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声疾呼“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献身！”振聋发聩，敢为人先
1978年7月胡开明应万里之邀来安徽上任后，担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即副省长），主管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宣传、教育和群团工作，还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上任不久，就遇上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作为一位几十年的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再次显露出他思想先行、实事求是、遇事果断的无畏精神。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5日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上，继于光远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冯定、祝明夫、邢贲思等理论大家发表意见之后，胡开明发表了《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而献身》的讲话。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要采取反科学的态度，要真高举，不要假高举”。他针对一些人打着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反对突破毛主席定的一些实践已被证明错了的农业政策上的框框，胡开明说：“我们要真高举，不要假高举，有的人似乎对毛主席很有感情，要句句照办，其实是借高举以营私，举得只是旗杆，连个旗帜都没有，只举旗杆不举旗帜，他要干嘛呢？要用旗杆打人，伤害同志，伤害农民，伤害百姓。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啦，什么‘复辟’啦，什么方向不对了，什么‘砍毛主席的旗帜’啦，什么‘破坏集体经济’啦，什么‘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一夜回到解放前’啦，这些都是用旗杆来打人的！各类承包制已证明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现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什么错？有人谈‘包’色变，我看实际上是头脑僵化，作茧自缚！”这位当年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省级干部，沉寂多年，一旦走上政治舞台，仍然锋芒毕露，认准了“真理”，一步也不退让！
当时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先是在凤阳，后在来安、天长，继而又扩展到全滁州地区，搞起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喜笑颜开，大丰收在望。但反对的浪潮也很大，王郁昭、陈庭元这些人政治压力非常大。在这关键时刻，万里派胡开明出席在滁州召开的一次全省宣传部长会议。胡开明在最后代表省委作总结讲话时说：“什么事都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大家可以到大田里看看庄稼，到农民家访访农户，一看便知，一问便知，让实践来回答。许多地方，农田包下去，粮食就翻番，粮囤都撑开了，收购站前卖粮车排起长队，农民开始吃得饱，穿得暖，家里有了陈粮，油都吃不了啦。这不叫分田单干，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承包这块地，就象司机承包了一部小车，车还是国家的。不能说一承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王郁昭同志推行的责任制我看是正确的，是非常适合农村现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省委支持他！”
有人说，中央文件上也没允许搞“包产到户”。
胡开明说：“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它正确，迟早，中央也会支持，也会写入文件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总要有一些先行的人，把路踏出来！凤阳、滁州，就是先行试验，先行开路的拓荒者。”
王郁昭说，胡开明一席话，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最宝贵、最有力的支持。
胡开明反对一事当前，先问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姓“社”姓“资”要让实践来检验。同时胡开明还认为，精神与政治思想工作都不是万能的。比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讲基本路线，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右倾，拔黑旗，学大寨，争上游，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串连一串，可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调动不起来，地里就是不出粮食，大呼隆，磨洋工，到处都是消极怠工、衣服褴褛的人群，其根本原因是多劳不多得，劳动付出与每人的收入不挂钩。
胡开明认为，厂矿的工人可以实行单机操作，以人定量，为什么就不允许农民来承包土地，以人定产，包产到户？有人说包产到户容易使农民一家一户私心膨胀，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诱发私心，容易产生自私落后心理。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农民都是单干，为什么大家也都一心向着共产党，推小车送粮，背上物资慰劳大军，你能说农民是自私的吗？
胡开明认为，物质利益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虽会有私心成份，但确能提高生产率，确能调动起积极性。列宁强调过，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这就是迁就农民的落后意识吗？如果是，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就应该迁就。现阶段你不迁就，农民就没有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胡开明按照农村实际，主张支持包产到户、“大包干”责任制是正确的。1980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秋天，中共中央下发了75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压在胡开明头上的大石头终于掀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来，真理一直握在胡开明手上。
（七）他是三中全会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第一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主持人大日常工作，是一位省级人大工作的探索者、开拓者、奠基者
