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黎丹是青海民国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为割据青海的军阀马麒“智囊团”首脑。出任过西宁道尹、省政府秘书等要职。黎丹在官居青海的数十年中，为经营、开发青海做出了贡献，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陲社会安定做出了努力，尤其在倡导青海地方文化教育、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业绩卓著。
[关键词]黎丹；青海；民国社会；马麒
黎丹（1873年―1938年），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官宦之家。
（1）其祖父黎培敬官至云贵总督，父亲黎锦缨官至太常寺卿。黎丹继承家学，青年时代时，在经史文学方面已有较深造诣。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参加湖南乡试，中副贡生，选任甘肃宁州知州。去州职后，又任湖南总督谭延的秘书等职。辛亥革命后，为割据青海的军阀马麒所赏识，聘为“智囊团”首脑。在其力荐下，1918年黎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道尹。1930年1月，马麒正式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委任黎丹为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经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人的推荐，黎丹遴选为国民党监察院委员。
黎丹一生忧国爱民，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清廉自持，声誉卓著。而且博学多才，精通藏学，堪称民国史上活跃于西部政坛的奇才。作为一任地方官吏，作为西宁镇总兵马麒的“智囊团”首脑，其在青海的近20年中，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禁毒、民族团结、反对西藏分裂等诸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一位对青海民国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一、妥善解决玉树界争
二、拒英维护主权
民国建立伊始，内忧外患，局势动荡，英帝国主义乘机发难，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势力，加快了分裂我国领土西藏的阴谋。1913年秋，由英国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提出将中国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外藏”（包括青海玉树地区）完全脱离中国，“内藏”由中国和西藏共管的议案。因国人的一致反对，北洋政府没有批准此案，并向英提出严重抗议。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无暇东顾，此案未能施行。
《西姆拉条约》被拒后，英帝国主义又煽动、支持西藏亲英势力再次向川、康方面进兵。鉴于西藏离心倾向的严重性，为保持玉树边境的相对稳定，黎丹又给马麒出谋，上书甘肃都督张广建和北洋政府，建议遣使入藏，和平谈判，以彻底解决英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问题。在黎丹的积极推动下，促成朱绣、李仲连、红教嗽嘛古浪仓等一行人作为内地的特派专员，轻车简从由青海赴藏，争取十三世达赖内向。1919年11月，朱绣一行到达拉萨，与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等多次会谈，并与西藏上层人士广泛交结沟通，反复阐明西藏为中国领土，数百年来，中央与西藏关系密不可分，晓以大义，诚心感人，最终与十三世达赖等上层人士取得一致，达赖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只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倾心内向，同谋五族福祉”。
（3）此后，达赖即派代表驻北京，与中央保持了联系，这使青藏间的动荡局势渐趋平缓。马麒坐镇青海以后，西藏问题始终是一大忧患，而由黎丹献计，遣使入藏，是民国初期西北边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对西藏上层争取的一大成功，黎丹在西藏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对当时维系和防止西藏脱离中国，稳定青海社会，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筹划青海建省
黎丹在青之际，正是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分化之时，青海地区开发较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面对极端落后的青海文化教育状况，作为一任地方官吏，黎丹一反当地以往不重视文化教育的积习，倡导现代文化教育，并身体力行，使青海的文化教育有了一个新起点。
1.振兴地方文化
黎丹选拔、重用知识人才。对于本地文化人士，黎丹对他们或屈身访询，或往来交游，引荐擢用，待之以礼，一时地方学人皆有知遇之感。黎丹好文学，工诗文，每当公余闲暇时，便邀请本地文人赋诗论文，相互切磋，使重视文化的风气日益浓厚。1919年，黎丹为曾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的“晚晴”（徐世昌编辑的清诗总集）征集地方文稿，曾搜集湟中前辈及诸学人著作，先后征集到张滇斋的《鸿雪草堂诗集》、李辉庵的《双榆草堂诗》、《双榆草堂诗钞》、基香斋的《敬业草堂史论》、《敬业草堂嚼蜡吟》、李焕章的《借阴轩诗草》、来敬舆的《双鱼草堂诗集》等一些著作。黎丹组织人力校刊遗集，汇集旧稿，有的亲自题款作序，并转呈当道，这使青海地方原有的著作、文稿得以出世，并广为传抄印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使之流传于世。对流散于民间的地方文献，黎丹也以官方名义征集刊印。这些著作和文献对研究青海社情、地方文学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民国青海文化遗产之一。旧时青海文化落后，传世之文凤毛麟角，黎丹以官方名义出面征集刊印地方文物，时人曾称为“不朽之盛事”。
