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走向独裁
蒋介石生于乱世，后来成为乱世领袖。虽然蒋以军人身份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北伐、抗日，但是早年蒋的性格却有过人的度量。如蒋在北伐成功以后，一再容忍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的叛变，抗战期间能统合所有地方派系一致对外。蒋一生用人也大致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蒋在国政大事上虽有主见，但亦不偏听。施政虽嫌专断，但亦常博采众议。但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内战日趋不利。蒋在众叛亲离以后，性格渐渐产生变化。
蒋在下野当天日记中说：“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实为至幸”。此时离蒋当选总统仅8个月。
蒋虽在日记中表示心情平静，但是面临这样大的挫败，尤其是许多老同志、老部下的背叛，心情愤懑可想而知。
蒋第一次在日记中检讨失败的原因，归罪于自己太仁慈、宽大。
2月19日蒋日记中，上星期反省录第二条“今日离叛及反对与加害我者，皆为余昔日所提携之人也……此次所受之教训，政治上毫无恩义可言，殊为痛心耳。蒋对亲信叛离之痛恨，情见乎词。
此后又反省：“张发奎、李汉魂等，所谓旧四军系，自十五年北伐以来，屡叛屡抚所养成之后患，致有今日忘恩负义与以怨报德之恶果，可知政治只有执法以绳叛徒，只有畏威而不怀德，绝不能以情与诚所感召。此次下野之经历，不仅增进我政治常识，亦是改变政治观念，发现我往日仁义政治之错误也。”
蒋对过去的领导作风，做了全盘否定。这也是蒋性格的一个转折点。蒋开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独裁者。
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内部派系依然明争暗斗。蒋对此异常痛恨。如当时空军总司令是周至柔，副总司令是王叔铭。蒋常单独召见王叔铭，周在蒋面前常表不快。6月11日蒋召见林尉、陈诚、周至柔、桂永清等。会后用餐，餐后留周训斥之。日记曰：“聚餐毕，训示周之观念错误与危险，说明余之革命领袖权力，并不关于总统名义、职位之存否，尤其无总统职位，不必有法律之限制，故今日对革命军队，有绝对无上之权力也。”
6月12日蒋的日记：“续昨（反省）余为复兴革命，彻底反省，以往领导干部之无方，不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干部对余之观念与认识，有如此错误，仅重视法定总统之职位，而不以革命领袖之身份待之，殊为惭怍。但余在台，绝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责职，任何人亦不能加以违抗也。”
从以上的日记看，蒋把大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自己待人太仁厚，太重视制度，太尊重法定权责，所以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在台湾决心做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革命领袖。
为了贯彻反省，修正以往的错误，蒋到台湾后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所有军队抵港后徒手下船，接受整编。彻底完成军队国家化。非中央嫡系之将军皆不再准其带兵，多授以战略顾问名义，解甲归田。
二、从事党务改造，任用新人。瓦解孔、宋及二陈势力。放逐陈立夫到美国。
三、整顿并扩大特工组织。合并中统、军统为调查局，加强警备司令部权力。并将特工系统的整合、指挥权力交给蒋经国。
四、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强化军政干部革命思想。
五、成立政工干部学校，培养各种军中人才。
六、整肃任何有共产党嫌疑或美国支持之军人。孙立人案即是一个案例，蒋怀疑美国人支持孙立人反蒋而将其罢黜并终身监禁。
完全不同的反省
但是以胡适为首的大批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学者，以及雷震、陶百川、蒋廷黻、王世杰等官员，他们对大陆失败的检讨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大陆失败是因为蒋独裁，国民党腐败，以及没有及早推行民主宪政的结果。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得到了蒋介石与陈诚的支持。当时蒋对失去大陆也在痛定思痛，进行党务改造。而《自由中国》标榜的宗旨标示在每一期前几页的小框框中：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乍看之下无论反共、政治改革、推动民主，都与当权者的目标一致，再加上《自由中国》集团许多是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自由中国》成立之初曾向蒋介石报备，并得到蒋及陈诚的支持，所以开始双方有很短暂的蜜月期。但是双方对民主法治的认知不同，标准不同，对大陆失败的原因的检讨更是南辕北辙，所以双方必然以决裂收场。
