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凭借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而广受社会关注的茅奖评选，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界与社会公众的一次公开对话，那么，这种“高度共识”就更具意味。它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在何种程度上为社会所关注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和评判标准在为我们挑选佳作，又是什么样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而这一切，可以从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这5部获奖作品的共性上寻找。共性之一，也是最显著的，这5部作品都是作家关注时代、深耕生活的产物，体现了作为“大制作”的长篇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处理能力。王蒙《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直到前年才公开发表。这本被称作“出土文物”的书，30年后的今天读来，却并不灰头土脸。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阶级斗争、伊犁的自然风光、维吾尔族的生活风貌以及与汉、满、蒙等十几个民族的日常往来、近百个人物形象，都被作家以明亮的色调刻画出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赤诚与热情。如果说30年前的生活今天看来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对生活的赤诚与热爱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有感染力，《这边风景》正是靠着这种单纯而又结实的感染力，给我们抛出了一个新旧之辩――文学不过时的究竟是什么？从中原文化腹地出发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则十几年里像种庄稼一样地“种”他的乡土题材小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到了哪里，他的笔就一步步跟到哪里，这一次《生命册》虽然因为乡土人物的进城而将笔尖落在了城市，但一笔一画背后吃重的依然是他的“平原”，依然是如“春风裂石头”般温柔又惨烈的生存，所以字字句句能看出作家对他熟悉的生活的长久耕犁。长篇小说几乎天然地具有市场优势，哪怕是在所谓生活快节奏、阅读碎片化的今天，相较于中短篇，长篇依然是读者的心头大爱，而从来我们需要长篇小说、想从长篇小说中读到的，不都是这样“种”出来的力透纸背吗，不都是我们感觉到而未曾说出来的生活吗？
共性之二是5部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应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野心”，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格非《江南三部曲》意在书写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其落点放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变迁，把一个宏阔的命题浓缩到一个深入的面向上――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的追索，的确是呈现20世纪社会历史风云的一面镜子。然而，要表现这种带有很强冲突性与批判性的思想轨迹和内心生活，格非的处理方式却是从容不迫的，有一种承自古典文脉的优雅，像《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三部曲的书名一样，给思辨的精神世界打上一层抒情的底色，给凌空蹈虚的乌托邦染上一抹民族性格的中国红，他的批判越激烈，读者感受到的越是沉痛。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的《生命册》，面对着迥异于鲁迅、柳青或者路遥时代的中国乡土，也志在从精神与思想上“逼”出这一时代的真问题来，于是我们才会读到那些让人揪心的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以及家庭、故乡与传统对个人命运的掣肘，“新城市人”既如移栽进城市的种子一样恋土，又如嵌进城市的楔子一样断裂。可是李佩甫还不满足，又往前推了一步――拷问理想、拷问转型期社会人心要恪守的那条底线，跨越50年的时代历史变迁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呼之欲出。完完全全是从故事中来、从人物身上来的拷问与困惑，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在小说中酝酿出一个激烈的交锋场，逼着读者不得不去思考。
共性之三是从不同维度对汉语文学写作贡献创造性新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补充新鲜血液。金宇澄《繁花》就是在作为文学主题的上海被一再书写甚至被符号化、消费化之后，贡献了一个有别于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笔下的“上海”。着笔的虽是弄堂里的交往、饭局上的闲谈、寻常的生活片段，却因为对事的熟稔和对人的体贴，写出了人情世态的曼妙。更重要的是，《繁花》还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它书面化的沪语迥异于翻开文学期刊扑面而来的“小说腔”，是一种诉诸听觉、有生活味道又非常雅致的语言，把母语的能量激活了，又辅以源自传统小说的白描功夫和简繁之道，反而更能解得现代况味。不同于金宇澄的“语言”创新，苏童一直以高度自律的现代主义小说形式，引领着先锋文学创作。此番《黄雀记》，苏童将他的“精致而优美”锤炼得更加完善，整个故事重在向内编织，体现出高度的情节架构和虚构能力，为当代文学注入了苏童特有的想象力。回望先锋文学三十年，苏童之所以能凭借内敛的姿态在文学批评界、文学研究界、专业或者非专业的读者界以及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界几者之间，获得最大公约数的认同，其叙事特质是一个重中之重的筹码，值得辨析梳理。
