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文凭，对现代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有些人，他们没有任何文凭，却成为了一代大师。
史学大师陈寅恪，毕生没有获得任何文凭，却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抗日战争后期，他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先生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成为没有文凭的大师。
钱穆是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更未出国留学，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从此走上了高校教书之路。钱穆在走上大学讲台前，做过十年乡村小学教师和八年中学教师。在这十八年中，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学”。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因此，钱穆是一个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学者。
金克木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被誉为“燕园四老”之一，但他的学历可不高，只上过一年中学，论文凭，不过是小学毕业而已。小学生能成为一代大家，自然是奇才。不过在金克木自己那里，更看重的不是所谓的才能，而是自学的精神与动力。后来，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此时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他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借回去的书。当后来人惊叹金先生如此博学多才时，怎么想得到这位当年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竟是如此这般进入到知识与文化海洋中的呢？
启功是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其学历仅为初中毕业。学历不高的他，求职时碰了不少钉子。当时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看了他的文章和字画，颇为欣赏，便介绍他到辅仁大学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可当时的院长以其学历不达标，两次把他辞掉了。陈垣第三次安排他教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终于给他铺平了通往大学讲坛的道路。启功曾多次对别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这是事实。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学杂诸家，不主一说，随心所欲，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
大师没有文凭，没有文凭也一样可以成为大师。在当下文凭热，假文凭生意也热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没有文凭的大师更加由衷敬佩。钱学森先生生前几次提及我们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一批愿意为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的人，没有一批不把优越生活作为唯一目标的人，没有一批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人，那么，大师会永远离我们远去，文凭便永远只是进入社会门槛的垫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