《自由中国》上市以后销量蒸蒸日上。1951年夏道平先生（《自由中国》编委）写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当时保安司令部的金融管制政策，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祝寿专号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蒋宣称避寿，鼓励大家用“建言”、“寿人不如寿国”来为蒋祝寿。当时《自由中国》信以为真，就出了一期“祝寿专号”。胡适写了一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总统祝寿》，讽谏蒋先生应该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注意分工、授权，不要事必躬亲。 此外雷震、陶百川、蒋匀田、徐复观、徐道邻等都写了批评时政的文章。
“祝寿专号”一出，洛阳为之纸贵。国府动用各种机关、媒体、御用学者攻击《自由中国》，甚至诬以勾结共党“为匪张目”者，但是“祝寿专号”声势一直不衰。到1957年3月16日已经印了第九版。
“祝寿专号”使国民党与《自由中国》彻底翻脸。国民党出动大批特务，监控雷震（时任《自由中国》发行人）行踪。同时恐吓印刷厂不得替《自由中国》杂志印刷。雷震迫于无奈甚至求助黄少谷，希望黄出面向特工单位求情，不要恐吓印刷厂。黄少谷在政界虽以圆融见称，但黄知道特工官员不会买他的账，但又想帮这个忙，情急之下居然向雷震说：“我找老板（印刷厂老板）来说何如？”
国民党打压《自由中国》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是国民政府不少要员暗助《自由中国》，蒋介石也一直隐忍不发。1957年《自由中国》推出一系列的社论，名曰“今日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军事、民主、法治到反攻大陆问题、容许反对党问题等。尤其对反攻大陆问题要实事求是，勿唱高调，被当局指控为倡导“反攻无望论”。
早在《自由中国》创办之初，雷震即有另组政党之考虑，但是胡适态度模棱两可，殷海光则不赞成。但随着《自由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国民党对《自由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雷震、傅正组党的念头日益强烈，认为国府根本没有改革的诚意，台湾只有另组新党，发挥监督、制衡力量，台湾才有前途。《自由中国》集团支持此一论调的人也日渐增加。
反对连任
1960年蒋介石两任总统任期届满，依法不得连任。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蒋是准备连任的。《自由中国》连发数十篇文章反对连任。
1月7日文章说：“饭后我说，端木说过，蒋先生如三任则是伪朝，胡先生不能事伪朝，必须辞职，故我们元旦号写这篇文章，以求发生万一的效力。端木继云，今后如三任，他做不做律师是个问题，因为法院皆伪也。”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蒋连任的态度，也可见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风骨。
3月1日的《自由中国》可说是反对连任专刊。内容有社论《不要再玩政治魔术――告国民党当局》，一篇是《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另一篇海外联合宣言《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攻击力道之猛，已经超过了蒋政权的红线。
但是反对终究无效，后来蒋通过大法官释宪以及修改临时条款的方式达到连任的目的。蒋连任成功以后大家非常气愤。
3月16日文章说：“上午到社，十一时上南港，在胡先生处午饭，他对《自由中国》再版、三版，极为忧虑。怕当局在胜利之后，得意忘形，故将蔡孑民先生辞北大校长登报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告诉我，希望我注意及之。因为大家喝彩，使当局妒嫉，可能使《自由中国》夭折。……饭后谈天，我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只有民青两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和台湾人民合组反对党，如果组成了，他首先表示赞成，他自己不参加，留几个无党无派分子比较好，如果他参加，我们推他做主席，那便无法推卸了。”
胡适内心深处是希望组党成功的，但是也预料到了危机。故以“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来警告雷震。
决心组党，悲剧收场
蒋三连任成功。雷震决心组“中国民主党”。政府当局虽通过各种渠道恐吓《自由中国》不要组党，但是雷不为所动，坚持组党。1958年，雷震日记记载：“自治研究会立案，政府未准，且对他们很注意。就是反对党之先声。惟此组织地方色彩太重，将来可能流血。我过去劝胡（适）先生出来领导者，就这一方面说，可以消灭台湾和内地人之隔阂，且可减少流血。”
