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平：您是何时开始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
逄增玉：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起点，是在大学期间。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读中文系。读书期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趣，起因是当时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位蒋锡金先生给我们讲授鲁迅旧体诗研究。蒋先生是三十年代参加过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人，当时从事诗歌写作，后来协助鲁迅夫人许广平参与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抗战爆发后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曾经协助茅盾等人编辑《抗战文艺》，与流亡到武汉的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等过从甚密，与楼适宜等人是挚友;后来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沙家浜的新四军纪念馆里还有他与张云逸等人的合影。抗战胜利后随新四军到达东北，东北大学成立后被派到大学任教，当时还有来自延安的吴伯箫、张毕来、萧军、舒群等人一起进入大学，张毕来等人还写过五十年代较早的《新文学史纲 》著作。由于是从现代中国历史中走过来的老人，所以蒋锡金的课程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加上当时东北师大中文系也是研究茅盾的重点单位，关于茅盾的选修课我认真听讲和学习，把几本当时研究茅盾的著作都看了。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里那时还有很多民国时代的书籍可以随便借阅――东北师范大学五十年代的校长成仿吾是早年留学日本的湖南人，二十年代与郭沫若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是创造社的著名批评家。后来与郭沫若等人一起参加北伐和后来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又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所以他执掌校长时候有意让随南下的东北野战军的文化人收集关内南方的大量新文学作品，所以我读大学时，没有想到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发源地、一向人文不盛的东北的师范大学，竟有那么多新文学典籍，连那时现代文学史不提的周作人、张爱玲和沈从文的作品都有，我尽可能地都找来阅读。由于有兴趣和积累，所以大四时系里组织现代文学研究小组，我是当然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大学毕业时考硕士研究生，自然报考中国现代文学。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东北师范大学任教，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孙晓平：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方向和后来的方向是什么？
逄增玉：在湖南读研究生时，除了课堂学习以外，还经常讨论，并由老师带领采访若干现代文学的老作家，如康濯、彭燕郊、丁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人。到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们建议我写东北作家群，因为当时湖南师范大学的几位现代文学研究生，唯有我是东北人。凌宇老师那时是北京大学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现代文学研究生，他那时正在写作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和《沈从文传》。我去向他讨教时，他也强烈建议我选择东北作家群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并以他自己来自湘西、有苗族血统、熟悉湘西地域风情和文化为例，说明对于一位或一些在自己创作中浸透着强烈地域文化精神和血脉的作家及其作品，若了解作家的地域文化背景，是能够从中发现一般人难以悟透的东西的，而我从小生长在东北，所以研究东北作家群，具有他人不具备的优势。那时研究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学的人很少，大都是把东北作家作为三十年代的一般的左翼作家予以描述。在老师们的启示和引导下，我开始了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到上海北京等地查阅资料，还在北京拜访了萧军和骆宾基等人。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流亡者的歌哭――论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的毕业论文，在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还发表了若干这方面的论文。
当时的毕业论文还送到北京请专家审查评阅，审阅我论文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樊骏先生。樊骏先生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以认真和严谨出名的学者，审阅完毕后写下详细的修改意见并约我面谈。后来毕业论文之一部分发表于《文学评论》，产生了不错的反响。自此，东北作家群和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成为我最早参与和开辟的、也是始终坚持的研究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参与了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承担其中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套丛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好评，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悄悄的、重要的收获，王富仁教授《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认为“在东北研究作家群中卓有成效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逄增玉先生和河南大学的沈卫威先生”。我本人撰写的那本书，也先后有《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十余家报刊发表了书评，此书被国内外的著作文章引用和转载频率很高，部分内容被翻译成外文发表或出版，还获得了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书的部分内容前期以论文形式发表时，也有若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此后，在这个领域继续不断耕耘，2007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赞助，撰写和完成了《东北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文化论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已经不限于东北作家群，而是将东北沦陷区文学与电影戏剧、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出版与东北解放区的新文学样态，如秧歌剧等，都纳入研究范围。