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走上地图，
面对的是地图的今生。
人们走下地图，
想的才是地图的前生和来世。
让我来推荐世上最耐读且包含元素最多的一本书，不是曹雪芹写的也不是莎士比亚写的，我会首推地图册。想一想，再没有比地图更耐读的书了。它的精炼度、概括度和大容量，是任何一本书用文字所达不到的。它既现实又幻想，既完整又琐碎，既停滞又飞翔，既迷离又清晰，几乎接近童话。
对，就是在纸上飞行。
地图虽小，五脏俱全，像瑙鲁、图瓦卢这些国家只有区区20平方公里，但地图照样得有，上面依然得有五线谱国歌飘扬。有一天老师讲到最小的国家梵蒂冈不足半平方公里，放风筝都不敢随意，唯恐一松手就放出了国境。我就问：“那他们敢不敢隔窗往屋外撒尿？”老师的脸马上皱成地图。结果是，我在屋里被罚站，风筝依然在梵蒂冈的天空放。
那么，多大的地图为最好？这没有统一标准。我说恰当最好。间谍们肯定认为地图越小越好，以藏在袖筒里或高跟鞋里甚至牙缝里最妙不过。皇帝、总统、出版商则认为越大越好。晋时裴秀见到的《旧天下大图》用缣80匹，唐代贾耽制的《海内华夷图》广3丈，纵3丈3尺，修理一次，得用女娲补天的功夫。宋朝各地每逢闰年都要上报地图，如当今政府水分极多的财政报表。最大一幅是《天下图》，画工用100匹绢拼在一起制成，由数名粗壮大汉吆喝抬着。这样的地图象征的成分大于实用，已无多少价值，起码在我家桌上是打不开。
凭皇帝的想法，他们一个个一定还想照全国面积复制同样一张地图。因为没有高挂的墙壁和展放的桌子，作罢。
我的结论是：小于一块抹布，大于一张牛皮的地图都不太好玩。
世上名声最大的地图该是荆轲为秦始皇献上的那张，里面裹一把刀子。图穷匕首现。可惜那张图裹的时间太短，早早亮出匕首，不含蓄。不然，《史记》就是另外一种写法。
暴政大都对地图感兴趣。那天，荆轲见秦始皇的道具为三：人头、匕首、地图。外加口哨伴奏壮胆。那一时刻，地图就像是地壳，打开，看到地核，最后来一场地震。他一定成了一张令秦始皇一生难忘的地图。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都是地图狂热者，能纸上谈兵。喜剧大师卓别林演希特勒，在地球仪前表达对世界的贪婪、欲望、张扬，几成卓氏经典段落。秦始皇也是一个地图的狂热者，公元前221年即位时，他把全国地图都收集起来，成为国家象征。刘邦是个把知识分子帽子当尿罐用的乡村无赖，但灭秦时让宰相萧何入咸阳，第一件事就是把国家地图接收过来，粗中有细。我小时候看戏，土匪进山给山大王献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图的一种――联络图。《三国演义》里那个朝秦暮楚的张松，全部资本恐怕就是袖筒里那一张地图了。《西游记》里的妖怪，腰中大都挂一个储存着计算机图形信息的U盘。
我到十岁还尿床，第二天晒被子，同学在背后悄悄嘀咕，他们竟说我“画地图。”
绘制地图虽然不需要情节、故事、人物三要素，但一点也不亚于老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费心劳神，且写实程度比虚构小说难度要大。但是，你拥有专业知识并不能立即去操笔画图。等等，还得等一下。
首先是立场问题。中国古代画地图前须考虑体现出“天下”“中国”“四夷”“主藩”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安排，区域大小的安排。你不能把皇帝那张龙椅摆到角落，去与鼠洞为伍。就得思想第一，主题先行。实际比例大小以人的感觉为中心概念，这一点看，地图更接近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
我对比过古代地图，宋代《华夷图》画东西各国，日本、暹罗画得很小。到明代，意大利利玛窦开启了地图年代，在华近三十年里绘制十多幅世界地图，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开始明察世界地理，但仍把别处国家画得如同弹丸小岛，这种空间比例，显出天朝大国的自我想象膨胀。日本《大东亚战争要图》干脆把朝鲜、台湾、日本涂上同一颜色，一厢情愿认为都是天皇子民。地图的绘制在调色时更多掺上政治意味和历史记忆。一时地图唤起想象的空间，纸上想象大于现实，国王和总统们都在纷纷创作政治童话。
如果说媒体是社会舆论公器，地图就应是地面符号化的真实镜像，以金钱或感情随意放大或缩小，有点像谈恋爱时头脑发热写的情书。因此地图商和广告商的行为都不可信。
地图是活的。地图上任何一段线条都在匆匆行走，且餐风饮露，跋山涉水。在颜色之间，线条敬业自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不敢越国家雷池一步。那些乱麻般的线条在图里寸寸如金，每一寸退缩或延伸都比黄金和鲜血重要。这点又大于变幻不定的情书。
只要有人类意识形态存在，地图就会不断变换更改。结果是地图色彩在变化，出版商在穿梭折腾。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党的理想和宗旨是要取消地图上的分界线。他们玩的都是小的“掌上短篇”，靠一张张形状不同饱含血迹的地图起家。
地图再大，也无非是河流、山脉、湖泊、运河、长城、海岸、关隘、岛屿这些单调的符号组合。但地图是一部带颜色的历史小说，从上面能听到花开鸟啼，风声雨落。
我考证地图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科技发达，需要一张智能的图案引导。当年哥伦布如果拿一张带毛的牛皮，肯定发现不了新大陆。第二是在世界落后时，一些无聊且有趣的人整天瞎琢磨，不想写文字，要偷懒，便产生了偷工减料的地图。纵观现在的这个“读图时代”，世界出版界不就是“字不够，图来凑”吗？
面对地图的色彩、范围，无论如何折腾，花样翻新，地图最根本的要素是要永远精确，这才是地图生命的灵魂，如果一个常胜将军行军打仗，除带一队人马，再带一幅张大千丈二匹《长江万里图》，或石涛册页，即使笔墨再好，水乳交融，也实用价值不大，结果损兵折将。
世上所谓纸上谈兵，必须有纸，而且不是一张白纸，必须是一张地图。面对一张上好的驴皮或狗皮，纵然是黄埔军校或西点军校毕业的大司令，也绝对黔驴技穷，口舌结巴。
人们走上地图，面对的是地图的今生。人们走下地图，想的才是地图的前生和来世。
世上大地震、大海啸之后，旧貌已变，万劫不复。面对三十年前童年时我曾看到的旧地图，面对古人三百年前看到的古地图，我有点心惊肉跳，想到若干世纪后，那些飘散的大陆板块会重新漂来，它们梦游一般，像群鲸索源，像浪子回头，像游子归家。地图一块块纷乱交迭，鱼群般喋唼，新的鲜艳，旧的褪色，忽然，最后有一天，又复归于从前同一个板块。
像是一块熔化又凝固的大青铜，地图面无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