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人有限的记忆之内，当代中国音乐史上还没有哪一本外国歌曲集能够像《外国名歌200首》那样，在中国大陆地区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现实影响力和历史文化穿透力。关于现实影响力，唯民曾经这样说过：“音乐工作者和歌曲爱好者大概想得起五十年代末音乐出版社曾经编过一种通俗歌集叫《外国名歌200首》，出版了大小开本，前后印行七十余万册，畅销全国。据说刚上市的时候还发生过因读者争购该书新华书店柜窗被人挤破的‘盛况’，连海外报刊也视为新闻。这样一本集中地介绍古今外国名歌的大全，一时确受青年读者和知识界欢迎，因此迅即传开。”关于历史文化穿透力，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这样评价道：“本书从1958年出版，到1966年终止，共发行80万册，影响了一代人。大部分歌本毁于‘文革’之火，但它不胫而走，传播在中国每个角落的各色人等之中。1981年终于重印。它不仅可以唱，也是可以读的，我觉得最好是低吟，它可以帮你领悟高歌中体会不到的东西，其中很多歌词是最好的诗歌。”
一、歌集编辑出版的应时之需性
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战争的满目疮痍、死亡恐惧与毁灭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民众，急需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文化产品。而国内的音乐家当时正在处于从战争创作思维模式往和平建设时期所需的音乐作品转型的阶段，一时间内难以创作出符合和平建设时期民众精神生活需要的大批音乐作品。对此，吕骥曾经指出：“老解放区的多数作者，一般说，比较熟悉农民和士兵，……今天改变过来，要写工人和生产建设……成为目前创作中最大的困难。对于青年学生，过去虽也熟悉，但由于长期疏远，也变得几乎不熟悉了。新解放区的多数作者，……对于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特别对于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情绪，缺乏必要的体验和了解。”对于这段历史情况，笔者曾经这样评价道：“由于时代的转变，音乐的主要任务由原来的为战争服务，一下转变为‘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无疑，这些原来主要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一切思维都是围绕着如何为战争服务并取得战争胜利的音乐家来讲，的确是没有思想、技术上的准备。”于是，为了弥补当时歌曲新作不足的问题，新成立的音乐出版社便在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指导下，应时之需编辑、出版了这本经典的《外国名歌200首》。
二、歌集编辑队伍的广泛代表性
从歌集目录、内页中的著作署名情况不难发现，当时的音乐出版社汇集了建国初期大陆地区文化艺术界的大批精英人才，投入到编辑出版这本歌集的工作中来。其中有：文化名人郭沫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人周巍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人吕骥、李焕之、赵讽；抗战时期活跃的音乐家塞克、安娥、章枚等：音乐界的翻译家、理论家、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诸如：姚锦新、张洪模、邓映易、尚家骧、薛范、毛宇宽、周广仁、陈良、汤雪耕、陈原、徐徐、钱仁康、金帆、刘诗嵘、吴钧燮、李维渤、张文纲、司徒汉、楼乾贵、周枫、李家痒、刘淑芳、郑中成、章珍芳等等。仅从以上摘列的翻译、编配人员名单，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引领新中国社会音乐时尚潮流、艺术文化风尚的音乐精英队伍，也是一支塑造了几代人审美听觉习惯的音乐灵魂工程师队伍。除了以上郭沫若的文化历史地位毋庸赘言外，这个队伍中的周巍峙、吕骥、李焕之、赵讽、塞克、安娥、章枚等都是来自解放区的共产党的音乐领导干部，具有长期从事抗战歌咏运动的经验，深谙群众歌曲之道：姚锦新、张洪模、邓映易、薛范、钱仁康、钟立民、严宝瑜、毛宇宽等是音乐翻译家、理论家，接受过国外音乐文化的熏陶，洞悉国外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尚家骧、楼乾贵、陈良、刘诗嵘、吴钧燮、李维渤、张文纲、司徒汉、周广仁等是建国初期活跃在音乐舞台上的青年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他们接受过外国音乐文化的专业教育，又了解国内民众的审美需求。从人员结构上，我们不难看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要群体：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在他们中间都能够找到代言人。
三、歌集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性
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是编辑群众歌集的首要工作目标。从歌集作品形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编辑队伍就是按照群众便于接受的喜闻乐见原则展开编辑工作的。歌集两个板块中的歌曲，绝大部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具有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特点，这就使得这些作品一经走向中国社会，就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譬如：第一部分（现代歌曲和各国民歌）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喀秋莎》《小路》《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梭罗河》《哎哟，妈妈》《鸽子》《夏天最后’_朵玫瑰》《你就是幸福》等；第二部分（古典歌曲）中的《多年以前》《我亲爱的》《纺织姑娘》《可爱的家》《路边的玫瑰》《鳟鱼》《菩提树》《乘着歌声的翅膀》《故乡的亲人》《婚礼合唱》《哈巴涅拉舞曲》《夏日泛舟在海上》《老黑奴》《母亲教我的歌》《索尔维格之歌》《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铃儿响叮当》《玛丽亚！玛丽》等等。这些歌曲作品，一经面世随即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的“时代曲”，在不胫而走的同时，还深深地镌刻在国人的心灵深处，并一直流传至今。
四、歌集思想内涵的广泛覆盖性