其中值得指出的，其一是东北沦陷时期的话剧，现在的各种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文学史，包括《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等，都没有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戏剧进行全面的调查，而我指导博士生将此作为毕业论文，比较翔实地对东北沦陷区的戏剧做了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予以阐论。其二是第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出版与文学的一度繁荣，各种文学史也语焉不详。新文学出版涉及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共利用接收的东北地区先进的造纸厂和印刷设备，创办了大量的刊物、出版机构，其印刷物数量之大堪称当时中国的翘楚，不仅满足了东北地区军民的需要，还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关内，大量运送到北京、武汉、天津等地，使得近现代一直属于文化落后地区的东北，第一次成为文化与文学出版的重镇，第一次将自己的印刷物反哺文化发达的中原和南方，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的盛举与盛事。不仅如此，在东北解放区出现的新文学出版及文学态势，还直接预制了新中国文学的模式与范型，是共和国文学的滥觞和预演。对这些文化史、文学史与出版史上的现象，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文化研究是关注不够或忽略的，而我一直对此关注和研究。不仅自己这样做，我指导的从东北师范大学到传媒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都一直把自己的思考和选题给予他们共同研究。因此，《东北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稿》在史料的发掘、现象的分析等方面，填补了若干空白，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对此，201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本书发表的书评，我认为涵盖了此书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和特点，姑且引录以下文段以资佐证： “逄增玉的《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觉得这部新著在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上有不少新的思考与斩获。
首先是对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不少有影响的作品，通过史料发掘与文本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将这类作品和涉及的问题放到中国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的大背景上予以审视，力图揭示中国抗战文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真实与深度、价值与缺失的问题……
其次，逄增玉的新著对现当代东北文学研究的领域有新的拓展。总体而言，东北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和整体成就逊于关内的文化中心地区，但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造成文学发展的一定的特异性，短短几十年时间，使它既有受五四影响的新文学和左翼文学，又由于日本的侵占而形成沦陷区文学和殖民文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大批军队和文学文化人员的到来，又嵌入式地带来刊物、文化与文学的一度大繁荣……
第三，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论稿》均涉猎了东北文化的内容……
这种立足于文学价值进行的文化分析，使得视野广大深邃，透视独到合情，立论和结论允公允理，虽然不是终论和绝对真理，但打开了通往正确和合理阐释的道路，为进一步的认识和揭示带来有益的启示。”
近年来，我把注意力又放到伪满洲国时期满映电影机构及其影片的研究上来。其实我对满映的关注由来已久。我读大学时，由于东北师大与长春电影制片厂临近，同学中又有来自长影的，所以有机会经常到长影看内部电影――都是外国电影，当时国内还没有放映，或者是翻译好了准备放映的，包括西方的、港台的、日本和苏联的。东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几位教师原来就是五十年代长影招收的演职员培训班的成员。在大学的公共外语课是日语――那时东北有很多老师会日语，所以在长影――满映的旧址能看到有些机器设备上还有日文字迹。从那时起，我就留心满映的资料以及有关的研究。长影的著名满映专家胡昶，原来就是东北师大毕业的，他长期研究满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那是一本资料翔实的、填补了满映研究空白的奠基之作，出版后很快被翻译到日本出版。后来又有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日本人古市雅子，撰写了《满映电影研究》的博士论文并出版，国内也有若干研究，但在资料和整体性上还有欠缺。我于2001―2003年到日本的大学教书，刻意在日本神田书店街和其它地方收集有关满映的一切，回国后就指定了一位博士研究生撰写了研究满映的论文，并给予她资料的支持。2007年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这所大学是以新闻传播、艺术、影视动漫和播音著名的，学校给了我一个项目，做满映的专题研究。于是我把多年的积累、懂得日文的便利和对对长影、满映旧址的体验，都写进书里，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如满映的殖民性目的与现代性生产发行体制、殖民统治的整体压迫性与满映小环境相对的民族平等、满映电影的殖民主义政治和帝国主义美学、作为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机构里的日本电影人的复杂性、满映解体后日本电影人对我党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贡献、满映电影机构里的中国人演职员的评价、满映殖民国策电影的毒害性与科教类电影的区别性、满映的文化电影及新闻纪录电影的欺骗性与此类电影的技术性和类型性对新中国新闻记录电影的影响。此外还有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对殖民者的罪恶性及其对被殖民者国家社会现代性和革命性的奠基、殖民者的历史大恶目的下的非本愿的小善性，这些如何认识和评价，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的殖民与后殖民理论，需要结合中国土地上被强行嵌入的殖民主义电影机构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我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既继承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又有独到的资料与理论的发现与创见，相信对满映和所有中国大陆二战时期的殖民地文化与文化文学研究，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此外，还与他人合作，对东北沦陷区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出版了《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书的名字就是我起的。我对东北沦陷区文学和女性文学的研究，后来还被他人借鉴写成了专门的博士论文。
