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了另一种状态,而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种视角、层面和领域来描述,因此,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考察和理解经济“新常态”。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计划经济常态”经过“市场化转型的市场经济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是“旧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转换,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并持续演进。在国别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企业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与美国等“去杠杆化、强化政府管制”的“新常态”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阶段和环境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适应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区域、产业,甚至城市、企业等视角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市场经济常态;市场经济非常态;市场配置资源;去杠杆化;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化改革;产能过剩;经济发展转型;资源环境约束;创新驱动
一、引言
齐建国: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
但是,目前国内对“新常态”的理解差别巨大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无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关于“新常态”的讲话背景看,还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对“新常态”时期的政策宣示内容看,都不是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是针对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致的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作为国家最高领导面向世界宣示的国家决心和政策主张与取向。 。有人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转变。也有人对“新常态”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解释,认为“新常态”下,就业将更充分,收入将更均衡,社保将更完善,增长将更平稳,物价将更稳定,质量将更提升,总之,“新常态”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似乎“新常态”是一种我们期待已久的理想经济发展状态。然而,国内许多专家对“新常态”的理解与国际上首先提出“新常态”的初衷和内涵相差甚远,“新常态”显然被一些中国学者“中国化了”。“新常态”一词,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经济,也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涵。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首先需要明确其“语境”。
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
张慧莲和汪红驹(2014)曾撰文指出,“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那么,什么是经济“常态”?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同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由市场竞争及竞争主体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一般只是短暂的;在竞争和自由价格机制下,供给平衡和短缺都是“非常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而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常态”是“短缺”。也就是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但又是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因此,当我们用“常态”“非常态”以及“新常态”来描述经济发展的状态时,首先要明确话语的经济体制和运行环境。虽然中国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处于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市场经济构架已基本健全,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理所当然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的。 1.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市场配置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产能适度过剩
当然,市场经济也存在局部或短时期技术性供不应求。例如,一种受市场热捧的新产品刚刚问世,生产能力建设需要一段时间,会导致市场在短期内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资本的趋利性会导致资本迅速向这样的领域流入,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常态”。此外,垄断性企业的“饥饿销售战略”也会导致某些热销产品出现短期紧缺,但在技术扩散非常迅速的今天,竞争者会很快通过模仿战略逼迫垄断者结束市场的“饥饿状态”。
2.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供不应求
3.经济“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转变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和产品供过于求的状态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常态”。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会干预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使经济进入“非常态”。如果干预导致的经济状态变化持续时间较短,且并未导致经济运行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则“非常态”结束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旧常态”。如果政府干预导致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并且被固定下来,或持续演进下去,则经济发展会进入“新常态”。比如,当前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确实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机制和市场结构,增加并强化了政府监管制度,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正在持续演进,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因此,把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放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来理解,实际上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讲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转变,不但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的旧常态”,而且要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由政府强力推进经济粗放型周期性高速波动增长、利益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发展状态”(即“市场化转型的旧常态”,或者说“市场经济的非常态”),转向“运行机制更加依靠市场自身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利益分配更公平合理、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新的发展状态”(即“新常态”,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
三、经济“新常态”的国别语境:中国与美国的比较
每个国家因为大小不同、发展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不同,它们的经济“常态”也不一样,并不存在世界统一的经济“新常态”。
在商业领域:“新常态”下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过度超前的信贷消费”受到了抑制,商业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必须适应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要在“新常态”中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在宏观经济层面:“新常态”下,“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将是以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必将重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而且必须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由此可见,美国原创意义上的“新常态”一词,本意是让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和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新常态”并非是在原来“新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新新经济”来临,而是对“新经济”时期产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当然,由于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同的预期,因而对美国是否存在“新常态”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内需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经济结构失衡、外需增长乏力以及进出口方面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仍然畸形;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宏观调控思维惯性导致过去十多年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严重失误;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
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经济功能过强,人治大于法治在各级地方政府行为中表现突出,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致使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透支未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土地过度开发,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开发严重超前,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破坏,进而导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减慢。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三方面(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见,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美国经济“新常态”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与美国相同,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机制却不是要施以更多的管制,而是要从过多过强的行政管制走向不断的松绑,“审批”特色将不断淡化,这与美国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新常态”是“金融体系的自由化降低,政府和社会的监管将会加强,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将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竞争者进行痛苦的竞争中进行”;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该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