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电视在诞生之日似乎便与狂欢结下了某种默契。电视狂欢在内容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却在形式上“屈从”于现代性的“淫威”,它使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和不可避免的后现代性同时得以展示和宣泄。

【关键词】电视狂欢;后现代;线性;文化工业

一、如是狂欢:每周每天此刻,成千成万看客

“斯蒂夫在电视机前大叫着:‘回答是B!白痴!B!法国革命是1789年!B!B!B!No!No!’斯蒂夫自知强抢答的速度不够,自知是场外指导的人选,不过,也就是一晚上一晚上地嚷嚷着,过把瘾算完。听着他在那儿嚷嚷,这可能是我觉得最过瘾的地方,似乎离那些大钱真近呀”,这是美籍华人作家张辛欣对丈夫收看美国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WantstobeaMillionnaire·》)时情状的描写。

事实上,不只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其实无论是游戏节目、还是新闻、谈话和综艺类节目,在电视机前,电视受众几乎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欢状态,他们或是哈哈大笑,或是巨声嘶叫,或是涕泪纵横,或是纵情咒骂,似乎有意为之,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处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某种状态。此外,另一个突出表现受众狂欢性的是收看、收看节目的人群是如此地庞大,每周播放四次的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1999年—2000年度,“平均每晚的观众达2900万人” ,“在《百万富翁》最终红火的时期,一周观众高达7700万人” ;真人秀节目《幸存者》第一季最后一集播放时,“全美约有44%的家庭,5800万人收看” ,“第二季最后一集也有3580万的观众”;同样作为真人秀节目的《美国偶像》2004年的“决赛吸引了6500万人次投票,相当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人数”;CNN播出的脱口秀节目《拉里·金现场》“平均每晚的观众人数都超过100万” ;谈话节目《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在1986年开播后三个月,即在全美“192个城市播出,拥有了900万到1000万的观众”,“1993年那期采访杰克逊的节目对全球7000万观众进行了直播”;周播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直播》“每周有数百万名观众在观看它” ,而对于日播的新闻杂志节目《今天》,在2000年《TheNewYorkTimesTelevisionReviews》的427页则如是写道,“上周,平均每天看《今天》的观众有670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作“电视狂欢”。

对于电视狂欢这一现象,如果仅仅从观众随着节目表现出了各种超出常情的举动而呈现出了“异常性”,仅仅从收看这些电视节目的人群十分庞大而呈现出的“群体性”,那么,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展现这一现象被专门提取出来的特殊意义,我要说的是,这种狂欢的“日常性”更值得关注,在每周、甚至于每天的同一时间,一个国家、甚至于全世界,如上面这些数字所说明的,有数以万计的观众如约会般、如信众参加礼拜般、习惯性地守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喜爱节目的播出,并随着节目的进展欢笑哭泣,这种形态是日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机械的。因而,与米哈依尔·巴赫金狂欢节上的广场狂欢不同,与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也不同,电视狂欢呈现出不同于这二者的许多出人意料的特点,此处,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关于它的粗略的描述性定义以确定这个概念的大致内涵:巨大数量的受众在每天或者每周固定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收看预知的电视节目,并随之表现出各种超乎常态的情绪和行为,这种状态称之为电视狂欢。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由电视带来的狂欢都可称作电视狂欢,它需要具备以上分析所得的三个特点,即异常性、群体性和日常性。

二、狂欢:反叛现代性

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狂欢的概念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以使这里新生出来的“电视狂欢”的概念能从它的上级概念中找到一些相关的描述。

首先我们抛开一切旧有的关于狂欢的分析,单从汉语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狂欢”由“狂”与“欢”组成,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般解释二者,“狂,狾犬也”,“欢,喜乐也”,在二者的关系上,“欢”偏重于“狂欢”过程中的精神状态,而“狂”则偏重于实现“欢”的手段,体现的是对秩序的破坏,“狂欢”实际上是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的融合,其中既有反叛秩序的冲动和行为,又有这种冲动和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后果。

而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狂欢的一般概念,我们可以看看巴赫金是如何分析拉伯雷小说中所描述的中世纪的以广场狂欢为主要内容的狂欢节的,在他的描述中,狂欢变得更加深刻和鲜活:“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显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实际上不仅仅是在阐述广场狂欢这一特殊的狂欢形式,而是对狂欢这一状态在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巴赫金也对广场狂欢中个人的感受进行了分析,“这种世界感受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为了表现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动态的和变易的(‘普罗透斯’式的)、闪烁不定、变幻无常的形式。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