黎丹到青海不久，一批新派人物也接踵相约而至。对这批学者、名流，黎丹十分看重，不仅引为幕僚，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治，而且赞助他们研究西北问题，讨论治边方略。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在黎丹的推动下，他们筹边之议一时甚盛，使落后的青海地区也掀起了重视文化的新风，文化团体也日见勃兴。到青海建省后，除各种文学社团外，青海学术团体亦相继产生。其中，以促进本民族向上者，有“回教教育促进会”、“蒙藏文化促进会”；以探索整个西北为中心者，有“西北问题研究社”；以沟通汉藏文化为中心者，有“藏文研究社”；以推动民众教育为中心者，有“青海教育会”等等。学术著作也十分繁盛，其中重要作品有林竞的《西北丛编》；朱绣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拉萨见闻录》、《海藏纪行》、《宁海纪行》；周希武的《玉树土司调查记》；徐爬的《乙未军事志》、《青海近百年大事记》、《一松山房杂文》等。此外，黎丹还与周希武等人倡议兴办了博物馆、巡回文库、讲演所、图书馆等，将毕生收藏图书4万余册，全部捐赠给西宁孔道会在文庙成立的图书馆（今青海省图书馆前身）。
（4）其中有许多海内孤本，对现今从事文史研究者帮助甚大。
2.重视民族教育
除提倡地方文化外，黎丹也十分重视民族教育。
青海民族教育始于清末，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用汉语教学，这很难引起少数民族的共鸣，加上少数民族平民子弟没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故收效甚微。针对民族教育状况，1915年，黎丹在为马麒起草呈送民国总统袁世凯的青海经营之策中写道：“言文宜互为交换也。……现拟建设蒙番学堂一所，令蒙番头目遣子弟及部民聪颖者与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肆习汉文；再选内地聪颖子弟已通汉文者杂入其中学蒙番文字语言，相互灌入……以练边才”，
（5）提出民族教育要为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及进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服务的教育理念。
办学期间，黎丹还注重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转变，使教学内容从四书五经向自然、人文科学转变。在他创办的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中，不仅讲授自编蒙藏语文、国文、国语，还另设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等科目。其后增设边事、垦殖、测绘、畜牧、农业等科目，讲授青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及青藏、川藏交涉等问题，在他主办的各民族学校里，坚持以汉藏蒙三种语言教学，深受各少数民族上层及学员的赞同。为弥补藏族现代教育教材的匾乏，他组织社会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翻译成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制定藏文教学课本。并亲自采纳多位藏语言专家的建议，用藏文撰写了《实用藏文文法》作为教材。黎丹还通过私人关系，保送一批优秀学生，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以培养民族教育高层次人才。通过他的努力，内地的优秀教育人才也被聘请到青海任教，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思潮开始在青海学生中得以传播，推动了青海这样边远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黎丹为发展青海的民族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五、沟通藏汉文化
黎丹认为民族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沟通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为此，他身体力行，毕生奋斗。
1.矢志学习藏文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公开策划西藏独立，企图变西藏为其殖民地。对此黎丹坚决反对，积极支持马麒通电反对西藏独立的阴谋，且在“玉树之争”等重大问题上献计献策。同时，在工作中，黎丹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本身不懂蒙藏族语文，许多问题须靠翻译人员才能沟通，难以尽善尽美；二是兴办蒙藏民族教育，缺乏通晓汉藏蒙文的人才，学校教学及教科书的编写困难重重，蒙文课本尚可从北京等地求得，藏文课本则属空白，求告无门，虽可从宗教经论挖掘，但不适应时代要求。现实问题，使黎丹深深感到本身不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无从作好民族工作。是时他已年近五旬，仍毅然矢志学习藏文，他给自己取一个藏文法名“达麦多杰”（意为无我金刚），表达了他献身藏族教育的决心。黎丹拜著名藏族学者古浪仓、洛桑多吉等为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很快学会并精通了藏语文，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藏文文稿。如首译并出版了宗喀巴大师著的《宝道开门》、《因缘颂》和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的《王道论》等。 2.创办青海藏文研究社
