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茅盾为国内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所作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文艺的弊端，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茅盾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决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应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他的诗歌批评的风格尺度也始终建立在仔细品读和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并且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诗评充满表意的形象性。
关键词:文本细读;茅盾文学;眉批;文学批评
20世纪50—60年代，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和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茅盾渴望以全新的创作实绩表达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展现他作为继鲁迅之后左翼革命文学旗手的风采;另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深植于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一贯追求，又使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理念很难完全融入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时代风潮中。于是，他的文学批评则呈现出较为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汇集了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8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0余种作品所作的眉批，在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出版面世。这套眉批本文库极为真实地记录了茅盾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文学审美批评的始终如一的坚守和垂范。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既是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温与反思，从中寻觅到1940—196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在作家创作和茅盾文学批评历程中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可以发现文本细读作为茅盾文学批评的灵魂在当下的跃动，以及对今天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启发。
一总共四卷的眉批文库包括长篇小说卷两本，即杨沫的《青春之歌》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篇小说卷一本，内含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诗歌卷所涉诗人诗作有阮章竞的《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的《田间诗抄》、郭小川的《月下集》和闻捷的《河西走廊行》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的中短篇小说卷，它由茅盾对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等短篇小说所作的眉批构成，其中对《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批语就有59条，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语言修辞和语境等。《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凭借《保卫延安》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在1957年发表于《延河》杂志的中篇小说，刚刚结束了战争题材写作的作家将笔触伸向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筑路事业———宝成铁路的修筑现场，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人在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业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反映了他们从战争状态进入到和平年代之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单行本出版的1958年7月，杜鹏程就将扉页上写着“敬请沈部长指教”的小说赠予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一贯以扶持文坛新人为己任的茅盾，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对小说做了逐字解读。在59条眉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而作。他们是一对战争年代的战友、曾经的团职干部，在纵横一千多里的铁路工地上，又分别担任了拥有一万多名筑路职工的第9工程队的正副队长，原本都有争当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雄理想的两个人却在这个特殊的战场走上了不同道路:阎兴始终保持了在艰难困苦中“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梁建面对艰苦的筑路工程，以自己的奋斗历史和革命本钱作筹码，逐渐丧失了奋斗的意志，多次萌生了逃离的念头。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杜鹏程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塑造阎兴这样的英雄人物，小说中也不乏颂扬赞美之词。但茅盾显然对梁建这个形象更有兴趣，每到与梁建相关的章节，他都品读得格外细心:比如在小说的第45页，作者描写了一段梁建在江边看到人们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状态，看着卖柴禾、核桃、酸枣的老乡和修表、钉鞋、算卦、耍猴儿的街头手艺人，梁建觉着:这些卖艺的、挑担的、摆摊的、东奔西走混一碗饭吃的人，或许有他们的难处，可是倒也逍遥自在。不是吗?他们随便捞几个钱，把肚子塞饱，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熬愁。任务呀，工期呀，雨季呀，洪水呀，材料呀，图纸呀，计划就是法律呀，跟自然界作斗争呀，与这些穿草鞋的农民、做小生意和耍小手艺的人，有啥相干?梁建暗下决心，要继续对筑路工地上救火一样的工作保持冷静，遇到使别人心肺都要炸的事，也得沉住气。茅盾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眉批:“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之后，围绕小说对梁建的描写，茅盾还作了多处眉批，比如对梁建看到纤夫拉纤时的心理活动，茅盾毫不掩饰赞叹之情:“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思想变化的。”［1］而小说透过另一个人物韦珍的视角描写梁建的文字，也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肯定，他多次在空白处写下“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这一段好”，“从韦珍眼中写梁建”［1］(48－52)等批语。说明茅盾不仅对小说文本做了贯通一气的仔细阅读，还对围绕梁建性格变化的描写进行了揣摩。陈思和曾经指出:“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2］那么，茅盾在特定年代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及其所作的眉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把握原作《在和平的日子里》到底有什么启发性和指导性?又折射出哪些时代特征，以及茅盾批评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立场呢?