而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语义学的解析,还是巴赫金的论述,对狂欢的理解都无法脱离后现代的语境。利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我们也许会发现一种更为深刻并且更为简洁的叙述和分析框架。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中这样写道“社会是一种源自文化炮制品的特定‘事物秩序’的提取物。尽管启蒙现代性在我们西方秩序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表达过了,后现代性却向‘整个文化生活方式’中任何享有特权的社会安排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普适的和绝对的判断规则”,更谈到了在反叛现代性的这场“革命”中,“并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界,而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成了后现代的”,对照前面引述的巴赫金对于广场狂欢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后现代的理论几乎便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理念世界”的原型。

借助巴赫金对广场狂欢的分析,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对狂欢的概念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在狂欢中,人们通过消解现代性以获得暂时的平等甚至于自由的状态,这种状态更着重于心理层面。

三、电视:与狂欢的天然默契

电视狂欢除了其作为狂欢的一般特征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狂欢形式的特殊性与电视这一特殊媒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抛出的“媒介即讯息”,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道出的掷地有声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我们都能看到其中对“媒介中性”这一观点天才般的嘲讽,如波兹曼所说“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个隐喻”,“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他常常表现出派何种用场的偏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而针对电视,比约翰·菲斯克把“电视看成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更为大胆的,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若是按波兹曼所言,电视既然可以使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那么,电视在实现狂欢方面也必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娱乐虽未必属于狂欢,但狂欢却必定是娱乐的一种。

虽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并没有具体说明造成电视内在偏向性的原因,但他所说的这句话却为我们做出相关分析提供了启示:“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电视的视觉优先原则是导致其成为狂欢媒介的重要原因。线性是逻辑、秩序和理性的根本特征,离开线性就无所谓逻辑、秩序和理性,与印刷品和广播不同,电视的信息传播模式则并非线性,而是主要通过图像实现的体验式(直观)传播,这种非线性的信息传播模式体现的正是电视以反秩序、反逻辑、反理性为核心的技术偏向,这正与波兹曼利用反交流理论对电视进行的批判不谋而合:“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电视只告诉观众们简单的“是什么”,对“为什么”的问题却不会给予大多的关注,即便有表面看似“释疑解惑”的内容,其表现的形式也着重于娱乐,“释疑解惑”对电视而言,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而互动手段的增加也并非以增进“交流”为目的,娱乐仍是电视永不变更的主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天生便有反叛现代性的因子,电视为娱乐而生,电视在诞生之日似乎便与狂欢结下了某种默契。

四、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消解舞台性与现代性压迫的加深

分析到此处,我们毫无疑问要将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做一个对比分析,因为,广场狂欢一直便是传统狂欢分析的重中之重。

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一个鲜明差别似乎就在于,广场狂欢并没有舞台,巴赫金认为“它甚至连萌芽状态的舞台也没有。舞台会破坏狂欢节”,而在电视狂欢中,显然有一个由节目生产商制造出来的核心舞台,在那个舞台上,有为数以万计的受众所关注的主持人、嘉宾或者参赛者。但实际上,广场狂欢没有舞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西方的狂欢节上,有小丑的表演,而在东方的中国,每年的庙会则会有扭秧歌、舞龙队成为公共场合众人关注的焦点,这里,我们仅仅能说,在广场狂欢中,舞台的存在很容易被忽视,但这并非说舞台本身不存在或不重要。

广场狂欢中,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存在“情绪传染”的现象,这与大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写道:“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个人的利益”,这种“心理群体”的诞生正是广场狂欢中舞台“消失”的原因所在。而在电视狂欢中,由于受众被住所分割成了个体或者家庭,相互之间情绪传染被大大削弱。实际上,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在这两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削弱电视狂欢的狂欢性。因为,狂欢的本质在于以一种“狂”的方式(即反叛现代性的方式)使受众的暂时获得平等乃至于自由的体验。在广场狂欢中,无论是舞台性被削弱,还是传染性的加强,都是本着这个目的,而在电视狂欢中,无论是舞台形态的加强还是传染性的削弱,都从来没有背离过这个目标。

“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广场狂欢对舞台性的轻视源于对平等性的重视,平等正是狂欢所要到达的暂时幻觉,这在电视狂欢中同样得到体现,在对名人的访谈中,主持人着重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的一面,以消除萦绕在他们头上的光环,加大对普通人采访和访谈及故事报道,以及改进技术,以加强受众与节目的互动,而更明显地削弱舞台性的体现则是对舞台进行特殊的设计,如NBC为《今天》在其总部街道对过的曼哈顿城中的洛克菲勒广场制造了“玻璃做成的开放式的透明型的演播室”,这是电视向狂欢致敬,体现了电视狂欢向广场狂欢回归的冲动。而广场狂欢中个体间情绪的相互传染表现的实际是“群体冲动、易变、急躁”这一特点,“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同样,电视狂欢虽然大大削弱了通过相互间情绪传染的方式激发人们打破秩序、消解现代性的热情和胆量,但它通过从内容选择到舞台形态的改变,以不遗余力地削弱舞台性的方式弥补个体“情绪传染”被削弱带来的狂欢情绪的损失。

