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新社会都有一部苦难的前史。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人间城郭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旧貌换新颜，天翻又地覆。农村社会的权力秩序、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习遭遇革命之后，创生出全新的形态。新政权越出了一姓一家之兴亡的宿命，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打断旧有的历史秩序意味着占被压迫的大多数在翻身的同时也要番羽心，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唯有如此，新社会才会真正降临。
赵树理在其高度自觉的创作中展现了华北农村由旧到新的历史命运，被誉为黎明时期的歌手。传统文学史认为，他始终扎根于大地深处，以执事者(生产者)的视角来书写问题①。他的小说借事说理，体察世情，感染人心②，试图将新政权构筑在普通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同时对历史的债务和落后性进行清理和改造，使新社会之建立变得可能。这与其说是个学术问题，毋宁说是部清偿债务进而涅渠的历史剧，有其丰厚的羽翼和细密的肌理。
一、债:乡治的败坏
20世纪前的国家政权需要借助士绅来间接控制乡村，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③。正如黄宗智所言，革命前的自然村，既不纯粹是形式主义推想中的而向市场的单位，也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对立的单位。它同时是一个散沙似的街坊，分层化了的社团和闭塞的共同体①，华北平原上散落的闭塞共同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未改变。赵树理的书写对象正是这些闭塞而又有内生政治结构的单位。由于缺乏外部权力的竞争，乡村领袖在现代政权进入之前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③。在赵树理早期的小说《悔》(1929年)中，陈锦文的父亲将乡间的公举社首①与尧舜时代公举朝廷相提并论，是人人都有选举权的一种表现。社首代表民意，普通百姓服膺这样的权力秩序。
《刘二和与王继圣》(1947年)描写了村长和四个社首在拜亭看戏的场景:戏开了，他们嫌拜亭上离得太远听不清，叫打杂的又在庙院上半院安排了些桌椅，摆了些梨儿桃儿，然后从拜亭上移下来坐在新座位上。②庙院的上半院被村长和社首占据;社房楼上对而的东敞棚楼是专供妇女看戏的，地主家的继圣他娘和他姨姨来得迟了，按常理她们只好坐在后边，可是她们这两个人就不能以常理论了:上年纪的老婆们看人家这些贵人们来了，不用等人家开口就给人家躲开;年轻的媳妇们舍不得让开前而的座位，婆婆们就怪她们不懂礼体，催着她们快搬了板凳;十来八岁的小孩们，就更简单他们连凳子都没有，只是靠栏杆站着，老驴只向他们喊了一声往后，他们便跑到后边去了，两位贵人坐下后逼得后而的板凳离他们至少也有五尺远③。
看戏的空间布局符合婆婆们所讲的礼体，形象地勾勒出传统乡村的权力等级和风俗习惯。礼源于俗，上古部落遵循的规则是习俗，既无法律也非道德。这些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定式养成了一方水土的基本性格，即德。因此，德起初并没有道德判断的意味。直至酋长议事会的选举中，不同部落的德互相比较有了高下之分，才产生道德训诫的意味，践行习俗演变为遵守道德。准此而论，年轻的媳妇们听婆婆们的话是道德的养成，常理和道德背后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了。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考察中指出，传统的乡村精英凭借自身的资本、权力和而子，在租佃、借贷、婚娶和土地买卖等日常事务中保护本村人的利益。他将之称为保护型经纪，乡村精英对本村村民扮演着保护人的角色。只要乡村领袖可以保障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各归其位的乡村等级秩序就会延续。长工和佃户的阶级再生产也成为自然的命运，来自祖先的债务变成良心约束和道德教条，违逆之便要承受罪恶感的煎熬。土改史料中频繁地出现翻身过程中农民对地主讲良心的事例①，农民都希望占有土地，认可地主制下的土地私有权，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压迫关系似乎成为历史的终结。这是本文债的第一重含义，即天经地义的常理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活人要对死人承担债务③。
然而，传统的乡治在近代出现了危机。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逐步进入乡村，并努力从乡村汲取资源以实现现代化转型。杜赞奇指出，清末新政、1928年国民党的间邻制和1941年日伪政府的大乡制一步步将政治权力、乡村精英和文化网络剥离开来。国家政权的扩大化、理性化和官僚化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保护型经纪，现代化对金钱的饥渴没有为重塑现代法统留下足够的时间(事实上，国家政权的扩张需要以民族主义为旗号，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愿景对农民的动员力量却极为有限)，频繁地摊派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具体而言，作为保护人、拥有威望(而子)、财富和人际关系的乡村精英退出了基层政权，利用公职追求实利的包税人乃至恶棍补位，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杜赞奇将之概括为盈利型经纪。国家职能越扩大，盈利型经纪相应扩大，民众的被剥夺感愈烈，政权的非法化加剧，官民对立⑥。总之，盈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村治败坏。
