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作为描述翻译学的领军人物，提出了翻译规范理论，大家运用该理论也做了大量的翻译评介工作。但是其文学文本与译本的对比模型对于翻译批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却少有人研究，理论和实践资料也比较缺乏。所以，本文希望对该模型一探究竟并选取了培根的一篇散文及两个中文译本进行翻译批评实践来验证该模型的价值。
1.图里的文学文本和译本对比模型
1.1文本要素（texteme）
本文提到的源语文本即文学文本，组织结构基于两种代码，一为语言代码，二为文本代码。未融入文学文本时，语言元素拥有语言代码和文本代码所赋予的功能。但当融入文学文本后，文本会将其结构化，语言元素通过一系列关系从而转化为文本元素。文本的关系体系会赋予文本元素语篇功能以及其他不同功能。而每一个拥有文本功能的元素则被定义为“文本要素”。 因为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运用文学文本和译本对比模型进行对比也只能是局部对比，因此须选取文本要素进行局部对比。
然而，任何类型的符号融入文学文本后都可能具有语篇功能，所以任何类型的元素都可能成为文本要素。如欧根・贡林格（1969：39）的图象诗“WIND”中，每一个字母都具有语篇功能，则字母构成文本要素。但在其希伯来语译本中，为了达到诗的高文本要素价值，不得不牺牲了词的语义。所以识别文本要素是解码分析文学文本的首要之举。
根据图里的初始规范，译者要么以原文为准，遵循源语的语篇关系和规范，要么遵循译语及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但是大部分的译作都不会处于两个极端，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会牺牲某些源语文化的“规范”，同时也会打破某些译语文化的“规范”，具体位置在译者考虑过“首要规范”后决定。从而，较少牺牲源语文化规范的翻译是一种“充分性翻译”，而保留了较多译语文化规范的翻译则是一种“可接受性翻译”。
但是必须强调，这里的充分翻译（AT）并不是上文提到的“充分性翻译”。图里（1980：116）认为，充分翻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翻译理论中的理想型译文的概念，而另一个则是一个假设构念，在描述翻译学中充当一个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实际对比的中间标量。因为翻译对比研究就本质而言是间接的，所以运用文学文本与译语文本对比模型进行对比时，必须通过比较标量来进行间接对比。相对于这个比较标量而言，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都是变量，而标量的选择则是通过比较项的选择来决定。比如对比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中修辞的效果，则对源语文本进行修辞分析时，所具有的特点和重点形成比较标量。
1.3 偏移（shift）
上一段提到将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对比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文本要素分析时会形成充分翻译这个比较标量，因此译文跟这个标量对比时，如果情况不符合则是发生了偏移。
显而易见，偏移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实际翻译过程中。偏移分两种：规则性的和规范性的。规则性的偏移即翻译时必定存在的偏移，不会干扰译语的充分性，因此可归于充分翻译模型内。而规范性的偏移，可合理假设，通常比较译语和源语会显示充分性程度较小，可接受性程度较大的趋势。但是，原则上，偏移也可能发生在相反的方向。无论出现哪一种趋势，都是由解释充分性翻译中提到的规范决定。但是该对比模型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思路，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找出规范性偏离的这个规范是什么，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在对比学习中，偏移是关注点，偏移背后的动因则是目的。例如，在不同译本与源语文本比较时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偏移，可能出于其奉行的翻译原则的不同，而这个翻译原则就是偏移背后的动因。
1.4文学文本和译本对比模型
图里提出该模型源于其构建描述翻译学的三步骤的第二步： 比较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辨识译语文本偏离源语文本的动因，从而抽象概括出翻译行为规范。图里于1976年提出这个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对比研究的模型并不是为了要提出一个明确的翻译理论或者文学文本理论。在我看来就是提供了一种翻译研究的方法来供大家进行使用，框架已经构建，需要的是大家运用理论进行大量实践，用实践成果来填充框架，最后，总结抽象升华出其精华。
图里的文学文本和译本对比模型，即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对比主要基于三个步骤：
a.对源语文本进行文本要素分析，构思充分翻译规范，识别源语文本中的文本要素。
b.比较源语文本单位与译入语文本要素，辨识译入语偏离源语文本处。
c.基于对应的独个文本要素对比之上，对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实际对等与充分翻译的距离做出概括总结。（1980：117）