而实际上,在电视狂欢和广场狂欢之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二者在频次上的巨大差异,广场狂欢包含在狂欢节当中,一般以一年为单位,一年一次,而电视狂欢则大都以一周、甚至于一天为单位,是一周一次或者多次,有的一天一次,甚至一天多次。这里,反映的问题可不仅仅是频次的增加那么简单,更深层地,是现代性压迫的加强,同时,也是后现代冲动的增强。现代性的压迫是秩序的压迫,是逻辑的压迫,也是理性的压迫。社会发展总有一种“理性化”的倾向,这与人们对理性的迷信是密不可分的,整个社会在人类对理性的迷信中朝着极端有序的方向发展,而这与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本能冲动是异向而动的,故在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本能之间,存在着不休不止的战争,这一战争,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语框架来解释,体现的则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冲突。现代性压迫的增强体现的正是社会有序化速度的加大,这强化了个体回归后现代的冲动,使得个体必然也会产生更多地针对现代性的反叛行为,由于电视这种天生适于反叛现代性的媒介的诞生,人类反抗现代性压迫的能力也随之增强,而更有趣的是,这种能力的运用往往并非主动和有意为之,常常是现代性压迫的加深直接导致了反抗现代性压迫的的努力也随之自动加大,因为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本能常常存在于无意识当中,被自觉意识到的情况常常不会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也很难在个体中被长久地意识到。

五、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形式上对后现代的背叛

接着,我们毫无疑问要对电视狂欢和媒介事件做一个异同分析,因为二者是如此的相似,无论是收看、参与节目的庞大群体,还是受众异乎常态的表现,我们都很容易误以为二者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称呼罢了,而实际上,二者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上面我们已经给出了电视狂欢的定义:“人们在每天或者每周固定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收看预知的电视节目,并随之表现出各种超乎常态的情绪和行为,这种状态称之为电视狂欢。”这个定义我早已说过是描述性的,粗浅而不细致,其概念只有在全文慢慢的分析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但这个描述性的定义基本指出了电视狂欢异于媒介事件的关键特点。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开头即给出了关于媒介事件的明确定义:媒介事件“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的关键性差别:媒介事件是节日性的,而电视狂欢则是日常性的。因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一样“都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二者都生于现代性,也就是说不管它们本身是多么地反对现代性,但它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它们的做法实际是欺师灭祖的大不敬。但抛开这种溯源分析,我们仅从其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则会发现,他们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是多么地不同。

在内容上,媒介事件强调仪式性,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如是说道:“我们发现这些事件的播出是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的”,“即使在这些节目强调冲突的时候(难免有这种情况)——他们庆祝的不是冲突而和解”,很明显,这种仪式性中包含着对秩序、权威与和谐的肯定,是对现代性的肯定,从观众的反应中我们也能看到媒介事件在强化人们心灵中的现代性成分方面是多么地成功,“节日观众在媒介事件进行到演奏国歌时并不总是起立,但他们往往感觉应这么做。他们拿出极大的情感:欢呼,哭泣,感到自豪。他们是做好准备受感动的”,“观众注意到几家主要频道播放着同样的节目。这里别无选择——只是挑了一个频道而已。甚至没有关闭的选择。没有消费主义,因为广告会损害事件的圣洁;也没有打瞌睡,没有把电视作为活动墙报或口香糖来使用。没有逃避主义,只有要求关闭日常生活的关怀,这样有利于唤起对某种平时难得被称颂的共同价值的专心致志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是不是因为观众有接受节目的动机,那么,这种占据我们时间的祭司般的电视将是一种权威的强加,与日常电视的明显的自由选择完全不同”。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媒介事件甚至表现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这显然是对现代性无以复加的肯定。因此,媒介事件中观众的“异常性”特点表现为别于常时的庄重肃穆。