关注时代、深耕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对汉语文学不懈的艺术探索，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文学评判标准，很难说是一种多么新颖的、“先进”的标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陈旧”的标准，是我们长期用来评判文学经典的“基本标准”。可是，就连这“基本标准”，我们也很久没有达成共识了。有人说评奖就是妥协，茅奖因为它的分量和背景，因为这几年的实名投票和过程公开，极有可能走向保守趣味。“保守”与否需要观察和商榷，但毫无疑问的是，“一致”或者“共识”已经暴露出了文学评价的基准线，或者说文学经典筛选的基准线，这才是最值得玩味的。 如今，身处个性至上、趣味至上的文
化现场（虽然这个性和趣味很多是由市场一手制造和召唤出来的），趣味取代了品位，品位甚至成为一个保守质疑的词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则成了常态。形形色色的创作有形形色色的拥趸，读者凭趣味自动抱团，一些功利、短视甚至错误的创作倾向挟“创作自由”的名义大行其道。或者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为“腐朽的现实主义”，凭表层经验写作，凭新闻素材写作，复制、粘贴、注水，许多长篇在越写越长的同时也越写越薄，难怪我们久违了《这边风景》里那些诚实的劳动、正直的交往、对火热生活的好奇与乐观；或者视思想、精神、道德为审美包袱，心安理得于小而轻的风花雪月，思想上软骨、精神上缺钙，使得当代文学在很多重要的社会议题上失守，偏安一隅，未能参与到社会人心的建设中来；视艺术创新为阳春白雪，把“接地气”等同于简单、粗糙、降低艺术水准，长期迎合市场趣味“打游击”，所以“长篇热”热了那么多年，大浪淘沙之后精品却屈指可数……
走得太久，常常忘记了为何出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自文学开始和市场挂钩，或者说文学“回归”边缘地位以来，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以至于越医越乱了阵脚。倘若我们承认读者之所以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关系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关系到我们的精神成长，关系到我们认识美和创造美的高度，那么，深耕生活、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不懈探索汉语文学的新境界，重拾这样一种基本的诚实的文学评判标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会对今天的文学生态起到一种不畏浮云、正本清源的作用。多元化追求和对一种基本共识的坚持并不矛盾，无论如何剑走偏锋，如何凌空蹈虚，又如何拥抱市场，如何文学踏出第一脚的初衷都是相信文字的高度与力量，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观察与思考，相信在耳目之娱以外，人类还需要一种关系自身存在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把文学比作“种地的”，它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供给，生活水平再提升，副食再丰富，人类还是需要粮食，坚持种地并且钻研如何种地仍是世世代代不曾放弃的本分，甚至成为劳动美德的基础。而种地讲究种地的章法，基本技能不对，一切销量码洋、粉丝读者、市场繁荣都是花拳绣腿。对生活的开掘、对精神世界的提升、对艺术高度的探索，就是文学的基本章法，文学放弃对生活的开掘、对精神世界的提升、对艺术高度的探索之时，也是文学被读者抛弃之日。
在这个意义上，茅奖达成的高度共识不仅是在奖励一种回归本体的文学品质，也是在嘉奖一种沉着冷静的文学态度。写作是寂寞的，这寂寞可能转化为“识时务”的转行甚至“投机”，但也可能，一块块垒实了，成为坚固的地基，一步步推动着作家去放远目光、放松心态地长跑，直到从寂寞里长出分量、长出品质、长出创造来。5位茅奖得主中有4位是文坛“老面孔”，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的文学长跑读者有目共睹，就连凭借一部《繁花》包揽各大文学奖的“黑马”金宇澄，也是厚积薄发，拿一辈子的体验去冲开创作的河堤，才交出这样“苦心经营的随便”。“长跑”之难，于王蒙是紧跟生活又求新求变，于李佩甫是现实主义的局限与突破，于格非、苏童是永远先锋之不可能，于金宇澄是自由与自觉的调和，他们各有倚重，在创作和创造的道路上走得坚定扎实，甚至把限制走成了自由，以至于在高处“相逢”。在他们的作品中，旧的也是新的，新的又是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也是充满理想与情怀的，先锋的又是温和而理性的。靠着旷日持久的开掘，他们像金刚石一样，靠硬度而不是靠锋利，划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空间。
毋庸讳言，随着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文化产品日益多样，文学的确已经不再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优先选择，边缘化的命运短时间内很难扭转。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茅奖评委之间、读者之间、评委与读者之间能达成这种朴素的文学共识，更具有宝贵意义。它不仅给我们以重新认识文学价值的信心，看到四年里长篇小说沉甸甸的且有说服力的成就，而且显示了当代文学再出发的一种可能――文学共识就是文学生机的基础。这种共识启示我们，从文学来的地方出发，朝着需要文学的地方走去。时代在变，文学对文化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艺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对社会人心的涵育作用却从没有改变。也许，越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越要坚信为有源头活水来。茅奖嘉奖的是作品，是态度，也是我们久违的文学理想，宝贵的文学能力，带着这些品质去开凿源头活水，文学才不会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枯竭。而今天我们的文学现场，可能就是下一代人的文学教养。
深耕生活、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不懈探索汉语文学的新境界， 正是这种最朴素的姿态，这种在不少人看来也许有些“陈旧”的坚持，成为本届茅奖的共识所在，也恰恰是这种共识会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别开生面、繁花满树，因为它暗合了文学创作的永恒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