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屈原精神的不同认识，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各异，本文试图从屈原精神生成暗含的文化合流――战国诸子的政治启示和儒道法的弘扬与消解这样一种内生力量来阐释。对于屈原精神的自我意识发掘，理性和个性兼容的气质以及浪漫诡异、忠君爱国的表征，研究视角不仅放到楚文化这样的微观环境，更多地从当时的宏观背景来关照其成因。
关键词：屈原精神；自我意识；浪漫诡异；弘扬；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战国七雄竟逐的政治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学家认为，社会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发生。王夫之《读通鉴论》：“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社会。”
战国时期生产有较大发展，生产技术很大提高。人口数量增加，货币广泛流通，商业经济繁荣。春秋时期的“礼甭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其无事矣。春秋时犹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言及一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宗法、礼仪制度破坏，各自为政。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G异谷别，水隔山绝，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封地，握其政令，信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矣。（《淮南子q要略》）
政权独立，各诸侯国陆续称王。大国均有统一天下的愿意。各国为图自强，竞相改革。且各国改革互相影响，如郡县制度。杨宽《战争史》称：“春秋时期大国往往由于其所兼并地及边地设县，以便加强防护，集中管理。”春秋末晋国最先设郡，产生郡、县两级设置。此后，各国竞相仿效，用于边防。
七强常相攻战，征战不断，小国不断被蚕食，最后被吞并。
楚本小国，处南。周成王时始于丹阳，称楚子，处于苗、蛮地理位置，其历史地位非常独特。
1、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凸显
楚地处江汉之地，“群峰竟举，荆山独秀。”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人所面对的荆山需要楚人去艰苦创业与开发，获得自身生存的空间以维持与周王室的缔属关系。楚人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反映了楚人面对自然环境的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进取之情。
楚族渐强与周室的渐弱，使得楚人渐渐走向对周室的既臣服又对抗的心理。此后周室对于南方的不断征战，源自于楚人对于周室的不恭与南蛮的抗争。这种民族的精神又反映在“王不加我，我自尊耳”的心态上，由此渐生出楚民族在与周室的斗争中生成的自我独立意识。
2、屈原美政理想的基石――德政、民本
楚族，作为与周室分庭抗争的新兴民族，其自我独立意识，不仅体现在其风俗、官制、语言与周室的不同上。黄瑞云《楚国论》：“华夏蛮夷，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并从未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君主对其臣民亲民爱民的德政思想。楚国君王大多以德入人，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
他主张张法度，举贤任能，政治改革，炼气，推进“政治美学”。
民本――以民为本。“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屈原在其《离骚》中也宣扬了他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同归于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以Z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九章・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
二、对士文化的认同以及儒道法的思想合流
战国时期是我国知识文化高涨的时期，也是“士”阶层特别活跃的时期。王国维考证，“士”本名“史”，在殷周管制中有相当高的地位。“大小官民及职事之民，多由史出”。商代后，各王争夺，士的地位因之下降。“士”作为知识文化的肩负者，士为执事之人，也是掌握宗教、文化的人。“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刘向《说苑・修文》）“士”大意为掌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人。
战国七强并立，各国积极网罗治理国家、带兵打仗、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等各种人才，士每每自高身价，傲视统治者。有抱负的君主，表现“礼贤下士”。于是，各种士竞相产生。
其时，诸子百家，不治而议，著书立说。门徒众多，传食于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
有游说之士，以形势厉害游说君主，纵横离合，以口辩取卿相。
有高韬之士，不慕权势，不事王侯为志尚。也有虽不任职，但有用世之心的。
有侠士之士，“重信诺、轻生死”，能以生命酬答知己。《史记q刺客列传》之聂政、荆轲、侯嬴、田光等。
1、积极入世的自我选择――士的认同：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军事上：诸侯争霸，大动荡，大战乱。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自由开放。成约守信，是屈原积极入世的自我选择的最好体现。
2、精神困境的揭示――儒道法的思想合流：
屈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政治理想目的主要在针对现实、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上对现实政治的改良，呈现出一种“不从周”的心态。然而其与现实的不可兼容，由此而生成王道在政治上与现实的疏离，缺乏。因此，道家的积极避世，与现实的不合作特质，正好弥补了儒家的“执经于一隅”式的固执与偏执。在笔者看来，道家的“离经式叛乱”表现在屈原身上的，广泛的反映在其作品中的主要体现为两个，一为对浪漫主义的追扬，一为对鬼神文化的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家的“兼爱、非攻”等尚贤的主张突破等级贵贱，表现了比儒家进步的一面。它将“法”提到了“天下之至道”的高度，富有一定的现实性及可行性。前文所述屈原一统思想及美政的政治理想，其德政、民本、任贤以及法治思想，也无不渗透了其以儒为本，道、法为用的政治思想。
因此可以说，屈原的伟大，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及至最终以死抗争的方式，其实都只是暂时的慰藉，是对政治理想希冀的破灭式宣泄，是对儒道法的消解。
结语：
清代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高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说诗语》）
综上，对于屈原精神的成因，笔者试图以其形成的基点――楚文化及战国时期政治、儒道文化的双重影响出发，探讨屈原对于三者的吸收与发展，及其对于社会、道德的肯定，对于生命本体的认同，以及对于社会的政治理性期冀。诸多不实之处，还待还得以进一步的查证与优化。
参考文献：
[2]郭维森.屈原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汤炳正.楚辞类稿[M].巴蜀书社1988
[4]陆凯如.冯沅.中国诗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褚斌杰.楚辞要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