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关键词：王世贞；昙阳子；《昙阳大师传》；《牡丹亭》
“昙阳子”为明代宰辅王锡爵次女王焘贞法号，万历八年（1580）九月九日，在十万余人的见证下，昙阳子于未婚夫徐景韶墓前坐化升仙。王世贞为其造龛，徐景韶之父徐廷裸立栅墓门外。昙阳子携灵蛇，左手结印执剑，右手执麈，端坐而瞑，化时“两颊气蒸蒸下垂，渐成沫血色”。对这一场景王锡爵这样记载：“女化去，启龛之夕，蛇忽不见，盖龙云”，“垂化之日，有二白红，长亘天，洒净水着头面上，闪闪皆金沙，剑端有火光一轮大如盏”，“正瞑目间，空中有二黄蝶盘旋飞舞，集于龛”。昙阳子的仙化颇为神秘，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围观者有“十万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师者、称佛号者，不可胜记”。徐渭说：“师道成，立已化，红光亘天，趋而仰者，约满十万众。”此事倾动东南，大家谈说不已。王锡爵、王世贞、王世懋、屠隆、王百谷、赵用贤、瞿汝稷、冯梦祯、沈懋学、汪道昆、陈继儒、徐渭等先后拜昙阳子为师，昙阳子弟子前后达百人之多，这些人或为得罪张居正而罢官归隐者，或为闲职在任者，或为文士山人，或为衲子羽流，整体说来他们在当时东南政界、文坛、宗教界都享有盛誉。
王世贞因撰写《昙阳大师传》而引来诸多非议和批评，林之盛《皇朝应谥名臣录》卷一。说：“适有昙阳事，世贞为之作传，称弟子，海内是非之者半”；清代骆问礼、王懋绒以韩愈《谢自然诗》讥讽王世贞：“视昌黎公，当愧死无地矣”；今人江巨荣先生、吕慧娟等也对王世贞颇有微词。王世贞在近耳顺之年拜二十三岁的昙阳子为师，作为父亲的王锡爵也一反中国传统中的长幼之序拜女儿为大师，不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难以让人接受。那么，这一系列怪诞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王世贞、王锡爵为何要极力“附魅”昙阳子？张居正、徐学谟又为何以“妖妄”之名阻止二王氏对昙阳子的“附魅”？在昙阳子“附魅”和“祛魅”的文化权利争夺中，民间又为何有昙阳子未死、“嫁为徽人妇”的言说？揭示和分析昙阳子形象的建构，避免简单的以世俗世界的“真伪”来看待宗教世界的信仰，这对理解王世贞的佛道思想，对理解明代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认识历史叙事中的真实事件和真实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凡人成仙，人们因立场、目的、知识结构等不同会有不同理解。一般而言，“官方视角”与“民间视角”会有很大差异，即便同为“官方视角”也因不同的利益集团及相互间的利益纠葛差异很大。在这一问题上昙阳子得道升仙之事似乎更有典型性，官方、民间通过对昙阳子文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而彰显出不同的用意，由此可以看出凡人成仙解释权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关系。
纵观中国文化史，历来不乏凡人成仙故事，而每一位凡人成仙故事的背后都有比较深层的文化意义。距昙阳子一千多年前的晋代就有一位叫魏华存的女道士，因被上真接引而成仙，于是便有了《魏夫人传》的流传。魏华存虽生平好道，然而署名范邈的《魏夫人传》＼却是托名伪造，伪造者为使自己所撰写的经书被更多人接受，矫称上真女仙所授，由此魏华存也由一名普通女道士而被改造成道教女仙。类似魏夫人这样的神仙故事在道教经典中还有很多，它们大多是从上古神话演变而来，是道教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目的是吸引更多教众，建构新的信仰体系。明末史学家谈迁曾提出王世贞《昙阳大师传》是模仿《南岳魏夫人传》而作。考察两文，虽然昙阳子与魏夫人在家庭环境、自身条件以及生活经历等方面都很相似，但魏、王两人事迹以及两文的写作特点并不相同。说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并非刻意模仿《魏夫人传》而作。