2.Of studies 文本要素分析
Of studies 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传世佳作，文风典雅明快、语言凝练简洁、修辞生动形象，警句迭出、寓意深刻，其平衡对称的文体效果也是其他语言形式很难替代的。本文选取了其中阐述学习之用途部分从句法结构、遣词、音律和修辞四个方面来进行文本要素分析。原文如下：
2.1.1 基于语料库分析
语料库一词在语言学上意指大量的文本，通常经过整理，具有既定格式与标记。语料对齐的单位从大到小，有篇章、段落、句子、短语、词等不同的层次。粒度越小，提供的语音信息就越多。下面将从句和词两个层次对源语选文进行分析。
英语中句子注重科学性和逻辑性。从形态上来看，英语的句子主次分明且主谓明显，句子之间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词，不仅种类和数量比汉语多，而且使用频率也比汉语高（连淑能，2010：35）。
阅读选文便能发现句子主语如studies、expert men等都与句中谓语呼应组合。句中也多次使用for和and来连接句子以表逻辑关系。同时，选段第一句总述学习的用途，第二句详细阐述具体用途，第三句则通过expert men和the general counsels的对比进一步说明。
2.1.3 主/被动语态
人们表达思想的时候，通常使用主动句。但当主动句的施事由于以下原因（如：施事未知而难以言明或施事从上下文中可以不言自明等）而不需要或不可能志明时，英语往往采用被动句（连淑能，2010：118）。如上所言，选段中每句施事主语明确，并非难以言明之类，所以选文多使用主动语态，使语义显得精确。
3.Of Studies 王佐良译本和水天同译本分析
培根的Of Studies 译文众多，达十一种以上。鉴于王佐良译本的经典性，因此选取此版本的译文进行比较。
3.1 Of Studies 王佐良译本分析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吃力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王佐良， 1997：536）
王译本共3个长句。三个长句分别由3个、6个和3个小句构成，总计91字，与源语文本基本一致。文中随处可见“其、也、之、于”之类的文言词，使文章语言凝练、古雅，与原文的简洁之风相符。
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王佐良深谙英汉语的间的这一特点，在双语间游刃有余、技巧娴熟地将源语文本或拆或合，用汉语读者易于接受的形式译为汉语。
王佐良的译本与八十年代发表，采用了文言文与白话文相结合的方式。他主张“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按照原文的雅俗、深浅、口气和文体，选择简练的文言文来阐释，使译文的文风与原文相吻合。
源语文本首句3个for字排比连用，并在其后省略serve。王采用了原文一样的排比结构，用3个文言词“足以”来对应3个for。共用字14个，在使用汉语习惯说法的前提下，不仅句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并兼具其修辞效果。
结语：
图里的文学文本和译文对比模型兼具优缺点，但优还是远大与缺，不足也供大家进一步进行研究。
该模型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翻译批评的发展空间很大，很多方面需要发展，图里的图里的文学文本和译文对比模型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运用这个方法、这个工具进行进一步研究偏离动因等。而且该对比模型提供了详细的研究步骤，实用性非常强。其二，文中提出的文本要素，充分翻译等概念都属于假设构念，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并没有提供填充的内容以及具体的依据，这个需要研究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做出具体判断来进行填充，因而非常具有启发性。
然而，虽然文学文本和译本对比模型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其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其一，对比模型着重于分析和总结语言和文本的规律性，这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具有封闭性，还应充分考虑译本的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来进行翻译批评研究。其二，图里所说的文本要素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因此在进行实际翻译对比研究时对于如何选取、选取哪些等存在着含糊之处，若能形成选取文本要素的一些标准或明确的依据，则对于翻译批评研究的作用更为有效。
参考文献：
[1]Toury， Gideon.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2]陈德鸿、张南峰，2000，《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3]陈海伦、王占斌，2009，培根散文Of Studies及其译文的赏析[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四期，8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