而电视狂欢则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来看《大卫·莱特曼深夜秀》里这样几个镜头,“在帮助好友詹尼弗·洛佩兹的影片《谈谈情,跳跳舞》作宣传时,在访问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在桌上摆好了两款由詹尼弗·洛佩兹代言的香水。话还没说几句,他就打开了一瓶香水,猛灌了一口进肚……还舔舔嘴角,回味无穷地说:‘嗯……味道不错,我喜欢!’”,“还有一次,莱特曼突发奇想,说想知道作为土豆片被蘸了洋葱汁是什么感觉,于是他的搭档们就冲上去,把一大堆土豆片盖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拎起来放进一个巨大的罐子里去蘸”,“莱特曼还曾经把自己和嘉宾的名牌西裤剪成短裤,一不留神戳伤了嘉宾,马上就见红出血”,从这些内容上,我们明显可以体会到电视狂欢对现代性的疯狂否定,它以一种近乎癫狂、近乎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不满,以此获得暂时好像平等自由的快慰,毫无疑问,电视狂欢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是后现代主义的。它所体现出的“异常性”表现的是别于常时的滑稽和荒诞,与媒介事件体现出的“异常性”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而在播出的形式上,我们则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指出“媒介事件与其他电视播出方式或样式之间的最明显的区别,从定义上讲,是媒介事件的非常规性”,“媒介事件的特征首先取决于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这些要素。”,于是,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对日常的干扰(干扰性),以及对加工即事先秩序化的否定(直播性),都是从播出形式上表达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而电视狂欢首先在播出时间上具有确定性,以一种极其有序的方式在每周或者每天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播出,这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规定性、机械性的。同时,带来电视狂欢的许多节目存在事先加工制作,修改后播出的特点,录播节目在其中占据很大比例,电视狂欢的确定性和录播性很明显地说明了现代性是其在播出形式上的主要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其实是两个在内容、形式上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媒介事件在内容上崇尚现代主义,却在形式上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叛,电视狂欢在内容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却在形式上“屈从”于现代性的“淫威”。当然,内容和形式并非分割孤立,但在这两方面的差异已足以展现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这看似孪生的两个概念是多么地不同。

六、文化工业:线性=现代性

标榜后现代主义的电视狂欢却以现代性的方式存在运行,这不能不说是对电视狂欢反叛现代性态度的绝妙讽刺,而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充满了西方世界左派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文化工业。在以消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当代社会,“文化”是如在工业中一般被“生产”出来的。

这里,对于文化工业,我要强调是它的线性特征。这种线性的特征我在之前已做过论述,是由于人类对理性的迷信所致,整个社会在人对理性的迷信中朝着极端有序的方向发展,而无论是秩序、理性,还是理性赖以生存的逻辑,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线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工业性正是其线性的时代变体,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工业性成为线性的代名词。

由于人类对理性的迷信,文化的运作模式线性化,在商业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下,线性化表现为工业化,文化工业着重强调“使用与满足”的文化生产。

这种文化工业的线性特点,我们可以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做一个形象的展示,卡茨、布卢姆勒和古雷维奇对于受众的媒介使用与满足做过这样的概述:“(1)产生需求的社会心理起源。(2)产生需求;(3)因需求而产生期望;(4)对大众传媒或其他信息源的期望,导致:(5)不同的媒介暴露(或参与其他活动),导致:(6)需求的满足和(7)其他结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需求的产生、暴露与满足整个即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同时,对于文化工业的线性,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此处的线性仅仅是关于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里它不是对文化内容的描述,当然,形式对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不是此处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文化工业的线性特征意味着一切文化环节运行和整体文化运行模式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在节目播出的这一文化运行的具体环节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通过上面对文化工业性的分析,文化工业线性所表现出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其实也正是现代性的特点,而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线性与现代性等同起来。据此,我们也能容易地看出文化工业本身即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文化工业的主流世界观是现代主义,节目播出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其实正是播出形式的现代性,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内容反叛现代性的电视狂欢却在形式上表达了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因为电视狂欢本身就是在文化工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这种通过文化工业解释电视狂欢形式现代性的推理与媒介事件形式上对现代性的反叛并不矛盾,文化工业的线性表达的仅仅是形式上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的倾向和努力,而真正能实现这一点,又与文化工业对文化内容的控制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电视狂欢的节目内容基本由文化工业生产,故在形式易于实现其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而媒介事件的内容虽然在一定情况下,文化工业也能对其产生影响,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工业对媒介事件的内容不具有控制力,故很明显,电视狂欢形式上的现代性来源于文化工业的线性特征,而媒介事件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则来源于新闻事实对现代性的突破,或者说来源于世界所固有的后现代内涵。

