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学定义上来衡量一个人，以及他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们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轴上将某个人，尤其是某个写作者的写作经验给固定下来。我们甚至希望借此，可以反向剖析写作者在小说中传达的隐秘。这一批评界惯常的捷径，往往在批评停滞的时刻，可以推动阅读大踏步前进。
我们展开地图，在国家体制的中间，找到写作者何世华现在所处的那一点。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何世华并不是唯一写小说的一个，可是，却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说，《黑色阳伞》等小说已经成为普通读者审美期待和审美习惯的有趣逆反。他的语言写实而冷静，叙述上却毫无顾虑;情感节制，小说意境却又很玄虚。
从文本上看，这是一个热爱以小说来揭示生存真相，并且有着某些写作偏好的小说家。《黑色阳伞》集中的两篇《黑色阳伞》、《顺民》，虽然人物、经历、事件所处情境相异，其内在叙事动力却有着相似性，显示着小说家对某些主题的喜好。《黑色阳伞》中耿二军仅仅因为打着一把不合时宜的黑色阳伞撞上了过桥的刘文化，而屡次遭受刘文化一伙人的欺辱。也正是这样，耿二军才被逼出人性的隐秘：残暴、黑暗、暴力。在常态生活中，这些因子都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而如今他却因为对“恶”的跟踪，掌握了一套强悍的生存法则，并被唤起人性深处恶的本能。他漠视被调戏的少女，殴打乞丐，扎死流浪狗，并发现“打人没什么了不起”。耿二军最终被这“恶”的欲望俘虏，用惹祸的阳伞刺死了暴力最初的实施者刘文化。小说在叙述人性中的“恶”缓慢升腾时的冷静令人不寒而栗，对人的生存本相、人性之恶以及忍耐精神的表现，对人与人之间的扭曲关系、心理表现，也都显示出了作者对现实独特的洞察力和表现力。
“人们看到，这个叫做耿二军的少年挥起拳头，很凶猛地砸向那个男孩……耿二军的拳头很重地打到了这个男孩的耳朵边上。”类似的描述，在小说中被作者有意地拉长着。暴力以一种舒缓的、科学的、异常冷静的技艺形式呈现。何世华并没有忘记中心人物之外他人的行为和反应。事实上，在暴力实施的过程中，几乎都有着“他们”双眼的注视。“耿二军看到，一个人挑着一担大白菜，就站在边上看，这个人并不放下他的担子，他似乎并不觉得累……人群中响起了一些笑声，有些人开始为这个男孩的准确手法喝彩了”;甚至在暴力最后实施的时刻，“他们马上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圆圈，他们都变成了饶有兴趣的观众，他们立即由顾客变成了看客”，并且是由“人们看到，在伞尖着落的地方，开始冒出一个不大的血晕”。“人们”的视线既构成了小说叙事视角之一，也埋藏了深刻的悲剧因素，形成与被迫害者等量齐观的悲哀。正如鲁迅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一样，他们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严重脱节，有着被迫害和害人者双重身份而不自知。而一开始作为受害者的主人公，在实施暴力之后，其受害者的身份实质上也已经发生了位移。《黑色阳伞》并不是在讲述如何对欺辱实施惩罚，而是人性的恶最终借暴力式的“反抗”而获得重生的寓言。在对暴力之后，受害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位移，这恰代表着人性中恶的胜利。
小说《顺民》的篇幅较长，题材上很像余华的小说《活着》，但立意并不相同。《顺民》以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作为引子，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李有喜绳索一样软弱、妥协的一生。和余华笔下的福贵一样，李有喜在命运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背叛。对于未来，甚至是现在，李有喜都无法看清，也不明白，他只是像柔软的绳索一样默默地承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以具有象征意味的朽败的绳索结束了同样孱弱的生命。与《活着》不同的是，福贵明白活着的最大意义即是活着，并且要尽量快乐、坦然地生活;而在《顺民》中，活着本身并没有为李有喜出示生存的意义，甚至到最后，“活着”成为“等死”的代言词。作者用轻描淡写的笔触，描述一场场的死亡和背叛，失败与苦难。可是，面对苦难真的是如此冷静吗?李有喜的女儿淹死后，小说又用了“人们”这一局外人的眼光描写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反应：“他们看到，李有喜将他的女儿李国桃抱着，坐在船头上，他在那里坐了三天三夜……当人们把这个小女孩的身体从李有喜的怀里拉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小女孩体表上的一些组织已经粘到了李有喜的身上。”
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总是被不断地考验着忍耐力，而其出路各有不同，其一为由容忍、乞求到使用暴力手段，如《黑色阳伞》中的耿二军;其二为在不自觉中忍耐，以戕害自我的肉体与精神来换取一己之生存，如《顺民》。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并没有随着情节的发展产生大的变化，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作者是在刻意地回避着情感的介入，他往往借用叙事中“人们”的目光，剔除掉写作者可以影响阅读的所有因素，让生活的本真残酷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与那些有着强烈的意识表达的主人公们相比，这些主人公们更像是某种符号和代言，他们被外在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推着走，听命于人性的缺失及主观意识的召唤。因此，主人公的行动所展示更多的是人的内在与外在世界，人与周遭社会之间的生存意义上的冲突。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苦难、人性的局限则更加明晰，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样的叙事理想，小说的叙述方式显得较为放松和活跃。尽管是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但在追求客观化、非人格化叙事的方式中，第三人称的叙述甚至完全可以达到“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的叙述效果。叙述者的眼光忽而限制在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意识之内，忽而以全知的视角来进行叙事。叙述者在人物与人物之间跳来跳去，而叙述主体和人物则保持了有益的距离，最大程度地揭示了生存残酷而冷静的本相。
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是否具有叙事的真实并不取决于是否复制现实，而在于创作主体、人生主体、人道情怀对现实的强烈渗入。在《黑色阳伞》之类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作家与鲁迅小说创作在文学精神，对历史、文化、人性现实挖掘，呈现过程中精神气质的同构性。因此，叙事手法上的现代主义技巧也无法掩饰这样的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气度。“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与布尔加科夫一样，作家对生存真相的正视从来比描写现实更加具有勇气。在对人性及生存隐秘痛苦的冷静叙事中，小说获得了从稳定的时空观脱离，而直接抵达人生真相的小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