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浪的迪潘》是2015年金棕榈奖最佳影片的得主，这部影片讲述了利用假身份伪装成一家三口的三个人逃亡法国之后如何维系生存的故事。影片以斯里兰卡的内战作为开端，描述了战争难民以非法途径进入法国之后，试图寻找新的身份定位来获得个体的存在确证，却始终在社会边缘徘徊，被新的暴力所裹挟，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流浪的迪潘》选取战争移民的视角，对当下的热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并折射出个体在社会边缘的挣扎与命运的无情，颇具现实针对性和反思意识。
[关键词]《流浪的迪潘》；社会；边缘；身份；暴力
移民问题对于当今的欧洲来说已经相当严峻，尽管二战之后外来的移民曾为欧洲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但随着劳动力需求的饱和以及政治移民数量的增加，移民逐渐在欧洲形成了庞大的团体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洲出于政治考量吸收了大量战争移民，进入21世纪之后战争移民的问题愈发严重，来自亚非拉地区的难民以各种途径非法进入欧洲避难，试图逃离动乱的国家寻找一个安身之所。2015年的戛纳金棕榈奖得主《流浪的迪潘》就将目光聚焦于这一社会问题，在突出社会关怀的同时兼顾艺术表达的完整性，成为一部具备反思力度与人文关怀的电影佳作。
一、破碎的国家与破碎的家庭
《流浪的迪潘》一开场就将观众的视野带到了一片森林之中，它存在于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土地之上，然而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却立刻打破了森林的宁静，以触目惊心的伤口和鲜血提醒观众一场战争刚刚结束。影片的男主人公迪潘是斯里兰卡泰米尔反政府性质的猛虎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曾经采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和暗杀行动，试图建立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使得斯里兰卡陷入长期内战之中。但本世纪以来，政府军不断进行镇压，并最终消灭了猛虎组织的力量。迪潘作为猛虎组织的成员需要承担失败的代价，他早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此时自己也将踏上逃亡的道路。
影片的女主人公雅丽妮原本要去英国寻找自己的亲人，但她无法只身离开，只能从难民中找到一个孤女伊莱雅当作自己女儿，搭上迪潘作为丈夫，拼凑成一个家庭共同逃亡陌生的国度。迪潘、雅丽妮和伊莱雅并不是三个人的真实名字，而是护照上的名字，持有护照的这家人在六个月前全部遇难，他们假扮成护照上的一家三口逃离自己刚刚结束战火的故乡，连夜坐上飞机前往法国。
《流浪的迪潘》在国家和家庭的层面都充分反映出了中心与边缘的对峙：首先，斯里兰卡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欧洲的殖民地，从17世纪开始先后受到荷兰和英国的统治，直到1948年才宣布独立，而1972年成立的猛虎组织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激烈的反抗力量，就是源于此前英国殖民者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方法所造成的民族矛盾激化。欧洲在完成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主导力量一直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而殖民地国家则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直到独立之后还要承受殖民时期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原本就处于发展不利地位的国家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式，甚至没能拥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涌入欧洲的战争移民正是欧洲自己当年埋下的苦果。
尽管猛虎组织采取的手段十分暴力，并被多数西方国家定义为恐怖组织，但作为其成员的迪潘却将这个组织视为国家的希望所在。反抗失败的事实不仅摧毁了他原本的家庭，也摧毁了他对于理想国家的想象。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迪潘是破碎的国家之中那个破碎的个人，为了逃亡法国而组成的伪装家庭无疑也是破碎的，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带着各自的心事远离故乡，无根之人的命运只能在漂泊之中寻求方向。
