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网络化对传统社会的颠覆过程才刚开始，便显现出巨大的威力。处于这一变革前沿的，正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他们为新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改革新动力：体制外精英阶层发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官商传统的国家，中国的经济精英向来与政治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大批的体制外精英掌握有巨量的财富。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第一批市场化大潮的佼佼者，也大多未摆脱官商经济的本色。而在最近十几年来崛起的新经济精英，有不少拥有远为纯正的市场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这代青年财富精英，可谓是“三千年未有”的新精英阶层。
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金融业是近年来新富群体的孵化器，而青年正是这些孵化器的主要助推者和受益者。与传统制造业不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财富积累并不依靠继承与积累，而是依靠突变与创新。相比传统产业的线性增长方式，这些产业呈现出非线性、爆炸性的增长特征。因此，这使青年人白手起家、快速致富成为可能。
相比上一代传统产业经营者，互联网产业是国有资本和体制涉入最少的行业之一，因而从业者更少受到体制束缚，享受更多的市场化改革红利。因此，在最新的技术革命大潮中，这一群体是集制度改革红利和科技创新红利于一身的群体。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日趋紧迫，这一体制外的精英阶层将继续壮大。
体制外精英阶层的壮大将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精英无疑都是知识精英。新的知识精英通过知识积累取得雄厚的文化资本，进而获得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集这三类资本于一身的他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谋求自我利益表达将成为必然。体制外的出身决定了，这一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将会要求体制放权让利，这使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新动力。
稳定新挑战：权利诉求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话语现象。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当代中国青年，其政治理念已然在悄然改变。青年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利益问题取代政治理想，生活琐事取代宏大叙事，成为影响青年政治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我们所做的多个群体调研中，青年群体普遍显现出对社会话题关注高于政治话题。而在所有话题的关注中，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受关注度往往最高。但是，不同群体间的权利诉求有明显的差异。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显示，公民认为对个人发展最重要的权利由高到低的排序是经济权利、法律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也就是说，这一序列中，越是靠前的权利，对于个人发展越具有基础意义。根据我们对不同青年群体的调研显示，这些权利诉求涌现的规律，与其排序也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当序列中的基础权利得到满足后，更高阶的权利诉求往往会显现出来。
以两个青年群体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经济诉求为主，呈现保障生计的特点，而“城市白领”群体则以社会参与诉求为主，呈现普世多元的特征。即随着经济诉求得到满足，青年群体的社会诉求将会提升。
认同新标识：新身份社会的形成
在我国，因为地区发展差异和贫富差异，使得不同群体间的观念差异和价值差异极为明显。由于青年往往是社会最为前沿的人群，因此他们中的领潮者与其他群体，尤其是旧有观念的人群有着巨大的撕裂度。但是，相比给予前沿青年群体尤其是激进青年群体倾注的目光，舆论对于其他青年群体的关注并不足。事实上，在一代青年内部，其价值观念的撕裂度正日趋变大。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身份的青年的政治认知也有明显差异。
相比这种相近地理空间上展现出的差异性，今天同时出现的是，青年间的认同已经超越国界，在世界各地展现出惊人的同步率。
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的青年成长在日益同步的全球背景下，构成其认同基础的，不再仅仅是家族传统，地区习俗，民族特征，现代传播营造的软环境和工业生产打造的硬环境正迅速成为引导全世界青年的决定性力量。工业标准化生产以相似的生活工作环境和方式取代传统的就地取材各具特色，现代传播则用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宏大政治。借此，这两股新力量消弭了地理空间的差异，同时建立了新的社会空间格局，其界限标准是依附于身份的工作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权利诉求。在这一新的空间中，人们旧有的身份将逐渐淡化，新身份将逐渐凸显，人们的认同、标签、归属感，都将随之改变。对于旧有的意识形态建构者，这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拐点一代：接好历史的火炬
资本全球化注定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拓展积累的场域。从空间向度上，不均衡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并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出相对更深重的无产化和赤贫化，反抗的程度与压迫的程度成正比;从时间向度上看，不均衡表现为巨大的负债，债务本质上是对后代应享有的财富的侵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理想化的代际关系模式，当对未来的管理变成了对未来的透支，下一代就不能不站出来伸张自己的权利了。
在现代的时间观念下，人类也将管理的对象扩展到了未来。从伦理上来说，每一代人都是上一代与下一代的中介，既从先辈手上继承了世界，也在替子孙后代看管世界。未来属于谁呢？长远地说，属于未出生的人;近一点，则属于该时代的青年。青年人如果对现实社会不满，提出自己革命性的主张，可以视为伸张自己对世界的所有权。
人们心目中的“一代”，不仅有生理年龄的含义，而且还有着历史世代的含义。一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是和一定历史事件、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赶上了一个拐点的时代，城镇化拐点、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他们称得上绝无仅有的“拐点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