毋庸讳言，《外国名歌200首》收入的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内涵，都具有满足社会多阶层民众审美需求的、较为广泛的社会覆盖性。 首先，从政治题材上看：《国际歌》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被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性声音，选择这首歌曲作为歌集的开篇之作是国家意识形态对音乐出版物政治要求的具体体现；一大批当时的苏联时代歌曲（诸如：《祖国进行曲》《保卫和平之歌》《莫斯科―北京》《我的祖国》《列宁山》《苏军之歌》《喀秋莎大炮》《海港之夜》等）入选，是建国初期中苏友好的时代特色，它们能够使国人在音乐层面了解苏联“老大哥”的时代文化与历史人文，对于加深中苏友谊，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从艺术主题上看，人间社会各类生活、情感《外国名歌200首》基本都涉及到了。譬如：《母亲教我的歌》以歌唱者回忆母亲的口吻，歌颂的是人间母爱温情：《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歌颂的是不同的劳动场景和现实生活的艰辛：《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以借物喻人的口吻，表现了人类现实生活的悲苦；《老黑奴》以充满关爱的真情，展示了老黑奴艰辛劳作、不得善终的悲剧性命运结局；《菩提树》采用的是借景抒情、借树喻人的比喻手法，塑造了流浪者的孤独艺术形象，暗喻了现实人生的凄凉与压抑；《梭罗河》是对家乡自然景色的颂扬；《可爱的家》《故乡的亲人》歌颂的是人的思乡情结：《纺织姑娘》表现的是妇女的愉快劳作、世间琐事与乐观生活态度；《铃儿响叮当》歌唱的是人间愉快的旅行与乐观向上的现实生活；《鳟鱼》歌颂了大自然造化物――鳟鱼的活泼可爱，揭露了捕鱼人的狡诈；等等。
第三，从爱情题材上看：人类爱情主题是古今中外任何艺术形式的永恒的主题之一。歌集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喀秋莎》《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哎哟，妈妈》《小路》《索尔维格之格》《我的太阳》《你就是幸福》《鸽子》《多年以前》《我亲爱的》《路边的玫瑰》《婚礼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哈巴涅拉舞曲》《夏日泛舟在海上》、《重归苏莲托》《玛丽亚！玛丽》等，都是形态各异、富于情趣、健康向上的爱情歌曲，这些作品以其悠扬动人的旋律、真挚淳朴的情愫、沁人心脾的语汇，抒发了原作者的真挚情感，也契合了历经战乱之后渴望爱情生活民众的心理需求。
五、歌集艺术语言的雅俗共赏性
艺术语言的雅俗共赏也是编辑群众歌集的首要奋斗目标。从歌集作品艺术语言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编辑队伍就是按照群众乐于接受的雅俗共赏原则进行编辑工作的。在这里，笔者以为：《外国名歌200首》翻译编辑的许多作品，可以“大俗”兼备“大雅”，“大雅”兼容“大俗”来形容。
其中的“大俗”兼备“大雅”者，可以《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喀秋莎》《小路》等为例。“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这是女声合唱《红梅花儿开》的第一段歌词，表现了妙龄少女怀揣春梦、羞于表白的矛盾心理。“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这是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第一段歌词，歌曲表现了恋爱男女健康、真挚的爱情经历。“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阳光。”这是传遍俄罗斯大地的《喀秋莎》第一段歌词，传说苏联军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曲和德国纳粹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的。以上选取的这些歌曲，仅从歌词本身就不难发现其“大俗”兼备“大雅”的艺术品质，在歌集中像这类歌曲可谓比比皆是，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其中的“大雅”兼容“大俗”者可以贝多芬曲、席勒词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莫扎特曲、戈特尔词的《摇篮曲》，舒伯特曲、莎士比亚词的《听，听，云雀》，舒伯特曲、舒巴尔特词的《鳟鱼》，舒伯特曲、缪勒词的《菩提树》，舒伯特曲、司各特词的《圣母颂》，舒伯特曲、歌德词的《魔王》，德沃夏克曲的《母亲教我的歌》，格里格曲、易卜生词的《索尔维格之歌》、卡普阿曲的《我的太阳》等为例。“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人们团结成兄弟。”这是贝多芬作曲《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人声合唱主题曲，音乐的主旨在于歌颂人类的团结、呼唤世界的太平。这个神圣的艺术主题，就是以级进的旋法、起承转合的句法等，这些司空见惯的音乐手法表现出来的。“快睡吧，我的宝贝，小鸟儿早已回去，花园里多么安静，小羊和蜜蜂休息，月亮的银色光辉，透过了白色窗帷，你安睡在月光里，快睡吧，我的宝贝！快睡，快睡！”这是《摇篮曲》的第一段歌词。“摇篮曲”是歌曲体裁中的常用形式，主题永远是表现母亲安抚婴儿睡眠。作曲家在这里以三拍子的节拍、级进的旋法、摇拽的节律，艺术性地塑造了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从以上几个例子不难看出，这些歌曲都可谓是“雅”类歌曲的代表作，但是却又能够进入寻常百姓的音乐生活，成为其精神生活的基本养分。其可谓雅俗共赏。
当代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当一个文化产品具备了“人民性”的文化属性以后，必定会有一个连带的“历史性”的连锁穿越效应：笔者的父辈就是在这些歌声中度过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的；笔者个人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解禁这些歌曲以后，听（唱）着这些歌曲，步入音乐殿堂的。我们在养育自己的后人的时候，有意（或下意识）地唱出来的，还是这些歌曲。当下，我们的后人也已正值青春年华，在他们的音乐传承活动中也少不了这些歌曲作品。毋庸置疑，这些歌曲已经深入到我们几代人的血液中。所以，《外国名歌200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三代人（甚至以后更多代）的音乐历史的记忆，也成为当代中国几代人心理深层的“音乐DNA”。
在纪念人民音乐出版社建社6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本暗黄、松脆的小册子，吟唱歌集中的诸多佳作，缅怀出版界先贤的历史功绩，总结出版社的建社经验、凝练出版社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知往鉴今、面向未来”的有益工作。
仅以此文作为人民音乐出版社建社60周年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