“流浪”一词揭示了破碎的个体的身份与命运，但“流浪”之人不仅仅是迪潘，所有承担着国家不幸现实的人都在流浪之中寻求自我的安身之所。《流浪的迪潘》以三个流浪之人组成的破碎家庭为切入点，展现他们身处边缘的个体经验，并折射出国家之痛。毫无疑问，他们在斯里兰卡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但当他们到了法国之后却依旧完全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一开始迪潘只能在夜晚出售荧光玩具以谋生，后来则住进一个由毒贩控制的住宅区做看门人的工作。迪潘想要从战火纷飞的国家前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暴力重新生活，却发现原本就身处边缘的他更不可能被陌生国度的主流社会接受，只是被一再排斥，并承担社会边缘人物与移民身份的双重挤压，甚至再次被卷入暴力之中，让原本的幻想彻底破灭。
二、身份的困惑与个体的挣扎
进入巴黎的迪潘一家人开始尝试融入新的社会，但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异常艰难，以非法途径成为移民的他们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陷于异族与底层的双重枷锁之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迪潘一家人的身份是伪造的，他们以虚假的身份在陌生的社会中谋生，必然会在自我认同方面产生强烈的困惑感。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小女孩伊莱雅，她的父母在战争中双双死去，雅丽妮发现她后将她从姑妈身边带走以假扮女儿的身份。作为一个孤女她只能尽早学会照顾自己，融入新的家庭，进入新的社会群体。当伊莱雅进入学校之后，她被安排到了“特殊教育班”，能够一边学习法语，一边适应生活。然而学校的生活却使得伊莱雅对于被排斥的感受体会得最为深刻，因为一家三口之中只有她能够每天接触到许多法国人，在学校的时候她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同学一起玩耍，反而听到她们念的童谣内容竟是“无亲无友，我将何以为继，我将何去何从；无亲无友，我将茫然无措”。无论孩子们是否只是无心，这对于伊莱雅而言却是巨大的伤害，她出手打了同学，却最终遭到了雅丽妮的责骂，并因此将仇恨转移到雅丽妮身上，到家之后把歌谣改编成“无亲无友，你是傻瓜；无亲无友，你是笨蛋；无亲无友，你不懂法语；无亲无友，我恨死你了；无亲无友，你丑得天理难容”念了出来，遭到了雅丽妮的殴打。
实际上，伊莱雅并不想与雅丽妮产生冲突，作为孩子的伊莱雅最渴望获得家庭的温馨，第一次被送到学校的时候她不愿和“父母”分开，在陌生的国度中迪潘和雅丽妮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她逐渐将他们视为真正的父母，晚上睡觉时她会主动提出睡在迪潘身边，白天上学时她也会请求雅丽妮吻她一下，因为其他母亲也是那样做的。只不过伊莱雅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向雅丽妮剖白内心，这一次矛盾的激化反而为伊莱雅提供了释放的出口，她对雅丽妮说：“我妈妈已经死了，我没有妈妈，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但雅丽妮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之处，她并不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她没有做过母亲。命运的机缘让她们相依为命，在冲突与碰撞之中，每个人都在尝试寻找自己的新身份并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义，身份的困惑与个体的挣扎紧密相连，成为社会边缘人的一种真实生存样态的独特呈现方式。
对于雅丽妮而言，去英国寻找自己的表姐才是原本的计划，但这个想法被现实的困境所阻挠无法得以实施，她只能留下来和迪潘、伊莱雅一起生活。她的工作是照看老人，这位老人的儿子是一个帮派头目，雅丽妮与他之问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隔阂与身份差异，但这个看似危险的男人却给了她难得的尊重，让雅丽妮有了一丝感动。一开始雅丽妮在面对他的时候十分拘谨，但随着二人的相熟一种温情却逐渐生发出来，只不过这种情感更近似于边缘人物之问的相互体谅，并最终十分遗憾地被混入暴力之中消解殆尽。雅丽妮尝试通过这份工作而寻找归属感，但个人的挣扎最后仍被枪响彻底击碎。