众所周知，小说评点通常都是体系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文字，但眉批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时产生的灵感和想法，随读随批，三言两语，不仅有突破固定批评模式的功效，还有简洁、直观，一语中的的艺术效果。茅盾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并“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3］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就《在和平的日子里》而言，虽然阎兴这个形象是作家杜鹏程倾心打造的和平年代的革命英雄人物，但梁建的形象却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杜鹏程在小说中对梁建的描写也时而流露出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理，身处险情频发的筑路现场，梁建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但面对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支出，梁建又常常抱怨工地生活击毁了他的健康，从而产生了退缩的念头。正是这个处在矛盾中的人物，引起了茅盾浓厚的兴趣，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茅盾认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种人物身上，他们也是一种典型。”［4］这一时期的大连会议上，茅盾还在发言中指出，写工人农民，不能只写两头，即只写作为学习榜样的和作为批判对象的，也应该写处于中间状态的，并且要作为典型来写。茅盾在自己的阅读中身体力行，将阅读视野始终围绕着梁建，以及与梁建思想变化相关的人物及其关系展开，他关注的梁建，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现实的人”，［5］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关系。正因如此，茅盾对《在和平的日子里》所作的眉批中，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非英雄人物，都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是要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及人物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引导读者进一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奥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长篇小说卷2”，是茅盾对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代表作品《草原烽火》所作的眉批本，这是茅盾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文学大家的宽广胸怀关心、扶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又一个例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地区的文学事业特别关注。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等，当年都曾得到过茅盾的指导与帮助。”［6］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已身居高位的茅盾，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阅读之深、之细，可为后世垂范。他曾撰文称赞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政策出发”。尽管建国之后的茅盾意识到描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将是每个艺术家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的文艺路线，但他从不讳言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立场。1962年，茅盾又高度评价了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他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7］这些切中肯綮的批评，在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精神和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四十多年后，年过花甲的玛拉沁夫仍记忆犹新:“使我感到敬佩的是茅盾先生以那样简洁的评语，准确地概括和认同了多年来我苦苦寻索的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8］与玛拉沁夫一样，乌兰巴干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草原烽火》作为建国后十七年中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时，以叶圣陶先生的小说评论做了代序。茅盾的眉批本中收录的正是对这一个版本的批阅。《草原烽火》以洋洋40万言的篇幅，展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封建王爷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茅盾在全部80条批语中，将文本细读“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流与碰撞”，“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2］袒露了他的真实情感和阅读体验。这首先体现在茅盾阅读中对作品文学性的高度关注。茅盾眉批《草原烽火》针对的具体对象，有时是一段情节描写，有时是一段叙事文字，有时是某个具体的词句;无论褒贬，都是出于个人情感或审美的需求，融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主观愿望。比如小说第一章里，作者透过主人公李大年的眼光，描写了草原上的自然风光以及玩耍着的孩子们和奔突的野马群，茅盾在相关的4段文字旁边做了标记，并批注“写得绚烂、矫健，如奇峰隆起。”［9］在小说第32页，作者有数段描写奴隶扎木苏荣和李大年在暗夜里会面的文字:夜徐徐降临。十八道冈子，变成波澜形的暗暗的长影。一只夜猫子从冈子里飞出来，落在冈下的一块石头上鸣叫。那块石头远望象一条趴牛，所以人们叫它趴牛石。……暗夜的云层里透过了镰刀似的月亮，一个人在远远的路上摇荡着身子，渐渐走进趴牛石旁，把夜猫子吓飞了。这个人正是赶来接头的奴隶扎木苏荣，当他伸手去摸石头底下的小洞时，发现藏在里面的皮套子没有了，扎木苏荣立即意识到他要联络的人已经到了。在这段文字旁边，茅盾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字:“金鼓之后，笛音悠扬。”这既是对作家描写技巧的赞叹，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小说的语境，令读者对下文即将到来的扎木苏荣和李大年的会面充满了期待。对于作者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手法，茅盾也多有赞赏，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痕迹”。［9］(42)显然，在细读和点评《草原烽火》的过程中，茅盾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他沉浸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之前的人生体验，作为文学家、批评家的艺术经验与小说的艺术世界互相融合、互相碰撞，因此，对于某些失当的人物语言和对话，051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的语调”。可以说，我们在眉批本中见到的茅盾，是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影响，对艺术规律有着清醒、自觉认识的茅盾，他的眉批，完全是一种个人化阅读、体验、阐发的过程。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茅盾虽然点评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烽火》，却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作为参照，他仔细辨析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具体到每一个字词，为此耗费的心血可见一斑。