然而王世贞对魏夫人等人修道升仙故事的谙熟，或许魏夫人留名后世的成功实践有效地启发了他，于是王世贞便在《昙阳大师传》中运用上真来降、指授经典、幻化练形等情节，对昙阳子“附魅”，而这些情节在《魏夫人传》及其它一些凡人成仙故事中也有出现，因而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昙阳子仙化的轰动效应是由王锡爵、王世贞等联手打造而成。官场失意的王锡爵、王世贞等人热力筹划此事，自有其用意。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制“首辅去位三日，次辅迁坐左，翰林诸僚吏衣绯以谒”。张居正担心自己离职会招致权力旁落，而不愿回乡守丧。李调阳、王锡爵、吴中行、赵用贤等却坚持让张居正守制。王锡爵甚至“质居正于丧所，辞甚峻。居正勃率且拜且言日：‘上强留我，而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处，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刎矣”。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王锡爵反对其贪权不守制，遂与居正交恶，后来辞官家居。王世贞因在郧阳为官时，惩治张居正妻弟，并借地震上疏言“臣道太盛”，以讽张居正，遭弹劾，同王锡爵一样辞官归故里。二人先后回乡，心情沮丧，颇有挫败之感。王士骐对王世贞当时心情有这样的记载：
（王世贞）适闻吾州昙阳子者以贞女立化，意甚快之，遂于城南结龛，奉大士像，
与今太原相公为逍遥游，一瓢一褐，道书数卷而已。人或谓府君：“且仙乎？”府君谢曰：“吾何人哉？吾倦于官则思息，倦于酬则思默，倦于饮食则思饥，倦于名则思掩耳，倦于家则思避之墙东耳。”
王世贞原本自我期待颇高，此次构恶张居正，老卧闲曹，有才而不竞其用，加之其在文坛所提倡的复古运动也被后起之辈排挤围攻，世俗影响下降，心情郁积难遣，迫切想逃离身边是非。于是想在政坛、文坛之外重塑自我形象。回乡隐居的王锡爵也不甘仕途挫败，期待东山再起。他们都想重塑自我，期待在世俗世界之外掌控一种信仰的解释权，以提升他们新的影响力。本来二王氏为同乡，两家往来甚密，王世贞称“虽兄弟不若也”。共同的愿望使二王氏更容易走近。王锡爵女儿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的出现，使二王氏看到了希望，谙熟道教凡人升仙故事的他们知道可借昙阳子之事大作文章，在世俗世界之外，建构起新的信仰体系，将昙阳子作为为他们代言的文化符号，通过掌握解释权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这一愿望王锡爵与王世贞或许不谋而合，但比较大的可能是王锡爵主动策划，并找到王世贞，让其为之大造声势，当然离不开昙阳子的主动配合。昙阳子本人也有很强的功名意识，幼时家人为其请师教授《孝经》、《小学》，昙阳子未终篇辄罢去，云：“此其女子所由功业耶？”后稍就女红，亦不肯竟学。昙阳子学道有得，并多次显露法力，王锡爵恐惹非议，劝她说：“曷不少湛晦？”昙阳子回答：“岂不欲匿光景以夷希进大道也？顾家世富贵又女身，不得不以迹诲浅知者。”说明昙阳子显露法力一方面是为了荣耀家族，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身处深闺，修道有成的事不为外人所知，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扬名意识。 王锡爵家族显贵，昙阳子想要走上神坛，必须先要获得王锡爵的认可和支持。起初王锡爵对神鬼之说比较谨慎。昙阳子“却食证圣”，屡说上真来降，王锡爵夫妇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也未完全相信。后来王锡爵夫妇对昙阳子进行了多次秘密试探：阴洒狗血，徐郎讣告，庭前生稻，阴阳神出窍，符水治病等，昙阳子一一展现出非凡法力。此外昙阳子住所又屡次出现异光、“謦款”，王锡爵夫妇心益奇之，基本相信昙阳子上真接引之说。昙阳子后来让王锡爵夫妇亲眼目睹上真来降的种种情景，虽然王锡爵夫妇趴在门缝中所看到的不过是上真的衣饰，未睹真容，但已深信不疑。此时，王锡爵已意识到昙阳子灵异之事对自己的意义，于是说服或联合王世贞，对昙阳子进行大力宣扬，其声称昙阳子之事确实不虚，在《化女昙阳子事略》中云：“事必核真，文不浮质，疑者宁阙勿书，不敢轻撰出一字。