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0年，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东安吉利亚大学文学研讨班上做了题为当今小说家:还处在十字路口吗?的讲话，感叹在他的《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书出版20年后，他给小说家们归纳的4种选择①仍然成立，但让他震惊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竟然在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们一致宣布其死亡的葬礼声中顽强地存续下来，并明显成为当今小说家的严肃选择。( Lodge1996; 6)我国学者杨仁敬(2003; 164)在研究美国后现代派小说时指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在题材和写作技巧上大大不同于60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个时期的后现代派作家更关心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尊重历史，揭露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后现代主义极端的创作方法开始被一种较为传统、更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取代。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众多作家视野中，跨界小说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证明。当今很少会有作家完全倾注于寓言小说、非小说，或是元小说创作。相反，他们通常以惊人的、故意的反意方式将以上一种或多种创作模式与现实主义联结起来。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1970)就是一部早期的、富于影响的美国跨界小说典范( Lodge 1996 ; 9 )。跨界小说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美国小说家在小说创作十字路口的重要抉择小说创作必须关注社会现实。这样，现实主义受到越来越多后现代时期美国小说家的重视并在与后现代小说某些特征的结合。
1.时代生活: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再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极不安定。在风潮汹涌的社会环境中，大批美国作家在创作中无法理解和描述社会现实，最终退缩进语言的现实世界研究自我，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创作从美国文坛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1961年，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书写美国小说》一文中对当时美国作家面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描述: 20世纪中期的美国作家总是忙于努力理解和描述美国现实，然后使美国现实的绝大部分在自己的笔下令人可信。然而，美国现实令人惊讶、使人厌恶、致人发狂，最终，对于个人贫乏的想象力来说甚至是一种尴尬。现实情况一直非我们的才智所能及，而且美国文化几乎每天都在抛出一些角色，令小说家们嫉妒不已。( Roth 1977 ; 34)当时，年轻的罗斯刚踏人文坛不久，但他准确判断出美国的社会环境已不适合作家费尽心机地去表现生活。他认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主题已经失去;换句话说，小说家的兴趣已从我们这个时代宏大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中主动撤退出来( Roth 1977; 37-38)。最终，小说中再也没有关乎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主题，只剩下小说家在语言的迷宫中孜孜不倦地探索自我的自我满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趋于稳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消费主义思想意识日益抬升，社会现实重新回归作家视野。这一时期，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唐德里罗( Don DeLillo)在小说《白噪音》中完美归纳了后现代时期美国民众生活的两大场景:周末全家一起收看电视节口和全家出动驱车前往城郊的超级市场购物。20世纪90年代之后，互联网成为人们联系的重要媒介，这就催生了当代美国的第三大场景:公共场所手持移动终端的低头族。在社会生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科技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蔓延加速了当代美国民众生活的物化进度，困扰当代民众生活的与政治、经济、环境和人身安全等相关的不稳定因素广泛存在。当代美国小说家注意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消费主义思想的日益抬升对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开始在小说中再现这种后现代时期新阶段的社会现实，表现后现代生活。20世纪70年代后，一批后现代美国作家，如菲利普罗斯、多克特罗( E.L. Doctorow)和索尔贝娄( Saul Bellow)等人，在创作的成熟和个人心态的调整(姜涛2007; 116)之后，纷纷在创作上转型，开始关注现实，强化小说创作与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联系，走出小说创作迷恋自我和语言现实的迷宫，重新夺得了失去的阵地读者市场。
表现家庭与婚姻生活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再现时代生活的又一重要方面。新现实主义小说主要关注后现代时期美国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代际冲突、同辈关系等。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通灵女孩》等都因探索当代美国华裔母女间的关系而成为当代美国小说的经典。斯通的小说《灵魂之湾》以当代美国某大学的文学教授麦克尔埃亨的婚姻关系为关注焦点，再现了当代中产阶级复杂而又不安的情感世界。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小说《纠正》通过描写兰伯特一家的家庭生活，展现了当代美国社会破碎的美国梦和民众生活的虚幻状态。而卡佛的短篇小说则因对底层社会民众婚姻状态的关注令读者震撼不已。