在当时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里，“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到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程度”的茅盾，［10］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套眉批本会公开出版面世，他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艺术世界里，情之所至、兴之所至、言所欲言。今天看来，茅盾当年的细读，还充满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的美好期待。这里当然有茅盾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宽容的批评意向，因为“乌兰巴干当时是用蒙语构思，汉文写作，语汇贫乏，常常词不达意”。［11］虽然小说文稿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出版社编辑长达8个月的逐字逐句的编辑加工。但茅盾所作的点评，不粉饰、不隐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少激烈言辞，始终和风细雨。具体从辞藻、修辞，再到结构、叙事，做多方位的体察、辨别和指导。可以说，茅盾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提供了细读文本的具体方法，再次确立了文本细读在他文学批评理念和范式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早在新文学初期，很多文化人都热衷于泛泛地抨击旧文学、宣传新文学，一些富有新气象的作家和作品反而遭到冷遇。茅盾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这些文学作品散发的现代美学气息，做出了卓有洞见的评析
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甫一发表，茅盾就撰文介绍它“委实不是肤浅之作”，而是“空谷足音”，寥寥数语就肯定了郭氏诗歌在新诗草创期的价值，同时也证明茅盾诗歌批评的起步之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诗歌卷里被茅盾评点的4位诗人及其诗作，“并不拥有经典化的文学史地位，却有某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特点”。［12］但茅盾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和他文学批评的风格尺度仍然建立在仔细品读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不但维护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个性，也坚守了文学批评的语言感受和审美体验底线”。［12］他字斟句酌地对诗歌的语言形式、音节音韵、节奏结构乃至总体风格一一作了评点。其中他最关注的莫过于诗歌的语言之美，因为诗歌反映生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这就要求诗的语词必须极为凝练、精粹，用极少的言语去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阮章竞的《漳河水》虽然是一首叙事诗，但作者并不重于叙述故事，而是着力于选择最具典型性的生活现象，用生动、含蓄、精炼的诗句刻画3个农村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诗集的扉页上，茅盾就写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不但和前者不调和而且特别新鲜。”［13］①茅盾特别在“种谷要种稀留稠，娶妻要娶个剪发头。种玉茭要种‘金皇后’，嫁汉要嫁个政治够”四句诗歌后面做了标记，并批注曰:“只四句就写出了双方的情投意合。”［13］(20)在之后的批注中，他多次使用“新鲜”、“风趣”、“妙”等词汇表达他的阅读感受，特别是茅盾留在组诗《新塞外行》扉页上的一大段批注，几乎成了阮章竞诗歌研究中的权威性观点，被广为引用。茅盾说:“这一组诗大部分是好的，有清丽的诗，也有豪放的诗。句法有民歌体，也有古典诗体;诗的语言有加工的人民语言，也有文言。形式(句法、章法)上有创造，能自铸新词，想像奔放，色彩斑斓……”［13］(60)他充分肯定了阮章竞在诗歌语言及表现形式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茅盾对郭小川《月下集》的眉批中却流露出对诗歌语言、句法、音节等方面的不满与批评，态度鲜明，毫不留情。尽管收入《月下集》的诗歌中有不少都是诗人郭小川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的末尾，茅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此诗探求新形式，但何以把整句拆开分行写，有时两字占一行，有时半句占一行，却看不出什么规律，全诗押韵也没有规律。”［13］(420)对《致大海》一首，茅盾则在空白处批注:“大凡写诗，初稿是一气呵成，音节上的推敲，形象上的琢磨，都在修改时为之。往往一句诗会修改几遍，或完全推翻原来的意境，另写新句。”［13］(423)这段批语似是在泛泛探讨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却隐含着对郭小川在诗歌创作时不注重字句推敲的批评。虽然批评对象不同，诗歌形式不同，但茅盾一如既往践行着他对诗歌艺术性因素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理念中恪守的原则和立场。在重读眉批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茅盾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文学巨匠，在诗歌眉批中时常发挥想象，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高妙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评语充满表意的形象性，有效地唤起阅读者的视觉经验，加深对诗歌作品的理解。这里以对《田间诗抄》的眉批为例作一点探讨。田间因抗战时期创作了诗歌《给战斗者》而被称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风也被定格在激越短促、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鼓动力等方面。但茅盾对《田间诗抄》的眉批，却发掘出田间诗歌诗情与画意的和谐婉约之美。他评价田间的《渔夫之歌》“深情寄于白描”，称赞《巴尔干山上》“如泉水淙淙，读之有清凉之感”，认为《给黑海》“像一丛雏菊，逐朵看，不见特异(逐句看，不见特异)然而整丛看，却有惊人的美丽。”［13］(414－415)对田间诗歌在感情表达上的节制含蓄、语言上的简约清丽给予了洞烛幽微的审视。众所周知，茅盾早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就是新文学阵营里很有影响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对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已有研究者统计，茅盾一生的著述中可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多达887篇，［14］跨越现当代两个时代。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批评大家，茅盾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很重视文本细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取代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多样性，且文学批评生态已不太健康的20世纪50—60年代，茅盾依然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坚持把文本细读作为他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他随读随批，以眉批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学感悟，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一个大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和不朽的文学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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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蔺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