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具多样性
在开放环境下，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建构必然与各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密切相关，没有必要追求与其他国家完全一致，因此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应该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党的十五大提出: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具体原则和方式，即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尊重、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
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而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2015年10月22日，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再次强调:国家之间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形态，视彼此发展为自己身机遇，灵活务实推进双方合作，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共促东西方文明对话，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从现代化演进历程来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属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马克思曾指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早发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裹挟下被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二战结束后，尽管许多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但西方国家通过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霸权的建构，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到西方的世界体系中。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出现了新变化，西方国家似乎不战而胜，这不仅巩固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而且也将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推至顶峰，福山甚至据此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预言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正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察觉到的: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甚至多元文化主义也以与此相一致的方式扼制了文化上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因此存在着被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裹挟前行的可能性；而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使我国国民经济以及基础设施、对外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近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美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了从一个物资极度匿乏、产业百废待兴到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历史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大跨越和大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道路作出了最生动的诊释。
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拍.雷默甚至将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所采用的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华盛顿共识。虽然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而那些拉美、非洲和东欧国家在哗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克疗法的指导和牵引下，不仅没有实现西方国家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反而纷纷跌入了粒美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几近崩溃。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冷静观察世界发展现实后感慨道: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
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一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一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的很好。
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并引起巨大反响，归根结底在于中国能够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同时不否认世界多样性、各国多样化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现实，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二、中国道路探索出了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实现内部良性有序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还以身作则，积极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始终不渝地践行不争霸、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永不谋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倡导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世界其他国家所选择的自主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各国普遍发展繁荣。
这些都与西方大国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而崛起的老路子完全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暴力是其主旋律。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大国的崛起之门，同时也打开了殖民扩张的潘多拉魔盒。
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手段强行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并通过军事侵略大肆掠夺了亚、非、拉等地区的财富。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空前提高，商品经济发展势头高涨，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而为解决新旧殖民主义的矛盾，瓜分世界市场和获取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对抗，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再用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是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火权等瞥世主义旗号，输出西方价值理念。
亨廷顿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输出价值观，而且还对他国进行军事侵略，如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的入侵。这些被入侵的国家都陷入了政局动荡、暴力频发、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军事侵略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自身利益，如美国对中东的战争是要达到控制石油资源的目的，是美国惯常推行的石油外交和军事辅助政策的体现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西方漫长的穷兵默武式的发展道路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国强必霸的自然意识。因此，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认为国际体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帝国和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兴衰史，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直至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
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如果继续走西式发展道路，除非人类毁灭自己，否则是跳不出霸权冲突周期律的，但如果人类学会开辟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机制，那么亦可跳出这一周期律。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吉尔平所期望的能够跳出西方霸权冲突周期律的发展之路。
这是因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然而，面对中国的繁荣富强，有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肋、，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陆续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又成为发展中国家亚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但众所周知，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道路问题。
而道路的选择无非有两种:一种复制移植，照搬照抄；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在亚须发展但又苦于寻找发展道路之时，西方发达国家己成功的发展模式首先吸引了一些国家的目光，并被纷纷效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的后果。
正如亨廷顿所分析的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己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
实际上，关于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类似的警醒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合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道路。胡鞍钢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最大的创新，它包含了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文化因素。
如果说现代化因素与美国基本相同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文化因素正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与美国道路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也就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即后发优势、社会主义优势和中国文化优势。中国道路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和潜能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也使中国跨越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
因此，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为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道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站在相同的历史起点上，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结果是，中国道路使中国成就辉煌，而西方道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泥沼。尤其是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危机和发展困难的考验，而且还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落后、社会紊乱、政局动荡的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看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体会到了中国经验的宝贵价值，因此也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注重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梦同亚非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探索的中国道路，是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避开了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充分释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破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难题，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