2.历史书写: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动场 福柯(2003; 29)在考量社会关系时，把人类社会中一切关系归纳为权力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作为体现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历史书写与权力联系紧密，但是在权力关系作用下的历史书写反映的是权力关系中处于掌控地位一方的话语，带有片面性、主观性和狭隘性。结果，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笔下，同样的历史事件，通过不同的情节编排，完全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陈榕2006; 672)。
人们很难通过某一部史书来知晓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意识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朱立元1997: 399)。马克柯里(Mark Currie} (2003 } 97)在考察文本性与历史时指出:历史在自身之中承载着由叙事与情节强加其上的价值观和各种臆断，因此历史知识在认为能透明地接近过去的同时常常不自觉地同意了那些价值观。这样，历史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为了体现历史书写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虚构性，最终历史的虚构性特征也就使得历史文本化了。既然历史可以被文本化，那么作为小说的文本也可以被历史化，能承载历史。因此，真实的历史既不在某个历史学家撰写的某一部历史书中，也不在某个小说家创作的某一部小说文本中，而是存在于不同文本的联系之中。这种典型的新历史主义观点影响并指导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小说创作。在他们的小说中，读者能够读到历史上真实人物生活的另一面，或者是某个历史片段的改写甚至重构，现实在他们的笔下以崭新的姿态呈现。 当然，罗斯并不是唯一通过小说创作参与当代美国政治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其他诸如莫里森、库弗、多克特罗、德里罗、斯通等都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通过虚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个体或者虚构真实人物的人生经历，展现了文学话语参与阐释社会政治语境的能动意识。
3.道德世界: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文关怀
当代美国社会虽然总体稳定，但浮华背后隐藏着信仰危机、婚姻和家庭危机、艾滋病传播急剧、毒品泛滥、校园暴力、种族冲突以及各种恐慌等问题。生活在人文主义复兴的时代，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必须思考以上社会问题，考察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关注人的存在。他们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再现和模仿等创作手段，在小说创作中再现和模仿了当代美国矛盾突出、问题尖锐的社会场景。他们在用文学语言客观再现和模仿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从一定的道德视角切人小说情节的叙述，展露细节，凸显问题焦点，因此，把握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的道德视角就成为理解新现实主义小说对当代美国社会投以道德关怀的关键。小说家的道德视角会直接影响读者对其作品情节的理解和对主题的认识，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体味和理解小说所张扬的道德观念，因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再现是一种道德关系的再现( S:hwarz 2001 ; 3 )。
但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能胜任理解作家的道德视角和参与重建当代美国社会道德意识这一重大任务，只有那些作为文学批评者的读者才能引导一般读者把握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关怀这一主题。在这一层面上，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道德关怀主题特征的体现需要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批评者的共同协作。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人文主义道德关怀的首要表现就是呈现社会现实的另一面，对当代美国社会问题展开道德批评。汤姆沃尔夫(Tom Wo1fe)的小说《我是夏洛特西蒙斯》彻底颠覆了人们原有观念中象牙塔式的常春藤名校印象，描述了当代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里青年学生普遍的堕落行为:荒废学业、粗言秽语、酗酒、吸毒、滥交等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夏洛特西蒙斯本是一位虔敬的教徒、纯朴的少女、好学上进的新生，然而在道德失衡、阶层明晰、颓废腐败的当代美国大学文化大染缸中，夏洛特逐渐蜕化、堕落，原来的优点荡然无存。作为新新闻体小说的倡导者，沃尔夫对当代美国大学内部现实的无情揭露令很多人惴惴不安。罗斯的小说《垂死的肉身》和《羞辱》对当代美国社会性乱伦的描述极具震慑力。在《垂死的肉身》中，62岁男教授大卫凯派什与24岁女学生康苏艾拉卡斯蒂洛的不伦之恋戏谑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底线，而道德败坏的凯派什教授肯定不是当代美国社会的独特个案。
4.结语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发展和繁荣与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环境、后现代文化环境和后现代商业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相关。迅猛发展的科技文明和后现代商业消费主义思潮不断冲击民众的精神与道德世界，美国后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向小说家提出了关注社会现实的要求担负人文主义道德关怀的重大责任，也为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充足题材。一批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开始关注和理解自己所处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并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那里借鉴小说创作的核心手段再现现实体验，客观再现后现代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