1980年初春，安徽恢复人大建制，选举产生了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班子，胡开明被全体代表选举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分工时被确定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和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人大日常工作。当时人大常委会主任是顾卓新，因顾是省委第二书记，协助万里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因此，人大这边的工作就全部交给了胡开明同志。当时，副主任中还有杨明、马长炎、张祚荫，科大的副校长杨承宗，妇女干部应宜权。人大当时没设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是邓泽民同志。 因人大工作刚刚恢复，胡开明同志做了大量探索性、开拓性的工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大领导同志中是很受瞩目、很有创见的一位同志。记得1980年上半年我跟随胡开明同志列席了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真、习仲勋同志。我记得，我同开明同志坐在一排，四周大部分是老资格的副委员长，前排坐的是邓颖超同志，后排坐的是周建人先生，坐得很近，头发丝和脖颈上的小痣都看得清清楚楚。彭真同志好象同开明同志很熟悉，特意给他打招呼，显得很有感情。我正好坐在中间过道上，会议中间习仲勋同志有事走过来，看到我，俯下身微微笑着做了个“鬼脸”，还幽默地一笑。可能是看我那么年轻，满头黑发，在这个满是银发老人的会议厅里，很显眼，特意逗我一笑。这立刻让人感到他一定是一个没有官架子，平时很乐观，很幽默的老同志，而且见了年轻人特别高兴。
在这次会上，胡开明同志就如何发挥好人大的职权，如何按照宪法的规定，发挥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作了很有份量、很有前瞻性的论述。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引起了当时会议主持人彭真的重视，引起了邓颖超同志的关注。开明同志当时说：“人大常委会应当代表人民大众，按照宪法精神，实行对政府的监督，实行对司法部门的监督，在法律建设上发挥关键性作用。”彭真当场表态说：“开明同志意见很值得重视、研究。人大是要改变人们所说的‘橡皮图章’的旧印象，既然是最高权力机构，就应该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
胡开明现场的讲话，也让一些省市区的人大同志感到是否过火了，人大怎么能监督政府？胡开明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说，应该认识到，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不是管理者。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就是要从各方面来保证各级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各种国家机关行使自已的职权，其中包括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它的常务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同时，党的、人民的意见只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通过和决定，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包揽一切，而是通过党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自己的党员在国家机构和其它组织中的作用，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来实现的。当然，党委和人大在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是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条原则是必须坚持而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政治上的领导理解为法律上的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办法就是正确处理依靠党委领导和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胡开明指出，在人大常委会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上，有人觉得“监督”二字刺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职责，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胡开明还指出，全国人大同各地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上下级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是工作上联系，法律上监督，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胡开明真敢放炮！
大会上，邓颖超同志也作了表态，她很谦逊地说：“开明同志的发言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他的观点看似超前了，但实质上可能是未来人大工作发展的趋势和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我建议向开明学习，回去后都好好学学《宪法》。”果然，若干年后，随着人大工作的深入和职权健全，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已是人大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常规性的重要工作。可是在1980年初，能如此认识，确实让人感到开明同志的探索精神、开拓精神和秉公直言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多么令人敬佩！
这次会议，让彭真、习仲勋和许多委员长感到振奋和舒心，因会议结束，过了饭时，中午一点多，彭真特意在会议厅所在的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了与会同志。我陪同开明同志也应邀出席。席间，彭真委员长来到我们这个桌，与开明同志碰杯、问候。在人大的这段时间，根据我的回忆，并参照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邓泽民的回忆，胡开明同志从十个方面推进了基础性、开创性工作：
第一，是带领办公厅一班人，加强学习，统一认识，深入学习《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有关人大常委会性质、地位、职权和工作的有关规定，学习彭真的一系列讲话，明确了人大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命权的工作范畴和工作规则。它的基本活动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它通过的法规、决定、决议、议案和任免事项，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才能有效。它与市、县人大常委会在法律上是监督关系，在选举上是指导关系，在工作上是联系关系。它既是权力机关，又是工作机关。
第二，是建立机构，选配人员。包括设立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立选举、财经、政法、科教四个专门委员会。人员配备上坚持需要、胜任、精干、效能，做到了边筹建、边学习、边摸索、边工作。
第三，是在全国省一级人大常委会中比较早地制定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试行意见》，对人大常委会任务、职权、组织原则、工作方法，以及办事机构的设立和运转方式，都作出明确规定。其后，许多省、市、区的人大都纷纷借鉴安徽的作法和试行意见，完善人大自身工作，成为省一级人大的一个标杆。
