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罗德・英尼斯研究了美国《权利法案》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指出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促进了美国获取空间霸权的倾向，提出了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并启示人们对印刷媒介的局限保持清醒认识。
关键词：媒介帝国主义；出版自由；传播垄断
一、出版自由首先体现为美国出版商的商业自由
美国用《权利法案》为美国的出版自由奠定了基础。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作为传播媒介研究的专家，英尼斯对印刷媒介有全面而辩证的认识，他从来不把“出版自由”与“表达自由”画等号，在他的术语中，“出版自由”只是印刷媒介传播的自由。尤其当他从一个加拿大人的角度考察印刷媒介时，他对美国《权利法案》保障下出版自由带来的印刷媒介的传播垄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首先指出：出版自由某一方面来说是美国出版商的自由。
英尼斯首先深入剖析了美国报纸在其发展初期与出版自由之间的密切关联，他指出，美国的印刷媒介一直在积极地扩大自身的传播能力。廉价报纸带来发行量的增长，发行量的增长带来广告的增加。所以报纸尽可能地扩大自己覆盖的范围，既包括扩大覆盖地域，也包括覆盖的阶层。比如，早期报纸多以早报的形式出现，因为有产阶级习惯于在悠闲地用早茶的过程中阅读报纸。晚报和周末报纸的出现，体现了报纸向低收入阶层渗透的努力：“晚报……随着劳工阶层的需求而发展起来。早报本质上是贵族的，晚报意味着吁求新的阶层――劳工阶层的支持。”②扩大发行量这个表现为出版自由的行为，体现了出版商对商业利润的不懈追求。
美国报纸出版商对自身利益的不加掩饰的追求，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上。美国一直从加拿大进口纸浆和成品纸，为降低纸浆价格，“报纸组织起来应对价格可能上涨的危险，并运用影响公众的巨大优势，成功地施加政治压力，促使降低和取消来自加拿大的机械制造纸浆和新闻用纸的关税”。③报纸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心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英尼斯指出，出版自由反映了来自商业的压力，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是商业的自由。“美国《权利法案》对出版自由的保证，以及美国邮政立法对它的支持，意味着不可限制的商业压力的推进和技术对传播的冲击。”④商业的压力使出版自由远离了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出版已经进展到这样一点：表达的自由已经等同于新闻兴趣。对说话的自由的捍卫已经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手段，用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⑤它甚至同表达的自由背道而驰，“报纸对表达的自由没有兴趣，它的兴趣在于从那些对表达的自由有兴趣的组织手中拉到广告”。⑥
二、出版自由是印刷媒介垄断传播的自由
更进一步，英尼斯指出，出版自由同时也是印刷媒介垄断传播的自由。出版自由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印刷媒介的垄断地位。自机械印刷机发明以来，印刷媒介获得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直到《权利法案》保障了出版自由，以作为商品并与广告结盟的报纸为代表的印刷媒介，才充分展现了其史无前例的巨大能量，建立起对其他传播形式――如口头传播――的绝对优势。英尼斯指出，在印刷媒介的垄断下，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是一种幻觉，只有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介协调并存，才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出版自由以保护言论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为标榜，实际上却走向了其反面，支持了印刷媒介形成传播的垄断，出版自由成为出版物垄断传播的自由。英尼斯指出：“出版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是，如果它变成了出版垄断的堡垒，那也是危险的。”⑦“出版自由是这种垄断的组成部分，它抹杀了垄断的特征。”⑧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对文化和文明有深远的影响。印刷媒介所形成的传播垄断是对空间的垄断和对时间的忽视，因为传播媒介本身的物理性质，决定了传播媒介形成向空间或向时间的偏向：“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空间或倚重时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⑨印刷媒介轻巧便于携带，能迅速覆盖广袤的空间，但同象形文字所用的石头、楔形文字所用的泥版等媒介相比，它难以保存很久，因此印刷媒介是一种偏向空间的传播媒介。“在美国，报纸的主导地位从空间上来说产生了大规模的传播垄断。这里有一个隐而不显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时间问题的忽视。”⑩“在这种环境下，延续的问题和对时间的垄断问题被忽视了，实际上已经被淹没了。时间被按照日报的长度切成碎片。空间垄断的专制强调变化和不稳定，对延续的问题造成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远比中世纪的时间垄断的专制对政治组织的建立的威胁严重得多。”英尼斯认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对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组织的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重视空间垄断、忽视延续问题的印刷媒介所主导的美国，致力于在空间上的扩张，致力于建立空间霸权，对其他国家形成极大威胁。
三、媒介帝国主义的形成
凯里在为英尼斯的著作《变化中的时间概念》（Changing Concept of Time）所作的导读中指出了英尼斯的忧虑所在：“武力和知识垄断是帝国权力的两种表现：帝国的控制不独表现为武力，甚至更依赖知识垄断，后者不仅控制贸易路线，还控制文化的路线：艺术风格、语言，消费者趣味和精神观念。”对加拿大的文化而言，这种知识垄断的威胁更为现实，也更为严重。美国的知识垄断和文化霸权是通过媒介的传播垄断来实现的，而这种传播的垄断得到美国宪法保证的出版自由的保护。《权利法案》的第一修正案不仅是美国的宪法，还被美国当作可以按照美国的含义加之于他者的普遍权利。英尼斯指出，修正案中自由的含义是武断而狭隘的，它被作为一种武器，来允许和保证美国出版的垄断，而不用考虑国家的界线和传统。加拿大一方面为美国提供纸浆等原材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这些原材料的最终产品：美国的廉价杂志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大量涌入加拿大，无疑，它们不仅通过广告，也通过其内容，反映了美国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此外，借助广告的力量，加拿大的出版也被美国的广告商所支配，“加拿大出版业靠美国分支企业产品广告的支持，并被迫同美国出版商竞争，规范它们的版式、风格和内容；加拿大的作家必须使自己适应美国标准；我们的诗人和画家已经沦落到三明治人的地步。” 在这里，出版自由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新的混合物。“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的，然而事实上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英尼斯指出，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已经影响到加拿大的民族生存，加拿大处于一种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之中。“我们确实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英尼斯说：“我们必须采取持续的努力在战略要点上对抗在各种迷人外貌之下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此我们才能生存。”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英尼斯是最早发现传播体制中的帝国主义的学者，他深入探究了传播媒介所聚焦的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并开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这一方向被北美赫伯特・席勒、达拉斯・斯麦兹等发扬光大，他的洞见在今天，对于研究和应对媒介帝国主义，以及对印刷媒介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均是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
（汤文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文学博士，副编审）
注释：
Innis， Harold A. The Ideal File of Harold Adams Innis[M]. Ed. William Christ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54，57.
Innis， Harold A. The Press， a Neglected Factor i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C].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75.
Innis， Harold A.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A].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C].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11，11，14.
Innis， Harold A. The Intellectual in History [A].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C]. Ed. Drache， Danie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449.
Innis， Harold A.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and Civilization [A].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C]. Ed. Drache， Danie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388.
Carey， James W. Introduction [A]. Harold A. Innis.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C].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16.
Innis， Harold A.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C]. Colo.：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