七、回归受众:积极狂欢与消极狂欢

以上,从一般狂欢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又从媒介形态的层面分析了电视的狂欢性,接着,通过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的对比提炼出了电视狂欢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现代性压迫加强。然后通过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的对比,并换用“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了电视狂欢在形式上对后现代的背叛。而最终,我认为对电视狂欢的理解应该回归到狂欢的主体——受众上来。

人对理性的迷信促成了现代性的产生,人生活在现代性的桎梏之中,时时刻刻受着它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对人的压迫最重要的体现并不在物质层面,而表现为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侵略。从现代性对人的压迫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人的心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代性所侵占,一部分被现代性所威胁。而作为反叛现代性的狂欢,我们可以据此心灵的二分法将狂欢也分成两种类型:进攻性狂欢和防御性狂欢,或称积极狂欢和消极狂欢。现在我们从电视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狂欢形态。

电视节目会提供许多戏谑、有意突破日常规范的情节或者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一面的故事,人们在目睹这些情节、聆听这些故事时或者哈哈大笑,或者纵情流泪,或者惊奇不已,或者极其恐惧,并伴之以手舞足蹈、互相打闹,这种狂欢状态来源于电视节目提供的对现代性的合法性的突破,甚至于否定,这就是上边所说的积极狂欢,这种狂欢意在向侵入人类心灵的现代性宣战,以突破它的桎梏。

而电视同样也向人们提供展现人的真实生活形态和本性特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等的节目内容,在观看这些节目时,人们会产生各种大异于常态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受众不一定将受节目刺激的情绪表露出来,或者说这种情绪是不必表露于人前的,这可称之为消极的狂欢,这种狂欢在于对心灵中被现代性威胁,而未有被现代占的那块领地维持现状的合理性形成自我认同,实际上也正是对后现代合理性的直接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自我认同的需要,人们才会有窥私等心理需求,这种状态之所以称做狂欢,在于它仍然是以一种反叛现代性(反叛我们认定的“常态”),不过是间接反叛现代性的内容和手段来实现内心的欢娱,在这种狂欢中,人不一定把疯狂的状态表现在人前,而有可能是内心感受着这种突然解除了现代性桎梏的快意,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处于一种默默凝视电视屏幕或者闭目享受的愉悦状态,这是一种静默的狂欢。

由上,我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狂欢概念做出如下较为清楚的解释:积极狂欢是通过对现代性的直接否定实现的狂欢形态,消极狂欢是通过对后现代性的直接认同实现的狂欢形态。当然,这里对狂欢进行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划分,而实际生活中的狂欢则不一定可以明确以这两者进行归类,如上面在解释积极狂欢中举出的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一面的电视节目,实际上这样的电视节目造成的狂欢既有积极狂欢的成分,又包含消极狂欢的内容。因为首先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的一面被公众知晓本身即是对权威的消解,对秩序的冲击,是对现代性的直接反叛,而受众知道这样的信息时,内心也会产生一种自我认同,发出“原来他也是这样的”的感叹,这正是对后现代的直接认同。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狂欢形态只是更倾向于积极狂欢,或者更倾向于消极狂欢,属于这两种极端的狂欢形态的少之又少。

而正是通过对狂欢做出如上的分解,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电视之于狂欢的意义,在上面对电视狂欢进行的电视性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视天生便是反叛现代性的,电视为娱乐而生,电视在诞生之日似乎便与狂欢结下了某种默契”,而此处着重要强调的是电视不仅具有狂欢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电视这种媒介形态给狂欢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鲜活地展现了世界的后现代内涵。在电视诞生之前,无论是广场狂欢还是舞会等室内的非电视狂欢都明显地倾向于积极狂欢,虽然倾向于消极狂欢的狂欢形态一直就存在,但在整个狂欢系统中,从来如它的名称一般,处于消极的、不起眼的位置。

电视的出现改变这一状态,在电视狂欢中,我们很难清晰地去断定哪种手段是对现代的直接反叛,哪种手段是对后现代的直接认同,实际上,正是电视,使直接认同后现代作为抽象的狂欢手段在狂欢系统中获得不亚于直接反叛现代性的同等地位,消极狂欢似乎在电视中找到了它纵情驰骋的天地,从原来的角落里一扫千年的尘埃,光鲜登场,使世界的后现代内涵不必遮遮掩掩,而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展现、被接受。电视赋予了消极狂欢以合宜的舞台,而同时又不使积极狂欢被消极狂欢的光芒所遮掩,二者在狂欢的系统中共同发扬光大。这,或许正是电视狂欢异于其他狂欢类型的重大意义所在,它不仅在内容上反对一切现代性的压迫,更深入狂欢系统内部促成实现两种狂欢类型自由与平等的革命,使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和不可避免的后现代性同时得以展示和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