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尝试以“新版钟理和日记”为分析中心，从所记录的事件、风物、生活细节和情感经验去探究钟理和的记忆轨迹和精神状态，借用“创伤记忆”论述说明钟理和日记其实是作者人生创伤记忆的记录，兼论日记与书简的不同功能。本文综合钟理和日记的写作时间、地点和写作时的生活状态，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段，说明不同时段日记的书写内容和关注点也各有不同;“创伤记忆”是贯穿钟理和日记后三个时段的中心内容，它们不断叠加、难以摆脱、重复再现;钟理和正是以书写的方式宣泄和纾解创伤记忆导致的精神痛苦，写作和记录就是一种精神的疗伤。钟理和个人的“创伤记忆”在后人的持续论述中成为隐喻，成为台湾文学的集体记忆。
关键词：新版钟理和日记;创伤记忆
日记作为作者对自身日常生活与思考所作的点滴记录，内容零散繁杂，大至历史事件、社会风云，小至日常琐事、情感波动，不一而足;时间因循自然进程，日积月累，逐渐描绘出作者的人生之旅。更重要的是，日记没有预设读者，其个人性、私密性远胜于任何其他文体，它是作者对自己人生记忆的真切复制，虚构、矫饰、说谎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作家日记的研究实为在文学文本之外探寻其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最终会有助于对其文学世界的理解。此外，作为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钟理和已经被持续讲述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成果不可胜数，完成了经典化过程。他的小说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众多研究者做出精彩阐释;而日记文本的探讨似还有余地。如果说小说文本呈现的是作者希望呈现给读者的、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文学想象，那么日记则是作者本人真实、赤裸的精神记录。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新版钟理和日记为分析中心，从所记录的事件、风物、生活细节和情感经验去探究钟理和的记忆轨迹和精神状态。
一
跳过1948年的空缺，1949-1950年在松山疗养院的日记记载了钟理和人生的又一重大创伤。此时，疾病已迫使钟理和丧失了工作能力，被隔绝在充满死亡气息的疗养院中。日记记录的天地仅限于病院窗外的风景和病室中的人与物。他心如止水却时有涟漪，窗前的茶杯仿佛鼓满风帆的船，“谁敢说它是没有意志的？我守望着这只满孕着西北风的小小的帆船;洞开的窗台，对它是无限广阔的大海呢！它是会完成他的航程的！”（1949.5.10）他以这样的联想传达内心的希望。然而希望之门依然渐渐关闭，疾病日渐沉重，而且“肺病的悲剧，肺病人的苦恼，在疾病自身者少，在患病之故而引起的心理的和环境的变化者多。有大决心，大勇气的人庶几能安然渡过，但病好之日，也许只剩两袖清风，孑然一身;反之者，则就可悲了！”（1950.4.16）他感到被世界遗弃，这是以往未曾体验的;他用诗意的、充满渴望的文字诉说着心中对健康生活的期盼：
不是吗？看吧！油加里树的那向，人类的生活展开着它的内容;在田垅间工作着的、在唱歌的、在想吃东西的、还有小贩们神气而调谐的吆呼;那条沥青路上，汽车由两边开过来，点点头像吃惊的，慌张的又开过去了，周围的工厂的烟突，向空吐着拖着尾巴的黑烟，这不正说明了外面正在进行着和经营着人类的生活么？到了夜间，便是这些地方，灯火辉煌，明灭地，组成地上的星座――人间是这样美丽的！
但是这些都与我们无份了！
据说我们是有了病的人，已经是和社会断绝情缘了，于是在我们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隔开来。墙内与墙外是分成两个世界了;这里有着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维。而墙前围植的如带的一环油加里树林，则不但加深了两个世界的距离，而且是愈见其幽邃和隐约了。
我们由掩映的树缝间望出去，人间即在咫尺;由那种我们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爱、太阳、事业，不断向我们招手。
这个时段的钟理和时常夜不能寐，他时而灵魂出窍般地从外部审视自己的躯体，时而痛苦地咀嚼着内心的纠结，在家庭责任、义务和对亲人的内疚中挣扎。妻贫子病、现实的死亡威胁、肉体禁锢和经济窘迫，使他无暇顾及其他，他的文学理想已经远去。每日在冰冷机械的治疗、近在眼前的死亡、病友的惨状、失望和绝望间不停穿梭，钟理和的精神陷入困顿。如果没有读过这段病院中的日记，是很难体会疾病带给钟理和的绝望和恐惧的。他仍然向外部世界张望，但自己却不在其中;他远离亲人，孤立无援，只有靠自我诉说来战胜恐惧。不少日记篇幅较长，不但记事，更记录情感与心境。临近手术之际，疾病导致的痛苦、生死未卜的巨大心理压力唤醒了尘封的创伤记忆，汇聚为最为动人的给妻子的遗书。这是钟理和日记中少见的向他人倾诉的部分，这篇长达数千字的日记回顾了曾经决定他人生轨迹的爱情婚姻，他在生死存亡之际希望借助曾经的果敢和力量战胜病魔，绝处逢生;也以对创伤记忆的回顾与倾诉抒发压抑已久的激情：