其甲戌以后，言动大都见儿衡私传，能详之。而庚辰正月以后，中丞（王世贞）皆目见”。王锡爵不仅自己言之凿凿，还抛出了证人和证言，证明自己不妄。每次昙阳子遭到家人劝阻和外界非议时，王锡爵都站出来力排众议，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声誉为昙阳子修道保驾护航。王锡爵曾在朝廷身居要职，有了这样一个支持拥护者，对昙阳子赢得王世贞等人的信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世贞感叹说：“学士之倾注师甚”，昙阳子自己也说：“吾道赖吾父而就”，可见王锡爵在昙阳子走上神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获得了王锡爵的支持，昙阳子对王世贞又施以神仙之道，以恬淡为主旨，其圆融变通的“三教合一”思想又迎合了王世贞倦于官倦于名的心理，由此王世贞对昙阳子修道成仙一事深信不疑，其《昙阳大师传》称：“奉师诲，无务文其言，今传之陋矣，然而不敢饰也。”王世贞认为自己本着实录的原则作传，传记中并未“文其言”，亦无饰诬，系见闻之实录。然而，当时还是有人对王世贞的传文持有怀疑，王世贞为此辩护云：“兄所以疑昙阳师，谓是《楞严》第七卷中人，不意其透此一通也立脱，俄顷间，万化在手，恨不令兄见之，疑城一破，莲花不远矣。”“昙阳子化事，想或闻之，其所以化，恐未悉也。今录上一通，欲吾丈知天下有真人有真理，幸毋以为痴人寐语也。”为了宣扬昙阳子的神奇法力，王世贞动用了一万二千余字写成《昙阳大师传》，意犹未足，另撰《昙阳子外传》、《昙阳先师授道印上人手迹记》、《金母记》、《昙鸾大师记》、《纯节祠记》等文。王世贞乃一代文坛盟主，片语只字至为纸贵，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是凭借王世贞的序文才有书商愿为刊刻。有了王世贞的称颂和强有力的宣扬，昙阳子灵异之事及“三教合一”思想就被广为接受，王世懋、汪道昆、屠龙、赵贞吉等一批在当时很有名望的人相继拜于昙阳子门下。屠隆对昙阳子仙化之事也无限向往，云：“邑距昙师所居百里，而近心向慕焉。日望师下筏登堂视事，退食燕坐无闲也。凝神逾年，果蒙师引度。”屠隆号“溟胱印保非常希望昙阳子能够接引自己。有了这一批名人的倡导，东南士人、普通男女也都纷纷归附。二王氏通过对昙阳子形象的塑造及对其文化符号意义的宣传，将昙阳子推上神坛，建构起一种新的信仰体系，通过获得昙阳子形象的解释权而提升了自己的世俗地位。
二王氏从多个方位对昙阳子进行“附魅”。首先，撰写诗文，王世贞除了以上所撰文章外，还写有《昙阳子性命三十六体仙篆歌》、《谒昙阳仙师纯节祠》等诗，在后一首诗中王世贞以“芙蓉”、“涂泥”为喻，肯定昙阳子道德情怀，同时运用“夷齐”典故，赞赏昙阳子如“夷齐”一样首阳食薇而不沾周粟之“纯节”。王锡爵撰有《化女昙阳子事略》，大力宣扬昙阳子之事。在二王氏的带动下，王世懋撰有《书昙阳大师传后》、徐渭有《昙阳大师传略》、屠隆有《昙阳遗言》、范守己有《昙阳仙师传》、沈瓒《近事丛残》中也有昙阳子事略等。其次，王锡爵组织人将相关诗文汇集成册，刻成专书，如《昙阳子传略》一书，今上海图书馆有藏。王世贞也把《昙阳大师传》单编成册，在友人中传播，“奉去近草先师传一册，其成道始末及化迹俱在，大抵能合三教者，始能出三界”。再次，建昙阳观，明沈瓒《近事丛残》记载昙阳子仙化后，“龛随髹键，迎置城隅立庵尊奉之，号昙阳庵”。最后，修祠堂。昙阳子的夫翁参议徐廷裸也积极配合，修建纯节祠。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王锡爵、王世贞等人将昙阳子推上神坛，并掌控了昙阳子形象符号的解释权，在世俗权利之外，建构起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意义可谓大矣。
明代社会佛道盛行，社会上层大多迷恋佛道。而宗教事件往往与政治事件纠缠在一起，严嵩的倒台就是徐阶利用了方士蓝道行以伏乩改变皇帝对严嵩的信任。王锡爵、王世贞在东南的活动很快传到了京师，张居正、徐学谟等嗅到了二王氏动作的不寻常，于是通过言官弹劾，以“妖妄”之名否定他们对昙阳子的“附魅”，通过反对昙阳子“附魅”的“祛魅”举措，以达到破坏二王氏构建新宗教信仰体系的目的。此中曲折，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这样记载：