由于对东北文化与文学情有独钟，我不仅自己多年进行研究，在这个领域多有原创性的开拓和成果，还长期指导博士生进行东北沦陷区话剧、小说、电影、出版传媒、文学制度等进行研究，这些博士论文都是我的整体性东北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孙晓平：除了东北文化、电影和文学研究，您觉得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还有哪些贡献？
逄增玉：贡献谈不上，但自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东北的信息和资源比较偏僻的情况下，在教学和研究之余，感觉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值得探讨。此问题的起源是1989年秋季我到北京，拜见樊骏先生，他谈及老一代现代文学研究大师王瑶和唐|都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问题：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记得八十年代湖南的曾小逸编辑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走向世界文学》，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也走向中国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也对现代文学产生内在的影响。受樊骏先生谈话的影响，回到东北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最早在吉林省的文学年会上做了一个专题发言。后来开始系列的研究，共发表十几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论文，大都被转载和引用，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报》《读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后来我把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写成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此书出版后还产生了不错的影响，获得了2002年全国师范大学出版社研讨会优秀图书奖、吉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2004年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优秀奖和2006年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三等奖。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著作奖遴选是比较严格的，有若干年一等奖空缺，我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获得二等奖，《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又获得三等奖，说明学界对我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还是相当认可的。
现代性研究之外，我还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经历用在了对于文学史与文学现象关系的研究。如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和讨论，此后有不少学者经过长期思考与积累，写出来各有特色的文学史，如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吴福辉教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我当时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张毕来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八十年代也与辽宁的几所大学合作编写了文学史教材，九十年代又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编写了文学史著作。我在教书和研究之余，也一直关注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并在东北工作时与吉林大学合作编写了现代文学史，可惜没有出版，后来又指导毕业任教的学生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用于教学。我自己则对编写文学史一直思考和关注，曾经在2000年于《文学评论》发表了《研究心态、价值认定和文学史结构模式的调整与创新》的文章，系统阐释了我对文学史写作的困惑和思考，文章发表后被几家刊物转载，说明还是说出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后来又陆续写作了《中西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史重述》《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抗战文学研究的思想性和历史性问题》《文学如何面对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这几篇关于如何写作现代文学史的论文发表后，几乎都被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说明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还是有积极价值的。但是，理论的思考是一回事，自己真正写作文学史的事件又是一回事，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写作自己认为不是人云亦云的文学史，其实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对文学史现象的发掘和文学经典的重读。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如果对文学史经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还是老一套，那就无法建构有价值的文学史，如果对文学史现象没有认真的梳理，只是把过去大家熟知的、公认的现象罗列开来，也是不能写好文学史的，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不写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一样。但文学现象的梳理不是炒冷饭，不是无穷尽地发掘新史料新作家――老实说，短短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史哪里有那么多的新史料新作品呢？因此，结合时代的变迁、理论的更新、审美视角和意识的变化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对既成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经典的重新阅读与阐释，是写作文学史的基础，换言之，是建构文学史大厦的基石。