迪潘是三者之中身份最为复杂的一个，在接受政府的调查之时，迪潘原本谎称自己是作为和平主义者遭到政府的迫害才逃出斯里兰卡的，却马上被翻译识破。但这个翻译作为他的同胞却没有拆穿他，而是为他想出了更好的说辞，他让迪潘说自己加入猛虎组织是被逼无奈，被政府军抓获之后受尽折磨，几乎被迫害致死。与政府军为敌的猛虎组织成员身份让他不再能被自己的国家所接纳，而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又要以非人道的理由指控政府来获得庇护，迪潘的身份摇摆不定，但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求得生存。在个体的挣扎之中，身份成为可以被肆意篡改的假象。在新的国家之中，迪潘原本的身份可以被隐藏，但迪潘如何在新的社会之中定位自身、确认身份，则是他始终面临的难题。
三、无处不在的暴力与假想的光明
实际上，影片对于巴黎郊区的描绘并不具有现实代表性，的确有些地区黑帮、毒品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整个住宅区大部分都是黑帮、毒贩聚集。其实影片的导演雅克・欧迪亚并非意在描绘真实的社会图景，而是试图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呈现出来，在极端的条件下制造叙事张力，以显现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矛盾与隔阂。
在一个雨天，与迪潘一起躲雨的小混混突然袒露心声，说他们这个毒贩群体中的成员也不是本地人，薪酬按日结算，负责隐藏毒品管理交易，老板喜欢外地人是因为他们不会卷入本地无谓的争执，也不理会本地的规矩。从某个方面来看，迪潘一家进入法国之后不仅身处社会的边缘，甚至他们所接触的人也都在边缘的位置挣扎，主流社会对于他们来说仿佛已经绝缘。
尽管如此，影片的叙事进行到中段时，一丝光明似乎已经开始闪现，家庭内部越来越融洽，迪潘和雅丽妮的工作都开始步入正轨，两个人也慢慢向真正的夫妻靠近。全家人一起前往寺庙拜象鼻神的信仰活动让他们更加亲密，在陌生的国度中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撑，正如叙事进程中斯里兰卡丛林中的大象不时以诗意的影像出现，象征象鼻神的庇佑。
但猛虎组织旧领导者的出现再次挡住了光明，他要求迪潘继续为组织服务，筹集资金购买武器。昔日的迪潘是个热血的战士，如今的迪潘却开始质疑战争的意义，他意识到暴力只能带来死亡而无法带来和平，在战争中迪潘早已失去了一切，他勇敢地向领导者说出：战争已经结束。迪潘能够摆脱昔日的暴力阴影，可是如今的街区却又有新的暴力席卷而来，帮派之间的火并令人心惊胆寒，真实地威胁着居民的生命。雅丽妮为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再度萌生了前往英国的想法，迪潘劝她留下，说这里和斯里兰卡不一样，雅丽妮却反驳道，二者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斯里兰卡，开枪的人是迪潘而已。气急败坏的迪潘抢走了她的护照，并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住雅丽妮。已经厌倦暴力的迪潘努力在住宅区的建筑之间划出停火线，争取和平的空间，却因雅丽妮陷入帮派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不得不重新加入血腥杀戮之中。
迪潘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用真枪实弹解救了“妻子”雅丽妮。影片的结尾部分相当美好，迪潘一家获得了新生，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和雅丽妮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和房子。然而这段结尾显然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光线和布景营造出一种梦境的效果，背景乐是圣洁的宗教圣歌，显然这是导演为迪潘一家的命运所赋予的温情，真正的故事在迪潘的血腥暴力中已经结束，而这天堂美景则是对美好的最高期许。
《流浪的迪潘》结尾这假想的光明并没有让影片的力度有所削减，反而衬托出了无处不在的暴力对人的毁灭性打击。迪潘一家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正是这独特的位置让他们的视角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以此见证这个社会中被主流视野所掩盖的问题，并揭露出表面和平的社会图景下掩藏的深刻危机。但导演并不以社会批判为真正目的，而是着眼于人的命运本身，书写个人在社会边缘的挣扎之中所具有的困惑与迷思，并从个人的挣扎之中对暴力、战争、国家等更深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流浪的迪潘》兼具社会性、艺术性与人文关怀，让观众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与个体命运得以展开更深入的思索，这正是电影艺术真正蕴含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