日起，就是以实际需求为档案学发展制造发展动力，随着档案学建设的不断发展，学科分支也越來越多，学科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我国档案学创新发展和技术革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时刻更新理性认知系统，丰富研究范围，加大档案学纵向深度发展是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包容性的直接体现。
3 跨世纪的展望及发展趋势
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需要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而且还要确保这些新观点、新理论具有较大的突破与进展，被档案界公认并接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但是，这些新观点、新理论只有极个别的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并形成公认性的档案学理论。因此，今后需要加大对这些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取得研究成果，并使研究成果形成公认的新观点和新理论。
同时，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将更加有效和多元化，档案学理论研究正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档案学理论研究正向国际化迈进，中外档案学理论有不断融合创新的趋势，根据目前各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势态来看，各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更注重于趋同研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