我们的爱是世人所不许的，由我们相爱之日起，我们就被诅咒着了。我们虽然不服气，抗拒向我加来的压迫和阻难，坚持了九年没有被打倒、分开，可是当我们赢得了所谓胜利携手远扬时，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没有！除开爱以外！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倦疲不堪，灵魂则在汨汨滴血，如果这也算得是胜利，则这胜利是凄惨的，代价是昂贵的。……你，我，灰沉天气，霏霏细雨，和一只漂泊的船……这些，便是当日参加我们的‘结合’典礼的一切。别人的蜜月旅行，却变成我们的逃奔了。逃到远远的地方，没有仇视和迫害的地方去。
――1950年5月10日
这是钟理和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对刻骨铭心的同姓之婚的诉说，以往的苦痛此时涌上心头，过去抗争宿命的悲壮，化为今日再度抗争的体验。
――1953年8月6日
如果没有这样的深情，他也不可能在病痛中写下本时期的《同姓之婚》、《笠山农场》和《大武山之歌》，或许正是这种故乡情和对写作的执着，支撑着钟理和度过了这段平凡沉静的时光。中国现代小说，包括左翼作家作品的阅读也被记载于日记中，可由此窥见钟理和写作的一部分文学资源。他的生活范围和人际交往相对固定，也促使他进一步走向内心。
二
从钟理和各个时段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自始至终满怀文学理想，却因疾病和贫困而几经蹉跎;大陆时段和美浓尖山时段的后期，是他思维活跃、社会参与较强的时期;后者更是他的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日记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钟理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相比小说文本的折射和加工，这些苦难更直观，更真切，令读者更直接地发现真正影响他的生活、心理、精神和写作状态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称之为创伤记忆，它们可能存在不同的形态，有的虽然发生在过去，但记忆仍然延续，例如曾经的同姓之婚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有的发生在当下并一直持续，如病痛、贫困和写作得不到承认的苦恼。同样，有的来自外部，如文化传统给予同姓之婚的压力和1950年代本省籍作家被压抑的现实;有的来自自身因素所致的贫困和疾病。创伤记忆的不断持续又会使当事人将不同的记忆叠加，形成因果链条，并加重其面对新的创伤时的痛苦。在钟理和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同姓之婚→颠沛流离→疾病→贫困→难以实现文学理想。
创伤（trauma）与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前者指的是“灾难性事件、暴力、严重伤害事件对受害人所产生的长远而深入的伤害和影响。”“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往往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最终会侵入精神，并在精神深处对受害人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创伤其实就是心灵上、精神上的创伤。”③如果说创伤是某个伤害性事件作用于某个时段的某个人或群体的话，那么创伤记忆就是创伤导致的精神影响。“精神创伤是由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种不断重复的痛苦，同时又体现为从这一事件现场的一种不断别离……要倾听产生此创伤的危机，并非只倾听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如何静听别离。”④这里的“别离”“是指人试图在精神上或者情感上摆脱某种困扰而不能。这种‘别离’可能充满着某一难忘事件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思想和情感，这种‘别离’还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证实，但又似是而非地‘让人想起一件尚未被完整地经历过的往事’，但主体却要摆脱它，正处于试图‘别离’却又不能的状态，所以，才给人带来了精神的无法选择，这种无法选择也就成为心灵的创伤。精神创伤是人在受到伤害后，留给主体的记忆。他试图摆脱这种记忆，却又处于不断记忆和不断摆脱之中，精神创伤成为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⑤“当一个人面临一种困扰自己的伤害时，或者说当一个人面临他或者她难以承受的思想和情感时，由于无法整合太多或太过强烈的刺激，他或者她就会选择逃避伤害，转到与伤害无关的思想和情感上去。于是，与伤害有关的概念就会被撇开，或与正常的意识相脱离，成为‘固着的观念’。这些‘固着的观念’，其实就是创伤记忆，虽然越出了意识，但是仍存留在受创伤者的观念范围中，并以某种再现伤害片段的方式（诸如视觉意象、情绪条件、行为重演）继续对他或她的思想、心境和行为施加影响。……尽管对于受害人来说，他或她试图摆脱创伤记忆，却又以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方式记忆着创伤，这时创伤记忆进入了人的潜意识中，继续对人发生着潜在的作用。”