王锡爵归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锡爵与其友人大理卿王世贞，筑室于城南居之，而女仙之蜕附焉。锡爵属世贞为之传，语颇传京师，给事中牛维垣、御史孙承南，故尝客曾省吾，谓此奇货，可以贽居正也。省吾遂为维垣具草，与承南先后论锡爵等，语甚危，冀以摇动上意。事下礼部，而尚书徐学谟方思所以报居正，攘臂谓此妖孽不可长也，具稿欲大有处。而慈圣在西宫闻之不怿，使中贵人张宏语居正：“神仙者，何预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居正意绌，而学谟方盛气见，居正笑谓：
“此二人者，皆君乡人。事渺小，且以往，不足道。”学谟薨然而退，遂停寝，而南给事中吴之关辈，复吠声有言，报闻而已。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本是一部史传，在该书卷八《张居正传》中记载了围绕昙阳子一事王锡爵、王世贞与张居正、徐学谟等人的纠葛。王世贞受王锡爵之命作《昙阳大师传》，并把因昙阳子仙化一事而与张居正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了交代。可以看出区区一女子的仙化之事竞如此意味深长，已构成一场政治事件。给事中牛维垣、御史孙承南为迎合张居正之意，上书弹劾王锡爵、王世贞兄弟张为怪幻，弹劾的奏疏上报皇帝，皇帝“下礼部”，意欲有大动作。或许二王氏自感事危，可能是他们请了皇太后，皇太后通过宦官告诫张居正不要借“神仙”生事，这样张居正、徐学谟才罢手。可以看出借昙阳子一事，弹劾王锡爵、王世贞的幕后推手其实是张居正。严嵩的前车之鉴，使处于权力顶峰中的张居正自有“高处不胜寒”之危。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王锡爵、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反对张居正贪权不尊制守丧，张居正运用手中权力将他们逐出朝廷。对这些人张居正并不放心，他似乎一眼就看出了王锡爵、王世贞“附魅”昙阳子的真正用意，于是通过言官的弹劾，对二王氏进行反击，藉以消除人们对昙阳子的崇拜，将二王氏打造的“非常人”的昙阳子还原成“常人”，也就是对昙阳子进行“祛魅”，借此打击政敌、保护自己。此时虽已仙化的昙阳子却身不由己卷入一场文化解释权争夺的漩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解释权利的归属意味着会有不同社会意义的附加。然而，两股势力的较量尚未见高下，却因皇太后的强力介入而使这场文化权利之争暂时消歇，可是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不断流动，“附魅”、“祛魅”彼此纠缠，两股势力借助昙阳子之事还在暗中较量。大宗伯徐学谟为二王氏乡党，一方面积极主张毁观焚骨、打压二王氏，以获得张居正的欢心；另一方面又不想完全得罪二王氏。在与王世贞的信函中徐学谟劝王世贞切勿放弃仕路，认为其“早服黄冠，陶情物外”非“天地生才、国家储才之本意”（《与王凤洲中丞》），同时劝王世贞尊崇仙道完全可以私下悄悄进行，大可不必大正旗鼓，嚣张生事。说明身处事局中的徐学谟并没有看出二王氏“附魅”昙阳子，通过建构一种信仰以获得与张居正抗衡的政治资源的用意。或许徐学谟已经看出，只是装作不知，借对此事的关心以讨好二王氏。 虽然因皇太后的干预，言官对二王氏的弹劾停息下来，但是张居正、徐学谟等人对二王氏的敌视仍在，两种政治势力对昙阳子解释权的争夺依然僵持。然而这一状况并未维持很久，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很快受到言官弹劾，并被追夺官秩，再夺谥，抄家，家属充军，且险些遭鞭尸。随着张居正的倒台，力主对昙阳子进行“祛魅”的势力大大受挫，“附魅”“祛魅”两股势力的角逐也松弛下来。此后，二王氏的乡党申时行任首辅，二王氏也被启用。万历十二年王锡爵被朝廷征召，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世贞也被启用应天府尹，后升南京刑部右侍郎。随着二王氏世俗地位的提高，他们对昙阳子进行“附魅”的意义也不复存在，“附魅”昙阳子的行为也冷却下来。然而处于两股势力之外的第三方：一些无逐权意识的文人或民间大众，对昙阳子的热情却有增无减。有关昙阳子事件新的传说在明清笔记、诗话、小说等中却大大增加，如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沈曾植撰《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
