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桌上唯一见到肉的菜是一盆有半根猪筒骨的萝卜汤。那是一年中最好吃的饭。母亲是广东潮州人，会烧菜，能把豆腐和大白菜帮子烧出红烧肉的色香味。但她很少有时间做饭。我姐，我，弟弟，妹妹，全家五口全靠她一个人在一家废品加工厂做工的工钱糊口，每个月不足20元。那个厂子离家有十几里路，她每天天亮前出门，晚上快半夜才到家。家里做饭只能是姐姐和我，谁先到家谁做。一天两顿，很简单：半锅水，两把米，一堆剁碎的菜帮子。
好歹念完了初中，看着好几年前失去父亲后已经变卖一空的家，看着母亲干枯憔悴的脸，我决定不读书了，出去做事――去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农场种棉花，不像种水稻那么苦，去了就是工人，每月可以拿工资。
一走小半年，我的月工资接近10元。我很激动。每个月吃饭4元多钱就够了，再有几毛钱买肥皂牙膏，剩下的将近5元钱可以寄给母亲。
过年的几天假期，母亲上工的那个废品加工厂不开工。母亲整天在忙，除了忙一天两顿饭，就是料理我从农场带回的棉花：找弹花匠打了两床棉被，他们留下一床，一床让我带回农场，其余的给我们几个做一身棉袄棉裤――之前我们都是单衣单裤过冬。
除了忙活这些，母亲还有些事做得很秘密，总是在我们几个都睡熟以后才做。到我动身返回农场的那天早上，她指着一只堆得老高的长条竹篓说：这是给你带去农场的。什么啊？这么多！我很惊讶。母亲淡淡地说：就是一床棉被，还能有什么。可家里没有扁担，为了抬那只竹篓，临时找了半截晾衣服的竹篙代替。
时间很充分，但母亲还是让我跟她一起早早出了门：只有我们等车，车不会等我们。没想到我们早早赶到公交车站，却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来。车站的人越积越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趟车，抬着竹篓的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挤上去。母亲口里直说“莫急莫急”，其实她心如刀绞。车票是预先买好了的，如果误了车，就等于废了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差不多没指望的时候我们上了车，一路上看着车停站、等红灯、让人、让车，人几乎要疯。谢天谢地，到了火车站。一下公交车，抬上竹篓，母亲就飞快地跑起来。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几步，我就感觉到母亲的步子乱了，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终于跑不起来。我不由得一个劲埋怨母亲，不是说就一床棉絮吗，这么沉？母亲喘气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我照顾不到，能带就多带些。就那样挣扎着进了站，发现还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天桥。我坐的那趟车，预告的汽笛忽然响了。母亲真的像疯了一样弯下腰往天桥的台阶上爬。上了桥，过了一段平路，就是下台阶了。我在后面紧紧地抓住竹篓，不使它压上前面几乎已经缩成一团的母亲。
离最后下天桥还有几个台阶了，已经看得清正在吹哨子、摇动小红旗的列车员的脸了，母亲忽然腿一软，栽倒了，瘫坐在地上：“快，儿呀！就几步了！”我抽掉那截竹篙，冲到前面扯起竹篓，拖到车门下边，那个男列车员一面发脾气说我们带着这么多这么重的东西，为什么不赶早，一面帮我把竹篓弄到了车上。我冲进车厢，在第一个车窗的小桌板上俯下去，顾不得腰上背上随辱骂一起落下的拍击甚至捶打，猛力掀开车窗。
母亲已经站起。抱着月台上的站牌柱，站在那里。列车刮起的风，卷起她破旧的衣服和已经花白的稀疏的头发，她失神地站在那里。
下了火车，再搭船，见到了同行的弟兄们，那只竹篓不愁没人搭手了。当天傍晚到农场，打开竹篓，那床棉被下面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猪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罐豆腐乳，一罐梅干菜红烧肉！最让我莫名其妙的是红烧肉：吃年饭的时候，姐姐偷偷告诉我，别怪母亲没有给我们烧肉，你去农场之后，母亲把定量肉票都拿去换钱了。原来这是母亲的一个借口。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都已破碎，是上午在火车站天桥下母亲跌倒时摔碎的。好在整个竹篓上上下下包得严严实实，连汤汁都没有漏出来。当夜一帮弟兄大呼小叫，挑出了玻璃碎屑，风卷残云，扫荡了个精光。给母亲去信时，我没有说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我怕母亲的心会跟着破碎。
再次回家过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送我那次在火车站跌倒，母亲胫骨韧带撕裂，在家里只躺了3天就一瘸一拐地去那个废品加工厂上工了――她怕丢了那份工。而在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关她受伤的事只字不见。她不许姐姐透半个字给我。她怕我的心会跟着撕裂。难怪母亲当时抱着月台的站牌柱。
写这则短文的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是散文的范本，我的短文或许情境跟它有一点相似。不过，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在那之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在陆地、在海上、在天空，旅途上都会有一个母亲跌倒的月台，都会有一个母亲抱着的站牌柱，都会有一个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在为我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