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与执政生态环境紧密关联，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意识形态多元以及执政生态环境的历史嬗变，使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在时空转换中面临复杂的境遇、矛盾和挑战。只有深刻把握新时期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环境变迁的特点、问题及规避路径，才能保持党在文化上的先进性，防止和抵制各种不良现象和文化思潮对党的腐蚀和影响。
关键词：执政环境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任何政党执政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必须研究执政生态环境。所谓执政生态环境，就是指党执政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和文化状况等要素，它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效果。从时空语境来看，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化，时空条件不断转换。从文化语境来看，文化从属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在挑战中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些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体制转型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新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尝试等，仍然没有走出传统计划经济的场域，市场经济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逐渐开启，经济体制变革逐渐推进，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矛盾和分歧日益凸显，思想交锋更加激烈，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审时度势，解放思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创新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的传统观念，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管理方式的宏观调控等，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转型。在此基础上，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内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二、社会结构变迁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向度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社会变迁过程必然包含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组合。尽管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内外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结构变迁，只是程度深浅而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机构调整，引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结构调整，我国传统社会的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和分层，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开始出现。新阶级阶层为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必然会在不同层面的接触交流时传递利益诉求、公民权利和对政治参与的渴望，触发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的矛盾和冲突。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比较简单，政治上高度集权，利益分配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有一整套的原则、规范和机构来限定人们的利益分配和收益状况，并保护其在制度化结构中的实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高扬集体主义大旗，社会思想高度统一，社会结构稳定有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以市场调节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干预，个人利益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随资源配置进行流动和分化。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252经济体制转型，所有制结构变革，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异质性增加，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引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差异，个人主义有所抬头，利益冲突和矛盾更加复杂，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制度和核心价值在部分阶级阶层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逐渐减弱。 正如西方学者所言：“社会结构的变迁影响着政党的内部生命。”[3]184社会结构作为连接社会群体的组成方式和关系网络，与党的执政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影响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向度。社会结构决定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主体力量和影响范围，而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理念和主张则影响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分化程度，二者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社会结构变迁之所以成为影响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政党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党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政党的走向和兴衰，因为每个政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内含。当社会结构发生变迁时，政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也会因之发生增减，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或同一阶级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会发生变化和离合，势必影响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正因为如此，政党的执政理念、价值和目标以及各项文化政策等也要随之调整，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一元化指导思想在扩容中对多样化的思想和价值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策略;执政基础和运行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组织结构日渐开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赋予了新的内含。不过，社会结构变迁引发的众多矛盾和冲突相当复杂，解决起来仍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只有将执政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形成的文化因素与党的建设向度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应对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三、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渗透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变化
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新格局，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矛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虽然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使社会成员面临一系列的价值选择困惑，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传统的生活理念、兴趣爱好和价值追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流行，功利主义有一定的市场，社会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各种文化产品的推动下，日益走向以娱乐消费为主的道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注重物质利益，追求享乐主义，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意义引导和价值确立，进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对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和人对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通信技术和网络，对我国不断进行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渗透，试图挤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更深层次上通过网络“抹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解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消解文化认同，瓦解理想信念，削弱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消融民族精神”[4]等，积极展示西方主要国家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潮等，推销其“文化软实力”，淡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接受，在潜移默化中使国人“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5]2，进而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使中国文化“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化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5]2。
目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危机和挑战，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必须研讨新变化，开辟新思路。大数据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对外开放，国外社会思潮的大量流入，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社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和引导作用亟待加强。为此，必须彻底摒弃不合乎时代的“左”倾理论和实践，淡化“政治-文化”的运行模式，立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和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使之适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渗透的客观要求。同时，转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和传播方式，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新特点，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和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并赋予其新鲜的时代特征和民族气息，增进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接受。在数字化时代，还要处理好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大众文化往往以世俗的、平淡的甚至是庸俗的内容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在运作方式上往往以经济利益为着力点，逐利性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对大众文化消费进行引导，倡导文明、健康和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不同于一般消费，消费不妥当，容易引发理性缺失、精神颓废、道德滑坡、人文价值失落等一系列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和政治价值观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
四、执政生态环境的历史嬗变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思考和借鉴
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时代变迁、条件转移、文化境遇等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也在时空转换中经历了适应、改造和优化。认真总结和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有益于改进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而且可以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局部执政时期党在农村根据地执政，行使执政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三三制”议会民主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三次政权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克服了国民党的“围剿”和各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对党内“左”、右倾两条战线的路向困扰，以及国共两党论战的意识形态冲突有了逐渐清醒的认识。抗战时期“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施政纲领条款的颁布，抗日与民主的主张，整风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成就，党的建设的加强等，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同时，对思想战线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及时进行回答，把坚持核心理念同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文化思想结合起来，释疑解惑，统一思想，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人民革命、建设和抗日的积极性，党的面貌、根据地人民的面貌和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同时，正在推进从革命文化向执政文化的转变。党作为执政主体面临着复杂难解的执政生态环境。建国初期两大阵营的对抗，周边战争的威胁，新生政权的保卫，意识形态的安全、文化建设的百废待兴等成为当时执政生态环境的限制因素。随着执政生态环境的好转，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一化三改”的推进，一元化指导思想的确立，八大的召开以及新提出的方针政策等，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充分实现或大打折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加强了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由于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盲目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和教训。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受到较为系统的批判和清理。文化革命以鲜明的政治主题、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意识形态的纯洁为先决条件，政治权力介入、意识形态灌输、舆论宣传引导、“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停滞、思想改造中的暴力和恐惧形式的移入等，消解了执政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变化的缓慢性，力图实现整个文化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转变和重建。虽然党也在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文化发展之间进行探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和经验教训，但是“左”倾理论指导，阶级斗争理念统领下的文化革命，以及错误的文化实践，最终酿成了“文化之殇”。也就是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没有很好地引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纵观这一段历史时空变迁，值得借鉴的是，什么时候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执政生态环境限制因素就得到解决;什么时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引领的方向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相对活跃和繁荣。换言之，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中，文化与政治、阶级过于紧密地裹挟在一起。这种裹挟无论是对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害多利少，非长久之计。执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能完全脱离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适度分离或者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无疑是可取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执政生态环境有了新的判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党排除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执政生态环境来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扰，姓“社”姓“资”的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使党的执政生态环境的限制因素增多。不过，值得借鉴的是，文化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总格局中有了自主性、独立性空间，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文化建设坚持以立为本，不搞无谓争论和大批判运动;文化不脱离政治也不从属于政治，文化发展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这是历经几十年波折而累积下来的基本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文化需求日益显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各种社会思潮交织交融交锋，执政生态环境的限制因素复杂多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处在探索之中。党的十六大认真分析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总结了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全面总结了党执政55年的六条主要经验，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强调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等。十七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党在执政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新觉醒，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的背景下，经济与文化互动互促，公益性文化和经营性文化相得益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党的十八大准确判断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含和条件的变化，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6]32。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力求在多元差异中立主导，在交融交锋中谋共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际上，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既要顶层设计，党内共识，也需要社会认同的非政治性方式，在党内、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多向交流和良性互动，务求避免出现形式上热闹、短期内绩效、长期无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rard Braunthal.Parti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Germany[M].Westview Press，1996.
[4]曹守亮.历史是不能虚无的[J].高校理论战线，2007，
（4）.
[5]刘东.阅读中国//[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