（二）》、谈迁《枣林杂俎》等。作为塑造昙阳子形象的第三方，他们所关心的是昙阳子仙化的真伪、《牡丹亭》是否影射昙阳子等问题，与对昙阳子进行“附魅”“祛魅”者的政治用意大为不同。
王锡爵、王世贞与张居正、徐学谟等在昙阳子的“附魅”、“祛魅”中相互分化，彼此纠缠，他们以昙阳子为符号进行一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然而在这场权利争夺场域之外，作为第三方的文人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却赋予昙阳子另一层“返魅”意义，此种从非逐权层面对昙阳子形象的建构，主要源于民间，带有非功利色彩，此种势力的介入使昙阳子形象愈显复杂。这也使王世贞的《昙阳大师传》在历史叙事中存在着真实事件与真实理解之间的分歧问题。由于昙阳子仙化之事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普通大众首先关心的是昙阳子得道飞升的真伪问题，这一追问的背后是昙阳子是否值得信仰的问题。在二王氏与张居正、徐学谟关系缓和下来之后，坊间就有了昙阳子未死或死而复生的传闻。明代沈德符有一篇《假昙阳子》：
王太仓以侍邓忤江陵，予告归。其仲女昙阳子者，得道化去。……既而太仓入相后，渐有议昙阳尚在人间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鄞人娄姓者，自云曾试童生，以风水来吴越间，挈一妻二子，居处无定，其妻慧美多艺能，且吴音，蓄资甚富。缉盗者疑之，踪迹之甚急，度不可脱，则云：“我太仓人王姓，汝勿得无礼”。于是哗然，以为昙阳矣。……王氏之老仆乡居者，及宗党之耄而晓事者，独心疑之，谛视诘辨良久，忽日：
“汝非二爷房中某娘耶？”始色变吐实。盖相公乃弟学宪（鼎爵）爱妾也。……余尝叩辰玉，令姊升举后，曾有[相示、以践生前诸约否？辰玉云绝无之。
普通大众的言说固有好奇的成分，但对凡人成仙，人们总难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于是大家便以各种揣测来理解昙阳子仙化之事。在昙阳子仙化不久就有了“昙阳尚在人间者”的传闻，也就是这一事件经过冷却后，普通大众便以自己的经验进行反思，力图拥有自己的文化解释权。昙阳子仙化四年后便出现了王锡爵之弟王鼎爵的爱妾假托昙阳子以脱身之事，不料被人识破。沈德符对昙阳之事也颇为好奇，追问昙阳子之弟王衡：昙阳子化后是否还有灵异显现、“以践生前诸约”？王衡的回答：“绝无之。”这一问一答，似乎使当年王锡爵、王世贞颇费心机策划出的昙阳子“仙化”之事露出了破绽。昙阳子仙化后，冒充者似乎有多人，这些人多是熟知这一事件者，利用人们的怀疑假充昙阳子在世。明代沈瓒《近事丛残》有这样的记载：“太仓王学宪鼎爵于瓜州娶一婢，名日瓜秀。……有浙狂生某者与之狎，问知其乡里，又能言相公家事。异之日：‘之莫非即往年所成昙阳乎？’曰：‘是也’。于是狂生扬言于人，自称王婿。且为诗歌以彰之，遂有流言于世，可恨哉！”冒充昙阳子者多为王锡爵或王鼎爵的家人，这些人似乎对昙阳子的实情知道更多，利用王家与外界信息的不对称，加之人们对此事的怀疑，来冒充昙阳子。当然，普通大众是以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来理解昙阳子，他们只是听说，无法从自身经验层面来感知这一事件，因而将信将疑，这样就使人有了可乘之机。这种死而复生的传闻或冒充，并无政治意图，是一种中立的民间视角，力求事物真相，故为昙阳子形象之“返魅”，这样昙阳子形象塑造的主场便由士大夫转向民间，由“附魅”和“祛魅”的两极对立转向不带功利色彩的“返魅”。
