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代的启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孕育着不同于西方的内涵。中国近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学贯东西，在民族困顿、国家危亡的情况之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启蒙这一主题放置在个体解放和国家救亡的矛盾之中，在繁芜的思想困境中做出了艰难的抉择，然其负面影响值得反思。
[关键词]五四;启蒙思潮;救亡;走向;问题
一、五四启蒙思潮的兴起
百日维新的失败阻碍了中国政治效法英日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掉了一次契机，不过革命已成必然趋势。在辛亥命革过程中，国内萌发的新思潮开始汲取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主流文化思想，开始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伟大尝试，五四启蒙思潮应运而生。
二、从“双重变奏”到艰难的历史抉择
晚清的维新改良和辛亥革命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不少学者认为是由于参加的人数少，并且民众没有觉悟，即缺乏国民性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主张彻底摒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是文化而并非政治。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蕴涵有政治因素，“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虽然反传统，但是仍然有本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这也是新文化运动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的原因，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合流，即思想启蒙与救亡启蒙合流。李泽厚先生于八十年代所作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将其称为“双重变奏”，应当说是一语中的、恰到好处。首先，启蒙借助救亡运动这一契机而大张声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很大解放，更进而向大众普及。其次，启蒙也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组织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就与其息息相关。
五四启蒙既具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启蒙意义，又具有反对封建统治和列强侵略的政治意义，既包含着“启愚昧之蒙”，又包含着“启救亡之蒙”。“救亡属于政治范畴，但救亡又离不开思想启蒙，二者之间虽然可以互相推进，但却不能互相代替。”（3）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展开，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发现两者之间还有相矛盾的一面，便有意识地将二者的重要性加以调整，所以史学界有人主张“救亡压倒启蒙”论。而李泽厚先生正是持此种观点，“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的逻辑）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4）
但是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思想启蒙与救亡启蒙应当是依然“同行”的，而并非“压倒”。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对民众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以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改造旧中国。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斯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号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做最彻底地、剧烈地变革，可以说是政治性质的革命启蒙。如此一来，在五四运动以后，启蒙思潮就发生了分流。正如林华国所认为的“事实上，从五四时期起，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5）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地、艰苦地探索之后的结果。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正如罗素曾经所言：战后的中国人“对西洋之文化，亦抱怀疑之态度。有数人告予曰，彼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尚不胜怀疑;及欧洲战争，乃不能不思欧洲之文化，必有缺点者在。”（4）这些缺点和问题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其次，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路径，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解放之路;同时，苏俄还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赢得了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以苏俄社会主义的胜利，给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来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
最后一点，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出了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强大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以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而告终。然而当时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各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林立，体系比较完整，制度比较完善，经过多年地学习和实践本应成为道路所取。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居然成为了一根挽救国家危亡的稻草，所以，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抉择，冥冥之中的偶然，却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五四启蒙思潮的“瑕疵”
首先是“生物进化论”的历史观问题。自从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介到中国后，进化论便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而五四新文化人的历史观基本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中说，他名字中的“适”字便是取“适者生存”之义。在当时巨大的变局之中，一批先知先觉的爱国知识分子苦苦地追寻着富国强民之道，恰逢其时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观念的传播契合了他们渴求革新的愿望，不但可以消除时人普遍的悲观情绪，而且可以支撑起国家能够迅速强盛的希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进化论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庸俗化了，对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热切渴望使启蒙者们将这种历史观化约为历史的单向突进，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乐观与廉价的粉饰。”（5）由于其对优胜劣败的片面强调以及一元化的思维，使它在强调自强更新摆脱奴役和压迫的同时也潜伏着另一种危险，那就是造成新的奴役和不平等。回顾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独裁统治以及法西斯战争，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这种斗争论历史观难辞其咎。
其次是启蒙的个体与群体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启蒙运动是鼓励个性解放，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故而启蒙思想传入以后，中国思想界热烈地提倡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自觉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但是，由于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思想的深沉积淀，使五四启蒙者们又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于是，他们在努力寻求自我解放的同时艰难地探索着由个体向群体融汇的蜕变。最终他们不得不陷入一种矛盾之中，那就是个体性实现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使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放弃个体性诉求，那么将会给自己带来丧失自我的痛苦，但若远离民族救亡来追求心灵表达，则又有被现实湮没、被后世遗弃的危险。最后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逼，使得当时集体救亡启蒙思想的兴盛，同时个体启蒙思想发展的脚步放缓，故个体解放和民主自由思想不够深入和彻底。这样的结果使得封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进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不属于单一的文化范畴，它既涉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包含社会状况和文化观念的变迁，而这些结构、状况和观念的更新又只能通过“救亡”，通过解决根本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来实现。由于当时国权与人权的矛盾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所面临着的巨大困惑，启蒙者在一时之间未能找出闭门之钥，这就需要他们对之前的思想启蒙和运动进行反思。直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终于认识到“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消亡而已。”（6）而在事实上陈独秀并未放弃民主启蒙的内容，而是认为救亡迫在眉睫，但又需要启蒙来支持，同时再以救亡来推动民主启蒙的发展。从此，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既要把救亡提到重要地位，又要让启蒙进行下去的新阶段。但救亡（反对帝官封）与启蒙（拥护民主与科学）导致了中国既要打倒帝国主义，又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政治制度这一互相矛盾的悖论;同时决定了中国以后启蒙与救亡的模式，那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先解决国权问题。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为救亡提供思想武器和队伍组织，又蕴含民主主义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思想。这样，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艰难的思想博弈，最终做出了抉择，即由前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变为后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然而其遗留问题还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2]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11.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社，北京，1987-6.
[4]高翠莲.浅议五四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演变[J].民族史研究，2001（01）.
[5]李泽厚.启蒙的走向[J].t望周刊，1989（01）.
[6]林华国.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J].高校理论战线，1996（06）.
[8]翟永明.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局限[J].东岳论丛，2004（02）.
[9]见《答顾颉刚》，转引自高翠莲.浅议五四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演变[J].民族史研究，2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