赵树理在《有个人》(1933年)中提到间长的职责有收钱、送钱、区长召集训话、村长召集开会、征集差骡、供应柴草等。间长负责上传下达，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不再对辖区产生保护的作用。民国频繁的临时摊派几乎全由佃户承担，农村无产化的程度加剧，乡村共同体进一步瓦解。因为每次的公款名目，连秉颖自己也讲不通，而出钱的人偏要寻根究底⑦，《有个人》里宋秉颖这样的正派农人被迫。
二、理:现代政权的建立
八路军到了李有才所在的阎家庄后，告诉老百姓现在民主了，可以自己选村长，结果上台的依旧是地主阎恒元。章特派员完全听信了假民主的阎恒元一伙，反倒让阎恒元霸占了村长、农救会数职，权力比之前更大。对此，李有才的这段板话特别有名: 碗菜，吃了才说理。村公所的衙门没钱难进，小顺说得贵是吃烙饼干部，得贵领一份烙饼，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过①。吃烙饼说理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一大特色，这也意味着在旧社会没钱即是没理，强权就是公理。说理的过程在《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②
外来户兼贫农的张铁锁家和李春喜家因为茅厕旁的桑树起了矛盾，闹到村里的息讼会去说理。结果，息讼会完全被村长李如珍把持，他利用固有观念和宗亲关系维护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判处外来户铁锁赔偿200元现洋，还要承担说理的全部费用。铁锁不服要到县里告状，结果被地主李如珍串通六爷陷害，落下480元外债。对此，杨三奎一语道破: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哪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叩③地主主导的说理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只要执迷于原有的道理之中，翻身就永不可能。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贫富分化愈加严重，再加之频繁的摊派和掠夺，一部分乡村共同体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不再起到制约公权力的作用。担任公职的人不再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诉求，转而成为盈利机器。传统的乡村权力褪去最后一层保护的外衣，变得无理而落后。
与之相对，赵树理的小说中反复写到根据地的司法情况①。通过对农民疾苦的重视和解决，使法律具有了伦理和道德的基础，被农民接受，开始在农村落地生根。《李家庄的变迁》文末审判李如珍的会结构和社会难题的思考。赵树理的作品不只是靠单纯的写作欲望促成的，而是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后果)，开辟抑或重组了传统的写作空间。难题不再是文本内部的生殖，不咸不淡的经验描述，也绝非乌托邦式的想象。他的诉求是干预现实，解决问题。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n条所宣称的那样，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故而，这必然决定了他要考虑实践效果的问题。他在《总结之外》引述了一篇《总结之外》的同名文章，无论干部，无论群众，是否真正接受了我们的宣传?宣言、传单、小册子是否真的有人读?读了是否有所感动?应该是发扬的，是否引起人们的倾慕?应该揭发的，是否引起人们的[曾恨?指出的事，是否有人照办①问(难)题小说不等同于宣传，它诉说和改变着人们的情感结构，上文的算账、说理皆以情感为基础。
打动人心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赵树理试图做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翻译，使得两个圈子以平等为前提产生了交互，交互带来同情②。社会学中的民情(mores)是指人们共同运用的理性、语言、宗教、仪式活动等。大众的民情被革命先锋指认为落后，而赵树理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正是民情(及其由旧到新的变迁)，将革命切入日常生活的脉搏，在二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正如吴舒洁所言我们可以从赵树理身上看到这种双重性:一方而，作为一名大众化的实践者，他致力于在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翻译，另一方而，作为一名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他又需要不断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与文学虚构之间进行转换③，赵树理用灵巧的手指修补一张撕破了的蜘蛛网，使社会共识建立在不同的具体经验之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光滑的冰而(赵树理本人不拒绝这样的蓝图)，闪耀光洁却无从立足，那么赵树理是真正站立在粗糙的地而上的作家，越过了文学形式的套子，直接而真诚地而对具体的读者，生产着新颖多样的作品①。赵树理的有限性成就了他，正如席勒所言，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
文学作品既不等于现实，也不等于宣传，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一个间离效应，这是艺术家和批评家自我反思的空间。倪文尖在解读《牙仔不压正》时极为准确地指出，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和一个未完成的对象对话，这才是真正的反思。对赵树理的写作以及对文学批评的双重反思，将会构成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