在接连有人冒充昙阳子之后，昙阳子未死的传闻不断发酵，于是有人便把昙阳子形象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联系在了一起。明代徐树丕有这样的记载：“往岁闻之文中翰启美云：‘若士紊恨太仓相公，此传奇杜丽娘之死而复生，以况昙阳子；而平章则影射相公也。’按：昙阳仙迹，王元美为之作传，亦即彰彰矣。其后太仓人更有异议云：‘昙阳入龛后复生，至嫁为徽人妇。’其说暖昧不可知，若士则以为实然耳。”在昙阳子的故里有人说昙阳子“龛后复生”，“嫁为徽人妇”，汤显祖据此写出《牡丹亭》，昙阳子就是杜丽娘的前身。这一说法姑且不论真实与否，昙阳子身上杜丽娘意义的附加，就使当初二王氏所打造的“仙女”、张居正力图要还原的“凡女”，一下子变成了杜丽娘一样的“情女”。杨恩寿在《词余丛话》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汤显祖是在昙阳子事件触动下，产生灵感，创作出《牡丹亭》，其最初动因并非影射昙阳子，可剧作出来后，读者的联想效应，有影射昙阳子之嫌，由此汤显祖亦涉轻薄。在人们不断往昙阳子形象上附加杜丽娘意义时，清代龚炜对此进行辩解：
昙阳子仙去，凤洲先生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夫神仙之说，欺愚易，而罔智难；饰远易，而诬近难。凤洲先生以绝人之才，负天下之望，生同里 ，苟非信而有征，肯称弟子、浼笔墨、啧啧传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汤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轻薄浮浪者比也。……吾意《牡丹亭》之误，人见夫还魂之事近乎仙，太傅适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谓杜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拟议其事以实之。负怨二百年莫为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昙阳子与《牡丹亭》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昙阳子仙化在前，《牡丹亭》创作在后，且汤显祖又是寓居太仓创作出《牡丹亭》，那么是人们看了《牡丹亭》想到昙阳子，还是汤显祖知道昙阳子之事后创作出的《牡丹亭》？数百年来民间围绕这些问题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间力图给予昙阳子形象一种解释，在他们看来在死而复生这个契合点上，杜丽娘身上有昙阳子的影子。作为与昙阳子有着亲缘关系的龚炜则认为这样的解说使昙阳子“负怨二百年莫为申雪”，说明在昙阳子形象上附加杜丽娘的意义的说法由来已久。其实，除了死而复生这个相似点外，在重情这个层面，昙阳子身上也有杜丽娘的影子，也就是王世贞在《昙阳大师传》中过于强调昙阳子重“凡情”，为后世在昙阳子身上附加杜丽娘形象留下较大空间。王世贞、王锡爵当年都有对昙阳子重“凡情”的渲染，在对昙阳子进行“附魅”的过程中，二王氏一方面突出昙阳子的“超人”法力，以赢得众人膜拜，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昙阳子的人世隋怀。或许在二王氏看来神力与“凡情”的交织才更能使昙阳子为大众所接受。为此王世贞《昙阳大师传》中有很多昙阳子重“凡情”的记载：当昙阳子确认徐景韶已亡故，为之“蓬跣而哭三日，出其橐，则有成制缟服草屦，御之，以见学士夫妇”，昙阳子未嫁而守节，完全是一种世俗化的礼数，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道所为。此后已有“超人”法力的昙阳子来到徐景韶墓前，表现出一副痴情女子的形象：“时暑方酷，师（昙阳子）暴烈日中，夜则当风露，蚊蚋群嘬之，抚而笑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载矣。骤雨庭中潦几尺许，请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谓师力不可使，不受嘬与暑雨侵乎？师日：使我不受嘬与暑雨侵者，何名苦愿也？”昙阳子更像是“人”，而非“神”。王世贞将昙阳子打造成具有人问情怀的人。因其“凡情”才易使人靠近，才更具感召力。如此，昙阳子超人法力让人敬羡，痴情守节引人动容。