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用“汉传佛教的危机”作标题，担心太刺眼而改。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我的提法，太耸人听闻了吧？佛教不是兴旺的很吗？
如果到名刹古寺，或是到一些所谓的佛教文化景区去扫一眼，你当然会得出佛教正在兴旺的结论。那金碧辉煌高大壮观的佛像；那人山人海香烟缭绕的场面。媒体报道，2014年正月初一这天，北京仅雍和宫就涌进8万人拜佛烧香；杭州半夜就有很多人到灵隐寺排队等待第二天一早烧头香。佛教怎么会有危机呢？
依我看这正是佛教危机的症候之一：高烧虚热。
佛教本以疗救人心为基本出发点，让人远离世俗的诱惑是佛教存在的根本理由。无论是印度的佛教，还是汉传佛教，都以救苦救难为己任。什么时候佛教开始要钱才度人的？为了钱而给人福报，那还是佛教吗？今天你在汉传佛教地区（不包括台湾，但也包括很大一部分藏传佛教地区），已经很难找到不交钱也让进的大庙了。进庙收门票这种佛教史上闻所未闻的怪事，就这样理所当然的在当代普及了。
如果统计烧过香的人群数量，那无疑会得出佛教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结论。但是，这些烧过香的人，可能转身又去拜了老子、孔子，或者关公、妈祖、土地公，甚至去请了“跳大神”的巫师。他们对于佛陀完全采取了直接的实用主义策略，他们不了解佛陀与老子、孔子、关公，或者“跳大神”的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他们没有认真地研读过哪怕是一部佛经；他们也没有认真地听过一堂法师的讲经课。他们其实是一群没有宗教信仰的俗人。他们之所以去拜佛，主要是因为心里有自己无法开释的由欲望缠结而成的焦虑。
“求财”“求官”“求子”“求平安”是国人拜佛的主要原因。国人另一个拜佛的动机就更可笑，是求佛替自己遮掩形形色色的“丑行”。贪官和奸商拜佛的比例超过普通人群不是偶然的。如果他们觉得其它偶像更灵，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佛陀，另选其它神灵。
正是因为存在如此庞大的精神心理暧昧不清的人群，使很多精明的商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用金钱打通各种关节，在名闻遐迩的古寺内外，或入股，或承包，利用庞大的烧香人群大赚其钱。许多名刹的住持出于种种原因，默许甚至支持商人用金钱绑架菩萨。
能用“信众”这个概念来称呼成千上万拜佛的人群吗？信佛的人至少应该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吧？至少应该知道“四谛”、“六根”、“六度”是什么意思吧？不了解《圣经》的人，肯定不能算基督徒。同理，我觉得只有达到准“居士”水平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佛教信众”。
这造成了汉传佛教危机的第二个症候：吞金中毒。
不知从何时起，烧香拜佛的人群相信这样一个逻辑：出钱越多，拜佛越灵；庙和佛像越气派，拜佛越灵。商业化的寺庙当然会闻风而动。各大寺庙和佛教景区争相在佛像“最大”“最高”“最奢华”上做文章：你贴玉，我镶金；你有81尺如来，我立108米观音；你弄中国之最；我来世界第一。在这场佛陀寺院质料和形式的价值竞赛中，赢的是商人，输的是佛理。
你要烧香吗？一般的香不行，三枝太少。高香的体量越来越大，两米以上稀松平常，当然价钱和利润都上去了。烟熏火燎的寺院成了空气最糟糕的地方，真该让环保局到此来检测一下PM2.5超标了多少倍！.
中国大部分的寺庙都被这种商业浪潮所裹挟，用铜臭熏天乌烟瘴气来形容并不过分。本来可以净化人心的佛教，反而加入了污染人类精神生态的商业与欲望的浊流之中，真让人扼腕长叹！
佛教危机的症候之三是：失明自闭。
我在大学教书30多年，目睹了基督教在高校影响越来越大的过程，佛教则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学校几乎每届都有自认是基督徒的学生，身边亦不乏入了基督教的同事。而从未发现自称是佛教信徒的学生，身边教职工中也未见达到居士水平的人。
反观基督教，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基督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基督化”作为根本任务。以“彼岸”、“天国”为号召的基督教，其实更重视现世的建设。在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国家从顶层组织到基层社区都在基督教监管之下；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在基督教的掌控之下。
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构成一直是“皇帝的天下和家族的社会”，没给宗教组织留下发展的空间，这是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僧团组织不得不离开“人间”，走向丛林的主要原因。无怪有学者称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为“制度性宗教”（窃以为叫“组织性宗教”更恰当），把汉传佛教和道教称之为“分散性宗教”（也应该称为“非组织宗教”）。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求存，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弈。这逼着佛教在各个方面变革，直接造成了佛教在隋唐之际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盛况。之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的佛教逐渐趋于保守，坐等香客上门，满足于僧伽内部的习经礼佛与谈玄说妙。譬如，佛教以彻底的“止杀”“和平”著称于世，但除了僧侣信徒买生放生之外，基本上流于空谈。汉传佛教未能削弱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日本的佛教也未能阻止法西斯战争狂人上台。这是佛教应该反省的历史教训。 当基督教指导教民对抗金钱欲望方法的时候，佛教满足于广进香火钱。当基督教募捐主要是做慈善的时候，佛教募捐主要是来造佛像；当基督教的社区神父在教民中辛勤布道的时候，佛教的僧侣多半在佛堂中打坐；当基督徒每个周日必去教堂礼拜时，佛教信徒可能一年也进不了几次佛堂。基督徒有传教的责任和愿望，佛教徒大都选择独善其身。长此以往佛教在中国的结局自不必待言。
