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进程需要有文化的支撑，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追求城镇化经济指标的同时必需理性思考文化的传承。依据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共存共依的基本路径：一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二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前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后者旨在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文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文革”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续、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媚外。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推进自由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形成路径，相当于诺思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传承；哈耶克建构论唯理主义推进全权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诺思正式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谋而合。由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和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等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决定了城镇化需要多元共存的文化。但多元的文化需要彼此的交融、认知和认同，才能有助于缩小群体的社会距离。因此，文化需要自由的演进空间，并且这种演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自由演进促使群体无意识填补文化的断裂，修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失衡，并形成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呈现柔性的特点，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催生了文化制度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文化断裂和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适合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保留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城镇化进程就可能在功利化和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政府主导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践行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夯实城镇化的制度化文化基础。显然，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区别于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这是一种刚性的文化传承路径，并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总之，要素粗放投入式的土地城镇化终将不可持续，其背后是功利主义至上和城镇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在中国转型升级之际，城镇发展观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存在两个共存共依的路径：一个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漫长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另一个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的文化构建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