昙阳子飞升之前再次来到徐景韶墓前，以发髻归葬未婚夫：“设祭毕，忽袖刀割右髻于几，日：吾以上真见度不获死，遗蜕未即朽，不获葬，此髻所以志也。为我谢参议君，幸启徐郎之窆而y之”。昙阳子这一举动更表现出一种世俗情怀。以上《昙阳大师传》中三个片段，使昙阳子不像是仙女道姑，更像是一个痴情女子。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哀感顽艳”，王世贞在《昙阳大师》中运用了“化工之笔”，云：“比为元驭属，草先师传，得万余言，其事颇详核，不经化工笔，恐不足称也。”王世贞受王锡爵之托、运用“化工笔”意欲拨动读者的心弦，让人们为昙阳子的痴情而扼腕。王世贞对昙阳子重情持肯定态度，其在为李希直之母作墓志铭时，云：“昙阳子道成而羽化，然犹露坐于徐墓，割发殉其所字之子，而后就玉京之驾。”王世贞肯定昙阳子的世俗情，后来在为昙阳子撰《纯节祠记》时又进一步强调昙阳子的痴情，当然，此种世俗之情王世贞将其上升到道德意义层面，而非简单男女之情。王世贞赞赏昙阳子的“纯节”，即有“竹”“丝”之德，坚贞而不染。在昙阳子评价问题上，王世贞既坚守儒家伦理，又不废佛、道之忘情。这些思想看似矛盾，可王世贞却能将之统一，究其原因是对“三教合一”思想之深入把握。王世贞《吊徐郎新墓是仙师留发处》一诗运用“萧史弄玉”、“韩凭妻”的典故，表明昙阳子、徐景韶在世虽不能作比翼鸟，死后却可在仙界逍遥于“八垠”。王世贞当年或有意或无意对昙阳子重情钟情进行摹画，使昙阳子仙化之后，人们在其身上发现了杜丽娘的意义，说明昙阳子形象的历史演化一方面是新意义的附加，另一方面又是新意义的发现。
昙阳子仙化后，其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不断解读，新意义的不断附加使昙阳子形象的历史感越发厚重。同时，昙阳观的存在使昙阳子形象得以固化，这样后世文人墨客每经这里就会对其进行一番吟咏，新作品的出现会有昙阳子新形象的塑造和新意义的附加。吴伟业来到昙阳观，写下了《昙阳观访文学博介石兼读苍雪师旧迹有感》一诗，云：“吾州城南祠仙子，窈窕丹青映图史。玉棺上天人不见，遗骨千年蜕于此。”昙阳观建成多年之后，因年久失修，已不复存在。在昙阳子仙化二百多年后，鳌图来到太仓做知州，又为昙阳子重新建观。洪亮吉来到新建的昙阳观，写下了《昙阳仙观题壁》：“生（升）天成佛事皆真，二百年来记昔因。化a人归冤已剖，钓鳌客到观重新。虫鱼篆尚留遗迹，麟凤洲先谒后尘。毕竟传疑由弟子，昙鸾枉说化前身。”诗中认为昙阳子之事真实可信，有人之所以产生怀疑，是因为王世贞在《昙阳大师传》中说昙阳子是昙鸾师的化身。昙阳观的重建，洪亮吉昙阳仙观的题写，说明虽时过境迁，人们还在重构昙阳子形象，或者对其附以新的文化意义。这与当年二王氏颇有政治意图的建构已大为不同。
在昙阳子仙化四百多年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妮・沃尔特纳对昙阳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探求昙阳子仙化之事，曾多次探访太仓，最后撰成《昙阳子与王世贞：圣者与官僚》一文，通过对昙阳子传奇身世的考察，凸显其因得道升仙而为文人膜拜的经历，介绍了中晚明民间围绕昙阳子飞升所兴起的宗教热情，指出昙阳子代表着世俗道德的权威与节妇的典范，提出道教与佛教的大众实践方式，为女性生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提供广泛空间，妇女通过宗教信仰摆脱了家庭责任而成为圣者。安妮・沃尔特纳教授为昙阳子形象的建构赋予了新的意义，然而昙阳子之所以能成为“圣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王锡爵、王世贞等人的推动。对二王氏的推动之力，安妮・沃尔特纳教授似乎未给予足够重视。
总之，昙阳子形象的不断建构使其文化意义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在昙阳子形象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的共同体验和个体体验彼此交织，而使昙阳子的文化意义不断附加和累积。通过昙阳子形象文化意义的探讨可以看出明代社会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