3.主持编修《汉藏大字典》
4.巡礼西藏
1933年，经第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的支持，黎丹当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由于黎丹多年来致力于藏文化研究和传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他在处理青藏关系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1934年国民政府便命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青海藏文化研究社社长的名义组建“西藏巡礼团”，并任命他为团长，赴西藏进行政治、文化巡礼活动。黎丹对这次负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欣然领受并积极筹备。同年秋，黎丹以年过半百之躯，策马西行，经千辛万苦，于1934年9月与其随员杨质夫等抵达拉萨。巡视团成员广泛了解了西藏的实际情况，足迹遍布全藏，并先后参与了十三世达赖追封致祭等重大政治活动；与西藏上层及著名学者、高僧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政治、文化交流对话；与亲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做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藏期间，黎丹请著名学者补充审定《藏汉大辞典》，与哲邦寺大格西喜饶嘉措结为法友，研讨藏文经典，喜饶嘉措亲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学教程。黎丹敬慕大师渊博的学识，1937年黎丹陪同喜饶嘉措离开西藏，经印度转赴南京。经他的鼎力活动，促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礼聘喜饶嘉措在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五所大学举办讲座。讲座首次把藏族传统的经典文化带到了内地的学术殿堂，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新开拓、新起点，史无前例。
黎丹回到南京后，根据他在西藏三年的调查所得，向蒙藏委员会提出了《边政建设计划》，主张军政兼施，对加强汉藏团结、巩固西南边陲有着重要的意义。黎丹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弘扬藏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六、译著颇丰
黎丹一生清廉自持，声誉卓著，擅长文学，尤精通藏文，译著颇丰。在汉文方面著有《御海烈士传》、《灵州杂吟》、《珊瑚砚斋诗集》4卷、《前拉布浪谣》等。所翻译的藏文著作以汉藏文形式出版的很多，有《藏语会话》、《藏文文法》、《猴鸟的故事》、《禅师与鼠》、《萨迦格言》、《文成公主》等，其中《猴鸟的故事》深受读者欢迎，曾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发行。黎丹翻译刊出的还有宗喀巴大师著《宝道开门》和《缘起颂》，这两部书译成汉文后又石印印行，作为蒙番师范学校的语文教材。另外黎丹还翻译出版了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的《王道论》。
黎丹还精于书法，是一位书法家。《青海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黎丹、湖南省湘潭县人，擅长汉隶、楷、草书体。他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所涉及书体广泛，以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为基调，自唐上溯魏晋、二王法帖、魏碑诸帖、汉代碑版，下倾清代卓有成绩的翁同、刘墉、张裕钊等大书法家。对《张廉卿论学手札》用功最勤，尤其对张裕钊的《千字文》苦功最甚。黎丹在青海工作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还为多处清真寺写过牌匾。为了妥善解决黄教名刹塔尔寺与邻近乡村民族间的纠纷，黎丹曾为青海塔尔寺书写过《塔尔寺四至碑文》，镌刻在石碑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坏。
七、结束语
1938年，黎丹因患心脏衰弱症，在湘潭家乡，医治无效，于同年去世，终年65岁。黎丹去世的消息传到青海后，西宁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以表哀思。
黎丹作为马麒智囊团的首脑人物，居官青海十余年出任过甘肃西宁道尹、省府秘书等要职。黎丹为官期间，怀爱民之心，倾全力于青海地区开发建设，对维护国土完整和边陲社会安定作出了努力，特别是在兴办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研究边疆史地、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终使其成为青海民国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
纵观黎丹的一生，身为华夏内陆鱼米之乡的官三代，又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羡功名，不恋繁华，献身于少数民族边陲，为民族团结事业殚精毕力，这种精神太值得当代的执政者借鉴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