当然，你的经典重读和现象分析，也只是一家之言，一得之见，不可能是终极真理，因为经典文学作品的内蕴是无限的，超过作家自己意识和时代意识的，是阐释学所言的开放的、敞开的文本，是意义的未完成，需要一代代读者去解读和填充。这正是经典和文学现象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也是文学史需要不断重写、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原因，理想化的、终极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自己所作的，就是通过经典重读和现象分析，先建构一种流动式的、散点透视的文学史。因此，我近些年来写了不少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经典重读的文章，反响还是不错的。 孙晓平：逄老师，这几年主讲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一门是《文学史方法论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写的很多研究论文，都着力发掘和阐述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但又为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不予关注或关注较少的现象，像东北流亡文学、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20世纪30年代左翼牢狱小说与文学、现代小说中的志怪与传奇、现代文学中的医学隐喻与叙事等，其中不少现象是您首先提出、命名和阐述的。这些现象被学界接受并被后来的研究者借鉴与引申开来，这些独特的文学现象的发掘研究与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对两者的联系与研究的思路和目的是什么？
逄增玉： 首先申明，所有的现当代文学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些现象确实是我第一次提出或命名的，像1989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论述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的论文，这个现象和命题后来被延伸和扩大为漂泊者文学。我关于中国现代小说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骚与史传传统，也继承了志怪与传奇传统的观点，也被认同和接受，我的一个博士据此写成了专著，我还为他作了序言。2003年“非典”时期，我写了鲁迅小说中的医学隐喻的论文，后来见到也有人对此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也有些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左翼的牢狱小说，当时的批评家周立波在一篇年度评论中已经提出，但没有深入阐述，同时论述的范围比较窄，我则受他的启示，在他阐述的基础上将牢狱小说的内涵和边界进行更广泛地开掘与延伸。
我之所以注重对现当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其实是与对文学史的长期关注和思考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不是很长，但现代文学史的观念，研究和写作文学史的方法却变动很大，或者说一直处于变动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近几年的研究，才有意地更多地发掘和剖析文学史中的一些独特的现象，希望在现象和文学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
孙晓平：逄老师，我们注意到，您对某些现当代文学现象的发掘与分析，以及某些经典重读的论文，不少都引起反响或被他人引用与借用，有些也引起争论，您能对此介绍一下吗？
逄增玉：这我在前面已经略略提到过，像1989年我发表的论述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的论文，《丛刊》编者在《编后记》中对这样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予以肯定。2007年发表的关于重新思考辛亥革命与鲁迅《阿Q正传》关系的论文，《文学评论》在《编后记》中也认为类似问题具有重新解读与思考的必要性。从1989到2007，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大概写了数十篇总体属于重读的研究论文，如对茅盾《子夜》、孙犁《荷花淀》、丁玲《水》、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遥远的风沙》、老舍《骆驼祥子》等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性作品，都按照新的理解进行了解读。这些重读的论文大都引起了比较认同的关注，当然也有的引起了争论，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但个别的反驳有些过于政治化或我觉得离谱，就采取沉默的态度，以淡化其事，以待历史和时间的公论。有些文学现象的提出、命名和解读，如现代小说的志怪与传奇、牢狱小说、流浪汉小说等，学界的反应是良好的，至于它们后来被别人引申、引用由此生发扩大，说明它们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能够在学术研究上提出些新东西，能够给别人带来启示，我感到欣慰。倒不是自夸自己开创有功或但开风气不为师，而是觉得能够对学术研究有所推进和贡献，能够对他人有所助益，大概正是学术研究之价值所在。
孙晓平：您的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研究，已经出版了吗？反响如何？
逄增玉：已经出版了，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名字就叫《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四十几万字。上面已经说过，里面的文章单篇发表时，很多都被转载引用，有的还引起过争论，如对《荷花淀》的评价。此书出版后获得了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批评将的二等奖。进来还在思考和写作这方面的问题，又有若干新的思考和文章，有机会再系统整理吧。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那是我对现代文学史现象与文学史关系的初步思考。当然，搞了几乎一辈子现当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还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上讲究投入产出效应，在当下文学边缘、娱乐至上的时代，用如此长的时间研究并非世界一流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发表和出版越来越困难，经济上的所得也非常菲薄，现在的人似乎觉得我们有点傻。但是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学生，理想主义情怀是我们的宿命，精神家园的构建是我们的生活价值。所以，价值观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我觉得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很快乐，所以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