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将《黄帝内经》与亚里士多德动物学著作《动物志》中的相关论述做了对比。经过对比发现，《内经》与亚里士多德动物学思想的差异在于对生命观察的方法不同，《内经》多运用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而亚里士多德动物学著作中多是运用解剖观察方法来了解生命；其相似之处是均在不同程度的引入了哲学概念。根据两者的类似之处试探性地提出中西医的结合点。
【关键词】 黄帝内经；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比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成书于东汉之前，其理论对中医思维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内经》中蕴藏了丰富的医学理论及哲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学者，其学术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在古代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都比较简单，此时的自然科学思维处于萌芽状态。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1]，由此可见，古希腊学者对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影响之深。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发生过间断。古希腊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相近的时间段上，此时东西方学者们对生命的认识处于何种水平，本文通过对比成书年代相近的古代生命科学的代表著作《黄帝内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及《动物四篇》中的部分思想对此进行了探讨。
1 生命本源的认识
中国古代先民通过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提出了“元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并将这些观念引入到各个学科中，比如医学、地理、伦理等等。元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与生命的基本物质和本源，五行学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类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来认识、解释自然界和生命。这些认识所运用的方法源于中国古代学者们认识世界的最初方法，即在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加入了类比、司外揣内等思维方法。《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也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灵枢・决气》中记载：“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内经》中此类论述并不少见。对于五行《尚书・洪范》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并指出了五行的特性，认为木曰曲直、火曰炎上、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土爰稼穑。
西方的哲学家提出世界本源是原子构成的，继而提出了原子论、元素说等。其中：元素说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是“气”、“土”、“水”和“火”四种元素，亚里士多德将其引入到动物的构造论述之中，对构成生命体的组织进行了属性的划分，并将“土”、“气”、“水”、“火”作为构成生命的第一级基本性能[2]，认为脑是土与水的组合物，并指出了证明方法，即运用煮沸的方法，水分因热而蒸发，脑成为固体，就是土质的部分，并指出豆类也有此性质[2]。构成生物体的基本质料在《动物之构造》中有所论述，认为所有组合物体的原材料都是液体与固体、热物与冷物，其他的性能比如轻与重、稠与稀以及其他所有的类此诸禀赋的差异都属于这些基本性能。在对体液、肌肉、骨骼等的认识中，认为有些组织是“湿性”的，有些是“干性”的[2]。而构成人体的质料中“干性”和“湿性”的分类方法和《内经》中的阴阳论述具有相似性。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在生命本源的构成方面，两种思维也存在相似之处，即均将某些哲学观念引入到具体事物去研究。《内经》中提出“气”是构成人体的本源，而《动物四篇》中提出动物由同质部分和异质部分组成，且指出同质部分在生体构造的各方面为了适应其所在位置的功能，也表现出各种变异[2]。然而两种也存在差异，中医学的五行学说在医学的应用中提出了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促进的系统，并不认为中医五行是构成某脏腑的元素。而四元素说中，元素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关系，但指出了器官是由元素构成，如脑的构成。可见，在古代不论是元素论观点还是整体论观点，都是对生命认知的一种重要方法。
2 生物分类观
《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对动物学做出了分类。如《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指出“东方生风，风生木…其虫毛”“南方生热，热生火…其虫羽”“中央生湿，湿生土…其虫倮”“西方生燥，燥生金，…其虫介”“北方生寒，寒生水…其虫鳞”。一般认为“毛”类为有被毛的兽类，“羽”类为鸟类，“倮”类为体表光滑的动物，如蛙、人等，“介”类为有甲壳的虫类和水族，“鳞”类为有鳞片一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动物学著作中对动物分类方法很多，比如发生分类、生活分类、性情分类、居处（呼吸方式）分类、食物分类、行动分类、级进分类等[3]。尽管这些分类最终被现代的科学分类所代替。