⑥对创伤记忆的描绘存在这样一些关键词：“刺激、固着、重复、再现”。⑦就是说，人所经历的伤害事件一定会在后来的人生中形成某种难以摆脱的记忆，或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减其影响、并不时再现的某种症候，这种记忆和症候会被称之为创伤记忆。 和上述关于创伤记忆的论述相对照可以发现，钟理和日记其实就是他大半生创伤记忆的记录;同姓之婚导致的伤害是他人生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精神创伤，“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⑧虽然曾经试图忘记，却终于成为“固着的观念”，不断在他的生命中重现。这一精神创伤之刻骨铭心，除在北平的一段相对放松的岁月外，这一记忆从未远离过他;当他因疾病而陷入焦虑、恐惧和窘境之际，这一记忆更是死死地缠住他。他在文学书写中的不断重复，如小说《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笠山农场》;他在面临生死关头的回想，如手术前写给妻子的信;他在遇到人生挫折时的感叹，如日记中记录的遭遇生活磨难、不幸事件时产生的被诅咒感;他在与友人对话时的诉说，如书简中对个人境遇的描述，都闪现着这一巨大创伤的阴影。更有甚者，钟理和的创伤远不止如此，致命的疾病和经年的治疗，不但摧毁了他的健康，也摧毁了他的信心和家人的幸福;抱病写作的艰辛和无数次被退稿的沮丧等等，都在原有的创伤记忆之上不断叠加。这些叠加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甚至还未来得及转化成记忆，而是时刻面对的体验，当他通过日记或其他方式将之记录下来的时候，体验才转化为记忆，这种从体验到记忆的周而复始，直到他的生命走向尽头才告终结。
那么，钟理和的文学写作执着于爱情婚姻主题就有了特别的意义。首先，写作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必须用写作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他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方式继续生活;第二，疾病和贫困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与时间，在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参与社会，日记和书简中曾多次记录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阅读不易，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以谋生的日常生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创伤记忆在钟理和心中具有压倒一切、无可回避的重要位置，因为“创伤记忆在某种条件也是一种受创个体的个人思维形式，它会不由自主地面对诸多日常事物与日常事件表现为对过去某种创伤性经历的回忆，所以，这种记忆从思维层面上来看，是绝对个人的、孤独的、非社会性的。”“这种精神的创伤必将寻求表达的方式，在表达时，或者是受体无法适应生活，或者是受体经过巨大的努力能够有所摆脱，但再现却成为一种必然。”{11}钟理和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书写宣泄和纾解创伤记忆导致的精神痛苦，写作和记录就是一种精神的疗伤。而乡土，不但是他的实际生活空间和生活内容，也是他疗伤的良药，无论是日记中的自然美景还是《笠山农场》里世外桃源般的故乡风情，都是他为治愈创伤所设定的场景，他在这美好的场景中讴歌爱情、净化心灵，以此获得对创伤记忆的超越。日记中频繁出现的乡野间的各种飞鸟，似乎也在暗示着作者将自由飞翔的欲望寄托在它们身上。
说钟理和的创伤记忆是一个社会隐喻，正如将结核病和贫困相联系的隐喻一样，其实也是一个通常的自然联想，“结核病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14}更何况在钟理和的生活中，结核病和贫困是真实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联想和引申;这种事实加上他的弱势、他的被压抑、他的孤苦和抗争都非常适切地与台湾在地争取权利的意愿相吻合，人们能够从钟理和的创伤记忆中移情而感同身受，将他的创伤当作自己的创伤，乃至社会的创伤。实际上，钟理和日记在隐喻与真实之间作了残酷的划分，真实与隐喻互为因果。这里的疾病隐喻并非将社会现象以疾病意象来隐喻，而是将真实的疾病状态挪移为现实社会的隐喻，不是以疾病的隐喻义来隐喻社会，而是以个人真实的疾病来唤起社会联想，以改善病人的处境、提起对某个时期或某个群体的注意，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一个意象，而是一个名词、一个存在。 有研究者提出了“苦难如何经过创伤记忆向文字转换”{15}的问题，虽然论者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尝试探讨这一问题，与本文的论述中心不尽吻合，但或许可以由此引发对钟理和创伤记忆表述的不同层次的认识，钟理和日记应为原初的、本真的记忆表达;书简为第二层面的、面向小众的表达;小说则是第三层面的、面向大众的表达。三者间除有无读者或读者群之大小之区别外，还有纪实与虚构、作者情感投入多寡之差异;日记中情感最强烈的“遗书”恰恰是预设妻子为读者的，归根结底还是文体功能的不同。人们会看到，当存在倾诉对象或读者的时候，情感或意愿的表述会更加丰满。从创作心理来说，作者当然期待将情感或意愿传达给他人，唤起他人的共鸣。这里不妨再就纪实文本创伤记忆的不同层面做出思考，即对日记与书简的不同功能作进一步说明。