第四，是建立制度，规范运作，工作逐步进入正常轨道。这段时间，胡开明同志带领大家先后制定了人大常委会议制度、主任办公会议制度、党组会议制度、常委会委员视察制度、提案办理制度、同省人民政府联系制度、代表联系制度等，使人大常委会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这方面，胡开明同志呕心沥血，埋头工作，象辛勤园丁，浇灌着人大工作的花园，使之百花盛开，争芳斗艳。
第十，是胡开明不但在省一级人大常委会及其办公厅和专门委员会的建设上倾注了心血，作出了努力，而且他对于加强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也作出巨大努力。在他支持下，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经多次调查研究，在全国率先印发了《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主办的《工作通讯》对这个《解答》很重视，特意加上编者按语，连同四川省的一个《解答》，在1981年第五期（双月刊）上全文发表。按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他们所作解答对其它地方很有参考价值。因此，把这两个解答分类加以整理，并对个别问题作了修改，现转载如下，供各地参考。”
这说明，胡开明许多人大建设性、基础性工作抓到了点子上，抓出了许多在全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经验，说他是省一级人大工作的探索者、开拓者和奠基者，一点也不为过。
（八）几十年来，他以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与毅力坚持长跑，虽屡受磨难与打击，但一直保持一付健康的体魄，以顽强的信念，迎接改革开放、百花盛开的春天！并为老年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开明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坚强信念、刻苦精神和非凡的毅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十年里，他始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管是酷暑盛夏还是三九严寒，他都是一个背心，一个短裤，一跑就是十几里，跑到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才算罢休。他还有一个一般人做不到的习惯，每天早晨三大杯凉开水，一气喝下去，足有2000公升，不知他的胃是如何承受的。喝下去之后，立刻开始长跑，天天如此。
在家时，他是在省委大院里，或沿长江路长跑。一旦出差，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我每天都要陪他早起，一起长跑。我虽然年轻，三十多岁，但跑得气喘吁吁，很难跟上他。他不但跑得距离远，而且速度快，许多年轻的长跑者都难以跟上。有一年全国政协开“两会”，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住在“西苑饭店”。这儿距离动物园很近。当时记得北京正值隆冬，北风怒吼，冰雪遍地，气温达零下20多度，人们都穿着很厚的棉衣大衣，脸被冷风刮得很疼。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胡开明一天也没有中断长跑。他穿一身薄薄的运动衣，带个白手套，一付胶底鞋，从西苑出门沿大街向南跑，跑到“钓鱼台国宾馆”，再往前，从木樨地、国家经委大楼跑回来。河北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特意从石家庄赶来，天刚麻麻亮，拍下了胡开明迎着寒风、踏着冰雪坚持长跑的感人场面，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幅照片。从此，全国各地都知道安徽省有个副省长叫胡开明，几十年坚持长跑，这无与伦比的信念与毅力感动了很多人。
胡老回国后不久即调回河北省，任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同时也被选举为河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由于他在体育界的深远影响，1993年4月，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三届代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国老体协顾问。1994年5月，他还致信河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呼吁：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衷心希望老年人身心健康，安度晚年，老有所为，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九）胡开明有着光荣的历史，他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锋、闯将，他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
他一生有许多闪光点和精彩、动人的篇章，但他却不张扬、不炫耀、不邀功、不宣传，以致许多事情被淹没，不被人所了解。
胡开明在一生中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光彩照人的故事，甚至有许多精彩片断作为艺术形象，被著名作家杨沫写进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的写进了电影，写进了戏剧。但有的形象是他的故事，却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却从来不计较，也不去解释。他说，做这些事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为了传诸后世，而是切切实实地为了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复兴，百姓的福祉。
胡开明平时从来不炫耀和张扬过去的事情。但有闲暇时，却愿意同身边的秘书、司机，身边的干部聊一聊，也有时偶尔提到过去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这样几件事确实值得记载，这些是开明同志思想先行，坚持实事求是，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铁证。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闯将。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胡开明（当时的名字叫胡j）正在北京东北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二・九”当天早晨，东大学生集合出发，跃上高台第一个发表鼓动演说的就是胡开明。运动中，他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常委、东大出席北平市学联总代表、平津学联筹委会常委。在火热运动中，他不但是组织者，还是学生公认的“演说家”、“活动家”，还担任游行队伍的纠察总队总队长，为保护学生、维护秩序，冲上第一线，是颇有组织才能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一二・九”运动是在北平学联（学联秘书长是姚依林）的领导下发动的，那天北大、清华的学生积极支持了东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周后的“一二・一六”，以北大清华为主，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对胡开明恨之入骨，先后两次拘捕，给他带上手无法活动的死铐，又钉上十几斤重的脚镣，被关入死囚。当时党组织通过关系做通张学良的工作，张派他的秘书宋黎（我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曾任中共大连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与北平当局交涉，把胡开明等学生救出大牢，幸免一死。
