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加速，英文文学当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英美作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不纯粹是语言方面的进步，更多的还是关注文化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首先探讨了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而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特征，最后对于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内涵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发展趋势;发展特征;内涵
一、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特征
Norton Anthology 开始收录大批非英美人士的作品，以及PMLA 两年内两度推出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学研究专辑来看，英文文学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在《英国文学的国际化》书里，金恩指出，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种族、政治与经济自由化，保护性障碍降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历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金恩在书中细数大批人口流入欧洲的缘由，尤其是英国，包括二战后重建需要外来人力协助、许多前殖民地的人为了找寻更好的工作、社会福利和子女前途而来;也有人逃离帝国撤离后造成或留下的种族对立、内战或独裁政权;有人以西方国家为增强影响力而提供的奖学金前来留学，毕业后定居下来。除了这些之外，金恩也提到全球化因素。便捷低廉的国际空运，加上对进出国境与移民的管制放宽，促使大批外来人口得以各种理由进入英国。伦敦已不再是帝国的中心，而是种族与文化混合的国际城市。金恩指出，英国日益成为多文化与多种族的国家，其过程同样出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纽西兰与澳洲在内的其它国家。
从金恩有关大规模非西方人口流入因而改变英国文学走向的论述，我们看到新英文文学的兴起内幕，其论述主轴为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及后续的影响，虽然也夹杂一些全球化因素，但核心论点仍指向殖民与后殖民之间的过渡转换。相较之下，PMLA 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学研究专辑，重点就放在失去国族框架的全球化情境，探讨作为国家文学的英美文学如何应对这一新视野。
就文学类别而言，前者一向称为新英文文学，而后者则为全球英文文学（global English）。两者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不同的关切点也衍生一些独特的议题。就全球英文文学而言，传统上通过少数白人典籍作家，探讨国族或文化价值体系的形塑，现在则很难不放在全球化架构内探讨其文化的源起。简而言之，有关全球英文文学的研究，其影响层面并不仅限于全球化时代的英文文学，甚至扩及各个时期的英美文学研究，促使重新检视仅从国族框架探讨文化源起的适当性。由全球化进而引发对过往仅从一国传统探讨文化议题的检讨，这种风潮并未见于新英文文学。就这个层面而言，全球英文文学所带动的，不仅是一时文学创作风潮的转向，也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典范交替，进而可能扩散为一系列的巨变，而比较文学的头落（套用Spivak的用语）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三、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内涵解析
全球化是个正在发生、影响深远、但规模巨大到不易掌握的一个转变及形塑未来的过程，其所牵扯的面向十分多样，单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并不足够。因此，一个更具高度与广度的“认知图示”是非常必要的。全球英文文学虽然不能概括全球化的一切方面，但其牵连的领域同样庞杂，有许多甚至是全球化所无法涵盖的。
有关内在核心的论点，仍有一些待厘清之处。如果仅仅是因为内在核心具有普遍性的本质（essence），才导致文化差异的共通基础，那么这种普遍性不能建构独特的文化主体。另一方面，如果内在核心本就具有文化独特性，也不能成为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的人赖以沟通的基础。这种两难的情境，与翻译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十分类似。翻译之所以需要，是因每一种语言都具有无法消除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而翻译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语言的普遍性本质。班雅明的翻译理论，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叙述。在《译者天职》里，班雅明指出，可译性即某些作品的本质要素（an essential quality），这并非意味它们必须被翻译，而是说原文本就拥有的特殊性在“可译性”里展现出来。语言有其本质，也即有其可译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而其原本就有的特殊性也在可译性呈现。可译性不仅具普遍性的本质，也在展现时保有特殊性。不过，原文隐含的本质究竟为何而得以在普遍性中保有特殊性？根据班雅明的说法，本质无法简化为作品的意义，也不等同于著作的文化或历史重要性，而是一种语言效应，这个效应必须能在译文中产生原文的回响。本质与意义分开，显示其不具有平行的信息沟通功能，而强调原文对译文的语言效应，由于涉及所有语言之间预存的关系及背后无法抹除的上帝因素，一种从更高层级得到启迪的轮廓得以浮现。于是，在互补且可相互变换的语言亲属关系里，普及性隐然存在，但每一种语言无可取代的特质，也“投射为译文的独特性”。
全球英文文学的重要议题，无疑紧绕着国族框架的消失或模糊，而两个消失点的贴近于碎片的黏合。在人员、资金及影像等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之际，这具有强大的解释效力。在《全球现代性、后殖民书写与族裔暴力》的书中，作者一方面处理后殖民时期族裔、国族与文化认同的分裂矛盾，一方面探讨全球化时代从自己习惯的地方抽离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不论对全球英文文学或对新英文文学都关系重大。南非作家柯特吉的《少年时》（Youth）与《屈辱》（Disgrace）两本小说涵盖的时代背景，正处于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称全球化与后殖民交错的“不确定期”（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白人男主角在国族认同上虽然接受自己是南非人的政治现实，但他们的文化属性却紧跟着欧美文化母体（精英文化、经典文学）。国族认同与文化属性的违逆，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无法发声，也无法自其中获得救赎与超越。英美文学以文学经典培养国族与文化认同的传统，在后殖民时期的南非，显然遭到严重挑战。在这里，我们看到国族与文化认同因为分裂进而碰触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少年时》的男主角约翰从南非辗转到达伦敦，在美商跨国公司IBM 找到一份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IBM 是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国际分工及世界军事秩序结合下的综合体，而约翰则是其中的环节微粒（nodal point），身处失去国族框架的情境。与一般跨国工作人员不同的，是约翰从小立志遗忘南非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学习地道的“英国性”（Englishness），并创作让英国人及欧洲人认可的世界文学。这种文化认同倾向，使得约翰的环节位置，其实并非单纯只是两种文化的接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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