或许是给文友的信占据绝对数量，钟理和书简的基本内容也主要围绕文学问题展开，如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本省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友交流、阅读心得、投稿事宜、参与征文等等，同时抒发因贫病导致的困顿、沮丧和绝望之情绪。一些话题多次出现，如《笠山农场》书稿的命运、疾病的反反复复、要不要投稿和怎样投稿的犹豫困惑等。总体上，书简仍然是创伤记忆的再现和补充，那些文学活动导致的痛苦和屈辱――一次次的退稿、艰苦的写作条件、因病痛而中断写作和改变计划等等――时时制造着新的创伤记忆;但与日记相比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与书简的功能相关。
首先是对话性质和信息交流的特点。书简写作必定存在对话的需要，是小范围内一对一的交流，写作者和接收者是诉说与倾听的关系，甚至能够从一方的诉说中大致推测到另一方的信息反馈，因此书简不是“独语体”，它存在的前提是对话关系和交流需要。这决定了内容的相对集中，即围绕某个主题展开，有特定的目的。就钟理和书简而言，读者也可从中看到他的社会活动轨迹和交往记录，以及他与文友的文学理想。这方面的内容相比日记有所拓展。
第二，由于书简的上述性质，它成为钟理和向他人诉说其创伤记忆及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寻求精神寄托和实际帮助的基本途径。他在书简中诉说自己的遭遇并提出许多请求;大量的倾诉式话语和请求不但是情绪宣泄的表达，也有寻求文学活动支持的考虑。书简是他文学生命的生存需要，是他将创伤记忆与友人分享以纾解痛苦的需要;是一个生活困顿者寄希望于以文学拯救人生所发出的求救信号。这也是日记文体所不具备的功能。试举例如下：
我的情形很坏。我不知道今后和兄等共同奋斗的日子尚有多少？……
我很寂寞，请兄多多来信以慰病怀，暂时我恐怕不能多写信了。
我时时这样麻烦你，心中着实不安，……但我又没有办法不麻烦你，而且此后还有一段长时间必然要继续麻烦你呢。
由我开始学习写作起，一直至今，既无师长，也无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也得不到鼓励和慰勉，一个人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盲目地摸索前进，这种寂寞凄清的味道，非身历其境者是很难想象的。现在，忽然发现身边原来还是有这许多同道，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斗，这对精神上的鼓舞是很大的，高兴尤其大。
这些书简冲破了日记面对内心的独语形态，开始将创伤向外部投射;与小说相比其读者十分有限，但在非虚构意义上它们与日记一起构成了创伤记忆的前两个层面，共同承担了创伤记忆的实录。至于书简的文字表述与日记相比来得典雅和书面化，倒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书简的写作考虑到了特定读者的存在。
上述简略的分析从创伤记忆的角度考察钟理和日记并兼及书简，尝试以未加想象和虚构的日记文体探讨钟理和的精神世界，尚未充分讨论纪实文本与虚构文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对应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创伤记忆的不同表现。创伤记忆对钟理和来说不但是他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文学写作热情的来源，是成就他作为重要小说家的基本底色;这些记忆可以从日记和书简中找到真实的印证。
① “新版钟理和日记”为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卷6》，高雄：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以下涉及日记的内容和引文的部分，除标注日期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和页码。
⑧ 《钟理和自我介绍》，《新版钟理和全集卷8・特别收录》，高雄：高雄县政府2009年，第277页。
⑨{15} 张志扬：《创伤记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1页。
{12} 方以直（王鼎钧）：《悼钟理和》，原载1960年8月11日《征信新闻报》，转引自《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第95页。
{13} 应凤凰的《钟理和研究综述》曾论及《悼钟理和》一文，认为“文评家亦如预言家，把40年后钟理和研究的新面向预先呈现出来。”见《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