变革是必须的。
但是，必须看到“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还未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还属个别寺庙的局部行为，影响有限。
佛教危机的症候之四是：骨质疏松。
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型社会土崩瓦解，中国大陆社会演变为党团组织为骨架的单位社区型结构，宗教组织迭遭重创。至“文革”期间，佛教（包括其他宗教）领受了堪称历史上最严重的“灭佛”运动――庙宇被毁，人才凋零。“文革”前学养深厚的高僧到今天已寥若晨星。这是汉传佛教在商业大潮中把持不住自己的重要原因。自净慧长老2013年在黄梅四祖寺圆寂后，大陆汉传佛教还有几人能配得上是“大德高僧”已成疑问。从表面来看，新人的数量，学历都上去了，但修行的功力不是佛学院给的，特别是在红尘滚滚诱惑无处不在的当下，佛教人才的成长更为不易。媒体不断爆出住持级的和尚破规犯戒，恐怕不都是空穴来风。
危机就是转机，佛教义理蕴含着深刻的拯救人类精神的元素。从佛教的基本信条来看，佛教应是人类宗教中最接近时代精神的一种。其在宽容与非暴力、敬畏生态等两个方面的体系资源都非常深厚。这正是当今人类世界亟待破解的困局。
“宽容大度”是佛教对待外界外物的基本态度。佛教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不强迫他人表态；不用权力与暴力传教；更不搞违心的皈依。这是除了道教之外，其它名门宗教不能比拟的。当基督教等宗教将世人区分为“非教徒”，甚至是“邪教徒”，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分而治之的时候，佛教宽容地看待既拜佛陀，也拜老君、孔子和其他神灵的人。星云大师公开表示“佛教徒可以信多个宗教”。宽容大度的佛教伦理可以为避免人类的宗教与民族冲突作出重大贡献。
狭隘的宗教主张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世界各地的种种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径的背后，都不难看出这两个魔影在作祟。历史上基督教等宗教鼓动“圣战”，用**加圣经的办法传教，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如果佛教彻底的和平主义与非暴力主张，能首先为世界各大宗教接受，人类远离杀戮的梦想就实实在在进了一步。
如果我们有一半的人能像佛教徒那样看待生态，中国的环境就有救了。佛陀的“众生平等”命题，用今天的西式话语来说就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这个西方用了2000多年才达到的生态主义高度，佛陀在2000多年前已经主张并开始实践了。“众生平等”的概念，在生态意义上也优于儒家“天人合一”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当然，佛教仪式中也有悖于生态之处。当初汉传佛教用烧香的形式礼佛，绝没有料到近世俗人“烧高香”的攀比心理会如此强烈；也没有料到商人乘机把香做得越来越大，包装越来越精美，质量却越来越差。结果把佛堂的空气弄得污浊不堪。现在大陆有些寺庙开始给香客免费提供三柱“清香”，以清洁寺院的空气，方向对头，可还不够，很多香客照样扛着高香进来，你能不让他烧吗？还是台湾的佛光山来得彻底：不烧香，改用花束来礼佛。不是也很好吗？佛教的变革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入手。星云大师就把基督教的“童子军”经验拿来化为己用，发展成佛光山系统规模越来越大的“菩萨义工”制。我们在佛光山系统考察体验7天，所有的安排都由义工负责，其效率之高，服务之热情，远超大陆的任何专业公司。
如果拷问一下国人的精神生态，大致可以在“人心浮躁”至“人欲横流”区间来衡量。这恐怕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以种种方式的造假为例，可以说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公司渐成常态，假话、假数据、假货、假专家满天飞，大家已见怪不怪。30年来各种“打假”运动表明，仅仅依靠严刑峻法达不到扭转社会风气的目的。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相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撒谎的比例最低。“不妄语”就是佛教“五戒十善”的根本要求。中国政府应该适时反省僵化的宗教政策，容许，鼓励善意的宗教组织参与全社会的“人心建设工程”。诚如星云大师所言：“人间佛教有益于国家、社会、人心的建设。”
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讲科学和法治的美国，其实是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在美国的国歌、宪法、议会和钱币等诸多地方，都不难发现基督教的胎记。例如，美国参议院传统上都以祈祷仪式作为每个会期复会的标志。人们印象中这个最民主、最自由的机构，却被浓浓的基督教气氛包围着。从1789年起，美国参议院便设置了指导神父一职，实际上就是参议院的专职神父。基督教在整个美国国家的发展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一直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
美国人并不担心美国会变成基督教国家，从而影响其“自由”“民主”的形象；这意味着基督教在美国已经不是中世纪与世俗政权为敌时的那个基督教了。
中国需要佛教，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种危机治理需要佛教。毕竟千百年来佛教是距离中国人心最近的宗教。但是，当下中国需要的不是谈玄说妙的丛林佛教，也不是买票烧香的旅游佛教，而是有助于挽救人心，净化世风的“人间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