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中，对动物的分类角度比较多，且灵活。《内经》中的动物学分类是以五行理论为纲领进行分类，显得比较机械。并且《内经》中的生物学分类观点并不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不能表现出生物学进化过程中的亲缘关系。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观点中的一些分类方法和进化论的分类方法有近似之处，如动物的发生分类、级进分类等。至于《内经》中的分类方式其价值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3 人体生长发育观点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提出了中医学人体的生理阶段，女子以七为纪，男子以八为纪。《动物志・卷七》对“七”的认识和《内经》有类似之处，认为大多数人生后两个七年，男子开始蕴生精液，并认为大多数妇女约在四十岁后停经，也有些妇女延至五十岁时，男子生殖能力延续至六十岁，也有延续至七十岁 [3]。由此看《动物志》和《内经》对人的生长生殖规律做了论述。此外，《内经》对人体的衰老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在人体的生长生殖规律中《动物志》一书中也做了详细论述，指出了男性和女性的生长发育及衰老年龄，这一点和《素问・上古天真论》的论述有一定的相似处，但是没有《内经》中的论述丰富。但可以看出《内经》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人体生长发育等规律，都来自对人体的长期观察。
4 对脏腑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对人体器官论述的过程中运用了解剖的方法来考察动物，如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等篇。《内经》对脏腑或者器官也有解剖方面的论述，如《灵枢・经水》中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灵枢・肠胃》中论述了胃的长度和容量以及小肠的长度等。但中医多运用古代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对生命现象进行描述，所以两者存在着巨大差别。尽管如此，在对生命之初的认识过程中，东西方思维仍然有其共性，那就是通过猜想的方式来确定功能。在中国古代，解剖没有被看做认识人体的一条最佳途径，在中医学古代著作中对解剖的记载也不多见。亚里士多德在认识人体的过程中也用类比的方法，只是西方的这种类比是用动物的解剖发现来猜想人类应该也有相同的器官。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认为“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在《灵枢・邪客》记载：“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而《动物四篇》中也认为心脏为诸动物之灵魂所寄托的器官[2]。心脏为中心形成血脉[2]，认为大体型动物的心脏有三窍，右窍储血最多，血最热，身体右侧的肢脚较之左侧的为热，；左窍储血最少，且最冷，而在中窍的血于容量和热度都介于另两个窍之间[2]。在这个角度看，血的热冷和多少也是猜想的产物。
《灵枢・本藏》详细论述了脏腑的大小、高下、坚脆、正偏与疾病及性情的关系。如“五脏皆小者，少病，苦餍模晃逶嘟源笳撸缓于行事，难使以忧…五脏皆坚者，无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等。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也有论述认为凡动物之感觉钝者，其心脏粗硬而肌理密实，凡赋有较敏锐感觉的动物则心脏柔软。心脏体积庞大，动物是怯懦的，若器官较小，体积适中，则动物就比较勇敢[2]，并指出心脏性状的差异与动物的勇怯有关，胆与情操和寿命有关[2]。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比较详细的生物解剖论述，比如在《动物志》中记载体型的大小与大脑的大小，在比例上论，人脑是最大的[3]。肝脏附着于大血管，与挂脉（动脉）血管不相通，并指出大血管与挂脉血管均有管道通入肾脏[3]等很多论述。对于器官的功能，西方古代学者以解剖的方法发现了其大体形态，但是对于器官功能没有完全脱离猜想。中医学的脏腑认识应该说更注重对现象的解读，并运用哲学方法解释中医脏腑功能。
5 结论
在《内经》的医学理论中，对人体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解剖，二是运用古代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人体。而后者在中医理论发展过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直至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出现，中医在解剖方面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对人体和生命的认识多来自实验解剖观察，而哲学思维的引入不是主流，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哲学概念的渗透。但每一器官或脏腑的物理性状皆与其构造和功能相符[2]，即不存在没有结构的功能。因此在对器官的认识方面，《内经》中所提出的脏腑是指某一系统的活动情况，而不是为解释对中西医差异而将脏腑解释为实质的器官。《动物四篇》指出任何一部分的构造不管是一个器官还是内脏，不可专注于其物质成分，每个部分必须从它与全形式予以推求[2]。可见亚里士多德在当时认识到对器官的研究不只是单独的研究孤立的器官，器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内经》脏腑理论在一定解剖基础上，同时十分注重各器官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说的“藏象学说”。这也就与西方医学产生了巨大差异。在对《内经》和亚里士多德动物学著作的思想比较中，可见中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结合点，应该在哲学思维引入到对实质器官的研究。因此，注重对哲学思维和系统器官的双重研究，才能保持不被西医用解剖生理等来解释中医理论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