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豪。我很少感冒，不睡觉、不运动、大吃，也不怎么需要看医生。虽然我做统计数学出身，但我认为自己是特例，人人都生病，就我不生。等到病例诊断出来，我才知道，我的肚子里有小鸡蛋大的20多个肿瘤，被诊断为淋巴癌四期。
我那时确实非常沮丧，觉得在过一种非人的生活。接着，我马上想到自己的遗嘱还没有立。过去我立的那份遗嘱已经太旧了，我赶快去找律师。在台湾，立遗嘱很麻烦。要手写4份，每份遗嘱长达6页，填写各种证件号码。一个刚发现自己得了癌症、肚子里都是癌肿瘤的人，还不得不在那里抄遗嘱，这个过程十分痛苦。
那段时间里，我心理上的煎熬要超过身体的。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最难过的时候，我看了二三十本关于宗教的书、四五十本健康养生的书。我从大量的阅读中，发现了一些不错的观点和从前没有想过的事。比如，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我们要如何面对？如果人生存在多次，我们要如何面对？学文的人可能整天都在想这些，我们这些学理的，相信人生只有一次，一定要分秒必争。
我也像做科研一样认真地研究了自己的病情。医生跟我说，你虽然是四期，但没那么严重，淋巴癌四期与肝癌、肺癌的四期不同，不是不可治愈的。作为病人，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安慰我，医生的话怎么能相信？
不过我是做研究出身，医生说有最新的报告，我就去Google，果然看到了四五篇论文。这对我也是一次深度学习，我从论文里发现，虽然我是淋巴癌四期，但如果正确治疗、保持正向的心态，应该不会马上死掉，再活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是有可能的。
治疗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我的生活方式基本不及格。以前我觉得自己身体好，经常加班到深夜，半夜还会起来回邮件。对工作安排我有强迫症，看到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就觉得好棒哦，希望把每一分钟都填满。我们都是爱工作的人，但只要饮食健康、保证睡眠，就可以让身体状况及格。
现在，医生要求我必须降低压力，增加睡眠。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从五个半小时延长到了七个半小时，睡不着也强迫自己躺下，为了睡到七个半小时，常常要躺八个半小时。一个礼拜保证三到四个小时的轻度运动，因为过度对身体也有害。早上九点开会的话，六点半就要起床，放空、运动、进食，生活重新进行合理规划。生病后，我也会去台大校园走走，或者从阳明山山脚走到山顶――在台湾很幸运的是，几乎没有多少人认识我。
当你的生命可能要结束时，你就会知道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我非常清晰地知道，家人和朋友的重要。以前我号称是好老师、好爸爸、好丈夫，但其实都没做到。
现在，我对这些很敏感。大女儿圣诞节回家，我什么都不做，整天跟她泡在一起。小女儿申请大学，我跟她一起做计划。两个女儿一个做了摄影展，一个参加服装设计比赛，我都会参与，以前我从来不管这些。我母亲今年96岁了，我现在基本每周都会见到她，一有机会就回去。
我看整个世界的眼光好像也变得不太一样。生病化疗后，几个月前我去朋友家里，一进门，觉得他们家的桂花好香，家里布置得好漂亮。我说，你这个躺椅真棒，让人很想躺一躺。
他说：“我家一直是这样啊。”我说：“你家不是刚装修吗？”他说：“你来过我家好几次了，怎么会这样说？你第一次来是在Google，第二次、第三次在创新工场，第四次就是这次。”
他问我：“你以前是不是都不太关心这些？每天脑子都在想创业、投资。是不是现在终于可以闻到桂花香，可以看一看风景了？”
朋友的话让我感触很深。以前我的人生观跟我的书名一样――《做最好的自己》《世界因你不同》，你要最大化地为世界带来影响。
回顾一下，这当然是很好的励志上进方向。但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最大化影响力，就会遇到几个陷阱：我是不是只帮助最聪明的人？只做最成功的公司？写书只给最高IQ的人看？只跟最顶尖的媒体沟通？
经历过病痛后，我发现，在疾病、生死上每个人是平等的。过去许多人想见我，因为种种理由排不到时间。
生病后，能找到我的人不多，我躲得也蛮好。但如果有年轻人找到我，我愿意花几个小时跟他们聊聊。不一定给他们投资，或者不管他们是不是优秀，我来者不拒。过去我的做法太针对结果，自以为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我在嘴上说说，内心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我的淋巴癌很幸运，没有在身体蔓延，也没有进入骨髓。
治疗多次后，现在肿瘤已经快要看不到了。但淋巴癌变是血液里的问题，类似DNA发生突变。与肺、胃不同，胃癌切除掉感染的部分，几年不复发可能就没事了。医生提醒我现在不是治愈，复发的可能性仍然不小，淋巴癌需要始终保持正向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现在，医生只允许我一个礼拜工作两三天，我主要在北京、台北，或者美国。
以前的我看见自己日程表上有一分钟的空档，都会问责秘书。现在的我决定放平心态，做那些对自己压力不太大、更有效增值的事情，比如，在美国寻找好的创业者和创业项目;比如，给规模在50人以上的稍大创业公司提出战略上的建议和帮扶。
有人问我最大的心态变化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最大的心态变化当然是健康，健康不及格可能就没有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