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安吉洛死后备极哀荣，与其生前广泛受人崇敬是分不开的。1993年，她在比尔・克林顿宣誓就任总统时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晨曦的脉动》（On the Pulse of Morning），这是自1961年罗伯特・弗罗斯特为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献诗之后，美国再次有诗人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担任这样的角色。玛雅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何以得到如此殊荣呢？
弗里曼被杀后不久，玛雅和哥哥被送回斯坦普斯的奶奶家。奶奶的朋友伯莎・弗洛瓦夫人对玛雅说：“言词不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符号，人类的声音赋予了它们深层的意义。”在她的帮助下，原本缄默的玛雅终于开口。她推荐玛雅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莎士比亚、埃德加・艾伦・坡等影响了玛雅一生的作品，也向玛雅介绍一些黑人女性艺术家，让她重拾生活的希望，培养她对艺术的兴趣。玛雅14岁的时候，和哥哥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搬到加州的奥克兰居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进入加州劳工学校（California Labor School）学习舞蹈和戏剧，期间曾辍学到旧金山的电车上工作，成为该市第一位黑人女售票员。不久她重返校园，17岁毕业后不久即为人母，生下儿子盖伊・约翰逊。
美国著名黑人作家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在《同情》（Sympathy）一诗的第3节中写道：“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啊，我知道/当他羽翼折断，翅膀撕痛/当他打破牢笼，重获自由/那不是喜悦或欢乐/那是他从心底深处发出的祈祷/那是卑微的请求，传到他翱翔的天堂/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这首诗让经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家庭不幸的玛雅感同身受，在民权活动家阿比・林肯的建议下，玛雅用那首诗中的一句作为自传的书名―《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作为玛雅系列自传中的第一部，该书从玛格丽特・安妮・约翰逊有记忆的童年开始，到她成为未婚母亲结束。出版后，玛雅被赞为“为美国回忆录开辟了新的文学道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传记女作家”，成为公认的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代言人。
玛雅在传记中采用了对话、人物刻画、主题的推进、情节等小说创作常常采用的手法，改变和拓展了自传这种文体的内涵，再现了一个黑人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玛雅的个人经历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变迁，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那也可能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个体的遭遇在她身上的集中反映。种族关系、性别身份、家庭是传记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她童年生活的斯坦普斯小镇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缩影，黑人和白人、女性和男性之间泾渭分明，她感受到了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承载的双重压迫。玛雅从童年起就因父母离异有了遗弃感，后来又体验到单亲家庭的艰辛，因此，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始终贯穿于她的作品之中，同时，她一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求，没有放弃和命运的抗争。她最终战胜命运，做了自己的上帝。她的传记作品，特别是早期的几部，在带给读者震撼的同时，更能引发人们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
玛雅说，“爱无障碍。爱可以跳过栏杆，翻越篱笆，穿透墙壁，满怀希望地抵达它心中的目的地。”有评论者称，安吉洛既是非洲裔美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黑人文化的辩护者，是美国黑人文学界的代表。作家朱利安・麦菲尔德（Julian Mayfield）认为，《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一部无法形容的艺术杰作，不仅是其他黑人女作家的榜样，也是非洲裔美国自传文学的里程碑。玛雅的自传不太关注政治或者女性主义，在解剖自我方面投入了较多精力，这为其他女作家开了一个好头：女作家们应该毫无愧色地向这个世界敞开胸怀，正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作品被誉为非洲裔美国女作家“最优美”的自传之一。
玛雅・安吉洛与中国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曾在多种场合提及中国。她在第一部传记《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说：“贝利6岁，我5岁的那一年，我们背乘法表的速度可以和中国孩子打算盘的速度相媲美，这一点是我们后来在旧金山见到他们的时候才意识到的。”玛雅・安吉洛在2013年出版第7部自传《妈妈和我，我和妈妈》之际接受了《时代》周刊的采访，她说：“我还没写完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的读者，他们可能生活在爱荷华州的得梅因、中国的九龙、南非的开普敦，他们会说，‘你们知道的，那就是真相。我不在那里，我也不是身高6英尺的黑人女孩，但那就是真相’。” 三
在2013年《时代》周刊的那次采访中，记者问她还会写几部自传，玛雅说：“我马上就要过85岁生日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可能会一直写下去，直到上帝说，‘玛雅，玛雅・安吉洛，你的时间到了’。”
正是因为有了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玛雅・安吉洛等民权英雄的奔走呼号，美国才走上了通往种族平等的正义之路，先驱们的努力也为奥巴马铺平了白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