当局成立雨田（雷）项目，罗织傅正、雷震叛乱及知匪不报罪叛刑入狱。《自由中国》停刊，结束营业。但台湾自由主义、民主、法治的火种并未熄灭。1961年李敖投稿《文星》杂志“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批评老人政治，批评中国文化，引起东西文化论战。
《文星》一度变成笔战擂台，销量扶摇直上。《文星》风格渐渐蜕变成《自由中国》杂志的接棒者，除了引进西方学说，同时严厉批评时政，1986年终因一篇《论国法党限》文章遭当局勒令停刊，结束营业。《文星》杂志负责人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中央社创办人，曾是蒋的重要干部，所以萧孟能免遭牢狱之灾。但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幼苗自此被连根拔起。长达十余年之久，台湾特务横行，学界沦为官方宣传工具，台湾一度变成文化沙漠。
《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的近代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无论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民主、法治、人权，从观念、理论到制度，其影响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
《自由中国》杂志被整肃，雷震、傅正等人为莫须有的罪名坐牢。这在台湾的民主发展史上是个悲剧。台湾无论民主、法治，甚至学术都不进反退。对蒋介石而言落得个残害忠良的骂名。
经验与反省
但是经过多年的沉淀，所有当事人都已物化。遗憾、悲痛、憎恨都还诸天地。笔者平静地省思这段历史，渐渐有不同以往的理解。
一、蒋介石失去大陆原因很多，但是连费正清都批评：“蒋介石有妇人之仁，把品德、能力都不够的军头拉入革命阵营而不及早消灭他们，是蒋失败的主因”。再加上内战失利，很多亲信叛变，使蒋十分痛心。所以到台湾后决心用集权、独裁治国。但是蒋在这种情况下能容忍《自由中国》跟自己作对十年之久，可见蒋的性格有宽厚能忍的一面。如无国共内战，没有众叛亲离的经验，蒋可能还是个豁达大度的领袖，台湾不搞白色恐怖，蒋的历史评价肯定更高些。但蒋的霹雳手段也保住了台湾。
二、《自由中国》集结了当时台湾一流的学者，其文章范围之广、内容之精，至今没有一个杂志可比。民主、法治、人权、现代财经都非传统中国文化所有。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一种文化转型工程。以宪法而论，《自由中国》持续地讨论台湾的宪政问题，介绍英、美、德、法等国的宪法，其文章对百姓对政府官员都是一种教育。《自由中国》的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学问各有专精，都有真知灼见。他们应该一秉书生报国的志向，提升国人知识水平，包括政府现代化知识，尤其是民主、法治、财经等现代化知识方面。其困难的程度不是我们当年所能理解。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学步阶段。结果《自由中国》诸公不能忍一时之忿，既踩到蒋政权的红线，又要涉入现实政治。这是弃己之长，暴己之短，结果以悲剧收场。我们假设当年《自由中国》在言论上如果稍能自我约束，不组党，不介入实际政治，扮演一个政府监督者、现代化的推动者的角色，继续经营下去，则台湾无论百姓、政府对现代化的认识会更深刻些。如果再假以十年，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文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现实政治。当初经营《自由中国》的精英见不及此，没有充分发挥自己所长，诚憾事也！
三、蒋到台湾未及数年，政权已经十分稳固。党、政、军、特皆能完全掌控。假如当时当局准许雷组党，有台籍精英参加，由胡适做党魁，这将是一个集合高级知识分子，又没有地域色彩的反对党。又比民进党早了那么多年，这个党的水平肯定比今天民进党高得多。以胡适温和之个性，不容易与蒋决裂，《自由中国》杂志的寿命也会更长些。果真如此，台湾民主法治将是另一个面貌。
两蒋推延民主进程的结果，最后迫使民进党煽动民众，制造族群仇恨，进行去中国化，主张台湾独立，造成今日台湾民主发展的窘境，也成为两岸关系、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对一生奋斗追求国家统一的两蒋而言，如果地下有知，当深悔昔日之非计也！
《自由中国》以悲剧收场，蒋介石背负了残害知识分子的罪名，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自由中国》的许多主张如放弃反攻大陆、专心建设台湾，实践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尊重宪法、实行自由经济等，由国民党主导的政府一一实现。
从《自由中国》的案例我们更应该醒悟到知识分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努力，其影响往往比现实政治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