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批评学界的学者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翻译和引进到中国。针对我国当时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十分繁荣，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数量多却因为没有理论体系支撑而发展进程缓慢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引进传播阶段和深化理解阶段。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传播阶段
引进传播阶段主要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思潮通过我国的国外文学研究学者的翻译进入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可以说，1981年朱虹在其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中，首先将美国妇女文学引进中国。并于1983年出版《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书中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知识进行翻译和介绍。中国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理论。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和书籍也随着理论的引进传入中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玛丽伊格尔顿编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该文章可以说是引领了中国读者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纠正了当时因为社会思想层面误导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翻译出版之后，中国批评学界通过这部极具原创性、体系性的书籍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研究，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后的一个标志性转折。接下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贝蒂费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和米利特的《性政治》等文章，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潮，对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的几年间，中国的文学界逐渐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和借鉴，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文章大批量地引进至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等文章，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批评范式，引进到中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奠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理解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化理解阶段的开始时间为1988年，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和学习进入了一个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阶段，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侧重在了对批评理论的学科性和操作性的学习和研究。当时的一些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许多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文章的介绍和评论性的文章，主要有《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这些文章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系统的研究，充分的丰富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也通过自身的理解和编译，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著作引进中国，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翻译著作，都将国外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进行研究和分析，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反思，并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推陈革新的作用。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
二、性别诗学的萌芽以及发展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注入和引进，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随之发展深化，具有理论支撑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产生并发展。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浓厚的性政治色彩，而当时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批评中也同样带有鲜明的性政治记号，“女性意识”、“性别歧视”、“男权本位观念”及“性别政治”等概念充斥在评论界和评论文章中。当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采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性政治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审视和分析。将文学中女性创作中的性别意识和男性创作中的男权话语进行分析和批判，具有非常鲜明的性别对抗意识，从性别上将男人和女人分割开来。这种批评方式将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从单一的社会生活、历史学审美中解放出来，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度和广度增加，出现了很多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批评文章，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唯女权不权的批评方式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局限在了女性批评学家的学术圈内，男性学者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寥寥无几。使得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内向化和私人化的特点。9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为了将这种情绪对抗色彩淡化，突出女性的平等意识，将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向更为理性的方向引领。我国的“性别理论”，即“性别诗学”开始产生。在中国，“性别诗学”也就是“女性主义诗学”。即不包含男性性别在内的性别诗学体系。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性别诗学”成为一直延续到现今的思想框架。“性别诗学”是一门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艺术史、教育史、心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的综合的跨专业学科。在当代的文学批评流派中占有重要的理论位置，“性别诗学”一方面批判了那些将女性他者化的男性文学与文化，另一方面则主要通过发现和分析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建立以女性主义为主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因此，“性别诗学”并未真正提出新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路和方法，这里的性别仍具有对男性及男性文学的贬抑思想，存在很明显的性政治色彩，并未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文学批评上的性别平等。而“性别诗学”的存在意义，则是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更大范围地在文学批评界进行发展和传播以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上的客观性进行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旧式批评方法和批评理念，对男性文学的反抗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直到2007年，这种现象才有所突破，林树明的《女性文学研究、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这篇文章标志性地阐述了“性别诗学”的发展和变化。该文章强调了“性别诗学”对男性及男性文学的关注，将“性别诗学”中的性别逐步地向中立化转变，并与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男性和男性文学的批判进行区别。主张通过种族、阶级、时代、经济、科技及教育等因素进行性别角色的探讨和发掘，强调关注广义的性别问题，摒弃单纯进行女性性别问题的研究方法。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角色和定位矛盾，转向对社会和历史所影响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性别诗学”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向和发展引领方向。特别是近几年“性别诗学”的发展，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充分打开，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狭义的两性批评，转化为更为广阔的对女性文学与阶级、时代、种族等相关内容的评价与研究，并与当下的男性文学和男性本身作为评价的内容之一，扩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围和发展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进步，另一种文学评论思想在性别诗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这就是“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在“性别诗学”发展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单一的对女性问题的探讨转变为对广义上性别问题的探讨，同时，对文章或书籍本身的文本美学和精神内涵进行更为立体和系统的研究，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点从性别转向了文化，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性别的误读彻底的摒弃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围之外，并通过对文本自身对社会、宗教等文化的描写的评价和研究扩大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围，从根本上改变了性别诗学通过采用换词策略淡化女性主义后所产生的理论性的冲突和词义上的争论，从内涵上丰富了性别诗学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理论和实践基础。不仅从审美视角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诗意化，也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实化，真正的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作者：秦治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