他是“西安事变”前夕带领学生向蒋介石请愿的总指挥。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胡开明在西安担任“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部长、“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席。在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中，党组织通知由胡开明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
12月9日上午9时，由学生和民众团体组成的浩浩荡荡游行示威队伍先后到达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又群性激愤，高呼口号，向蒋介石的临潼行辕进发。当队伍出了西安东门到达十里铺离板桥五里地的地方时，一辆小汽车飞奔而来，拦住队伍。原来，张学良接到报告，蒋介石已向宪兵团下达命令，对前往临潼的请愿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激情、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感染，下了车后来到胡开明面前，对胡说：“我想跟同学们讲几句话好吗？”胡开明立即回答：“当然好了，校长讲话，我们当然欢迎！”（张学良当时兼任东大校长）。然后胡开明把队伍集合好，队伍集中到一块平坦的坟地前。张学良跳上一个坟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你们的要求一点不高，我完全赞成，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高，还迫切。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不过，你们不能去临潼，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表你们去请愿。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保证在三天内答复你们，若逾期不答复，你们可以砍我的头！”说着，他左手往自己脖子后面比划着做了一个砍头动作。当时胡开明站在最前列，又是总指挥，于是带头高呼：“相信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掌声、口号声震撼着天空。胡开明觉得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将队伍带回西安城。
“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西安各救国团体召开负责人会议。胡开明又提出了“拥护张、杨抗日救亡八大主张”的口号，并要求以此再掀起救亡高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和赞同。12月16日上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到会者达十万多人。胡开明是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胡开明在西安的一系列活动和壮举，对于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促蒋联合抗日、实现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都发挥了明显的历史性促进作用。胡开明在西安事变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将永留史册！
（十）崇高的品德，坚强的党性，人民的公仆，学习的楷模，
胡开明同志是一位大公无私、胸怀坦荡、从不谋取个人名利的好干部。这里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实为证：在筹备省人大常委会班子之际，省委讨论班子人选时，万里提出优秀妇女干部李克林可担任人大副主任。安徽省的老书记李世农也非常赞成起用李克林当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克林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领导水平高，思维敏捷，干事利落，精明能干，群众关系好，理论水平也高，万里对她印象非常好。万里刚刚提出人选，胡开明作为李克林的丈夫完全可以沉默一下，回避一下，不发表意见，或者说些冠冕堂皇的谦虚话，但耿直、无私的胡开明立即表示不同意，并出人意外地发言说：“安徽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而李克林在安徽时间太短，她本人资历够，能力也没有问题，但她不能代表安徽省妇女界，出任省人大副主任不妥。”胡开明的表态，是在座的常委们始料未及的，会上没有做结论，责成省委秘书长在下面再作胡开明的工作。但胡开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委们的提议只好作罢。后来确定了新的人选应宜权同志。如果不是胡开明阻挡，延安时期的女干部李克林也许就步入省级干部行列，待1985年离开安徽时，她仍是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 胡开明的确是一位非常廉政的老干部，他从来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建国之前，他就是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1954年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薪金制时，由于名额有限，他主动让出一级，自己定为工资级别八级（本应定为七级）。1958年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华北局原打算提他为省委候补书记，但他提出把这个名额让给天津的同志。1959年他又主动辞去常务副省长职务，下到张家口任地委书记，与张家口人民共同度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几十年来，他在党内的职务几乎没有变，他的工资级别从1954年直到他1997年去世没有再涨过一级，但他却从不为自己地位的升迁而费思，更不为自己工资级别而埋怨。他认为，共产党员绝不能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也不能为家人谋利益，更不能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胡开明的上述事例与现在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胡开明对同志坦诚大度，待人以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胡开明同志在安徽担任人大副主任期间，每年都有
三、四次机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其中有一次会议讨论任命曾在安徽工作的一位领导为国务委员。胡开明同志对这项任命表示赞成，并在发言中讲了这位领导许多成绩和优点。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在万里离开安徽后，这位领导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胡开明也同他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胡开明同志有着海洋一般的胸怀，坚持实事求是，不计前嫌。当时他的发言纪要，人大返给本人要求再阅改一遍。开明让我帮助润色。我当时是他的秘书，劝他考虑，言已经发了，纪要是不是就不发了，以免引起更多人的误解，特别是安徽省内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但他同我说，这位领导一段时间反对责任制，是认识问题。客观地说，在安徽还是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一定能力，有工作才干的。不能因为在责任制问题上意见同他不一致，就全盘否定一个同志。纪要还是应当发。他说，这位领导虽然在安徽工作有失误，但不等于没有能力担任国务委员，他还能为国家多工作几年，作出他应有的贡献。开明同志这种坦荡的胸怀，无私的精神，使许多人一时难以理解。
胡开明是一位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把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1983年胡开明退居二线，改任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一天也没闲着，他跑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作了许多的调查研究，为下边解决了许许多多实际问题，也向省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说，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终身职业，不管有没有职务，只要还有精力和体力，就应该继续为人民服务。
退居二线后，他最惦记的是：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后的农村和农民，他们可好？他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一天，他驱车来到沿江的几个地县视察。枞阳县白荡湖，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水产养殖基地，水域面积达60多万亩，其中有13万亩的水面。在这里，胡开明了解到，前些年，当地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大量围湖造田，结果是年年春苗种下，夏天被雨水淹没，粮食收成可怜。而且，当地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不但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倒要每年亏损5万元之多。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管理不善。春天，他们把鱼苗放下去，入冬时将鱼捞上来，此间根本不搞什么科学养殖，而只是一放了事，任鱼自生自灭，那产量如何高得了？再加之湖畔四周的百姓们不断地“义务”打捞，即令只有几两重的鱼儿，可那味道毕意比咸菜好哟，所以湖中的存鱼数量能不下降？胡开明是个好钻“牛角尖”的人，一听说这个问题，他便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条件何等优越，亏损却如此之多，是该怨天，还是该尤人？胡开明回到合肥，很快便就白荡湖的管理问题向省委写了个调查报告，认为：由于盲目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白荡湖地区反复实施围湖造田计划。每年种籽是播撒下去了，但由于受水满自溢的自然法则制约，一到雨季，大水便冲破田埂，淹没了所造湖田，春天花费巨大人力物力造出来的，夏季便又成了水天一色的茫茫泽国。由此多年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阳春三月围湖造田，流火之季“退耕还湖”，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而无言。胡开明的调查报告是在为民代言，为民申诉。他郑重建议：白荡湖地区应退耕还湖，全方位地发展养殖业，并帮助当地提高养殖技术和管理。省委责成有关部门主抓此事，其后不久，白荡湖便重又绽开了笑面，不再“流离失所”了，千顷绿浪，万缕涟漪中似隐然可见一碧波仙子，在“双包”责任制大浪的冲刷下，它终于发出了璀璨的光华。
胡开明是一位真正的普通劳动者，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这里向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胡开明在担任省人大副主任期间，一天，他在合肥长江路上与一个干部边走边谈事情，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头在吃力地蹬着三轮车爬一个大坡，他立即跑上去在后面帮助推，旁边的那个干部看到此景，也立即上去帮助推，那老头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回头看了看，点头表示谢意。事后，这位干部对人说，我敢断定，那老头绝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咱们省人大副主任！是的，那老头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这么大的“官”，但是，胡开明早已把自己融入于人民之中，早已把自己看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身为高干，但不高于人民;他身居高位，但不高于百姓。他帮助推车的行动，绝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而是他情不自禁的自觉动作，是出于骨子里本能的反应，因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早已融入到他的血液中，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我们的干部如果都能象胡开明这样，时时关心人民疾苦，处处想着为人民做事，该有多好呀！ 胡开明有着坚强的党性，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1979年夏，邓小平来安徽视察，要去黄山。省委决定，常委以上干部陪同前往，此事保密。胡开明回家后，让爱人为他准备行装，爱人问他到哪里去？他不说。爱人说，你不说到哪里，我怎么为你准备衣服呀？但他就是不说。他儿子实在憋不住了，就说：“是不是到黄山？山里冷，要多带些衣服。”他反问到：“你怎么知道到黄山？谁告诉你的？”儿子回答：“常委大院早就传开了，你还保密？”……。看，胡开明就是这样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依然如此。
有一年春节，地方上送来一些年货：大枣、花生等土特产给省里领导。胡开明回家后看到了，就问：“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家人回答：“是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是地方上送的年货，每个领导一份。”他立即说：“退回去！如果领导干部都随便接受下面送来的东西，那党的廉政为民，防止腐败的要求如何落实？”看，这就是胡开明！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胡开明平易近人，谦虚和蔼，为人正直，待人热情，特别在别人患难之时，更是给予帮助、宽慰和支持。举一个例子，1978年他刚到安徽时，听说刘澜涛（文革前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被关在安庆市，他立即要去看望，搞得安庆市委非常紧张（因为当时刘澜涛还被当作叛徒、走资派关着），又是请示，又是报告，最后不得不同意他去。两人见面后，刘澜涛激动地说：“老胡呀，你怎么敢来看我？”胡开明回答：“我怎么就不敢来看你？我怕什么！”。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回忆说：“文革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胡开明同志，第一个称呼我‘同志’的是万里同志。”后来胡开明得知安子文（文革前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被关在淮南市时，他又马上去看望，看后责令下面给安子文同志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待遇。 胡开明常说，做人就要做“雪中送炭”的人，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人。
七十年来是与非，
一身经历几安危;
拨乱反正浮云散，
春到神州暖风吹。
实事求是铭肺腑，
砥柱中流不低眉;
一生刚强真男儿，
热血开明铸丰碑！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